中西伦理与道德的差别及其影响

法西斯将人当作工具;上帝把人置于危险的境地;人处于被决定状态下,这时没有道德可言。当人有了自我意志后道德便萌生了。道德是在境遇中发生的,在不同境遇中有着不同的复杂的感情。本文分别从中国情感性的伦理道德与西方理性的伦理与道德入手,阐述中西伦理与道德的差别及其影响。     

公德意识: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石

和谐社会的构建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在道德体系中具有最广泛影响的公德体系具备了伦理基石的地位。从历史视角探究传统文化中公德意识的阙如以及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探讨公德教育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突出公德意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伦理基石的必要性。     

《新世训》的伦理学启示

《新世训》伦理思想对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启示：体现在新的伦理学立场上，把大量道德中性的思想、行为从理学的“非此即彼”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减少了道德评价对人生的过度介入；体现在伦理观的特点上即理性化、平民化、生活化；体现在它的现代伦理意义上，给处于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价值依靠。从传统伦理思想中提取了人们的共识，给现代的人们自身的精神心里矛盾给予解脱，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如何和谐的生活提出了实际可行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法。     

阳明学与“报德学”运动——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德化教育”作用的思考

日本幕末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为解决社会上诸多问题,出现了心学运动和报德思想运动。明治后期,国家面对社会危机,仍然提倡"二学",实行德化教育,以打造新日本国民形象,阳明学和报德学均提倡忠孝、至诚和实行等,体现了德行伦理内核。但是道德规范并非法律法范,不能作为"戒律"或"禁条",这在中国历史上和日本近代道德教化实践中都有过教训。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法律教育传承方式,这在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文化中应有保留。     

先秦儒家的财富动力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创造财富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人们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受不同的财富观念的支配,不同的财富观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导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激情。先秦儒家的经济文化思想是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水。儒家思想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的重视超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更重视如何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分配财富而不是如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强调天人合一,不具有西方那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意识;对人们生财取利的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上,先秦儒家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富而好礼”,认为“义”是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终极价值;在对人们的求利欲望的分析上,把经济政治化、经济道德化,给本来作为手段、作为财富形式的金钱本身披上道德的外衣。受儒家传统财富观的熏陶,中华民族缺少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冲动,但却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致富思源”,这个“源”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包括那些对民族发展与富强产生积极作用和巨大推动力量的价值观、理念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未来学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经济文化思想,并实现对传统的超越。     

论杨潮观杂剧的人本意识

杨潮观部分宣扬传统道德伦理意识的杂剧作品寄寓了作者对于人的素质的认识和理想,体现了其追慕的人格境界和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存权利和价值的愿望,反映了进步的人文观念和人本意识。     

伦理学视角下看“科技奥运”

如何从伦理的角度揭示科技奥运呢？本文主要从奥林匹克的基本特征和“科技奥运”的内涵出发以及“科技奥运”的提出符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体现了奥林匹克最本的宗旨、科技奥运为伦理精神的发挥提供保障来一一阐述。     

体育教学环境伦理构建的策略与措施

伦理学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而道德是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体育教学具有运动性、社交性、开放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具有伦理性特点。体育教学伦理主要强调学生的道德品质,致力于强化和提升学生的团队意识、竞争意识、责任意识、纪律观念和精神意志。     

析道德失范及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

当前我国的道德失范是一种结构性失范 ,是转型时期道德发生根本性嬗变造成的道德缺失和错位现象 ,在道德生活变迁的基础上 ,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要从传统的以“人情良知”为特点的个人伦理转向现代的“基于规范”的制度伦理 ;道德建设可从法律和职业道德两个层面入手。     

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示范作用

1.儒学的价值系统驱使社会风俗向善,在传统社会中起着“美俗”的道德功用;但过分地着重人格的道德精神层面而泛道德化的倾向容易培养起道德至上的意识,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2.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决定于儒学的人格理想;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实质上是儒学价值观的历史的落实。3.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良心,是中国社会人伦价值的倡导者,承担者和传播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     

古代诚信观与现代诚信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诚信主要着眼于个人的为人处事、修身养性 ;在诚信的道德建设上 ,重内诚之德的修炼 ,轻外信之德的实践 ;在具体措施上 ,厚诚信道德教化 ,薄诚信制度建设的确保。当前 ,决定诚信存在性质和作用性质的首先是经济规律 ,然后才衍生为伦理原则。市场经济下的诚信 ,主要不是道德境界 ,而是指每一个市场主体、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基本义务。因此 ,诚信建设也从社会思想意识层面下移到社会制度层面上来 ,从人们“愿不愿为”提升到“必须为”的高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伦理问题——我国和谐社会的道德本质

“和谐社会”可以理解为社会诸要素的融洽整合与协调发展,它自身需求合理有序地规范和协调社会诸要素的关系,这就决定了道德资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道德作为伦理范畴,自身也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并通过道德原则体现出来。     

“人-自然”观:环境教育的伦理学基础

近一个世纪以来,伦理学的研究范围逐渐从“人一社会”关系延伸至“人一自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本文介绍并分析了几种主要的“人一自然”观,结合环境教育的历史发展,明确指出“人一自然”观是环境教育的伦理学基础,培养环境意识的核心是树立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观念;生态伦理学应该在人与自然谁为生态伦理之中心的问题上加强研究,以便为环境教育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忠”在中、日传统伦理中的地位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一种重要规范。当它随着儒家学说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传统伦理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忠”在中日两国各自的传统伦理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呢？尽管已有学者作过探讨,笔者以为仍有不够严谨之处,为此撰文讨论。恩格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１３４页）中国传统伦理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伦理观念和规范也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着它们的自身涵义,以及它们在中…     

非道德主义的道德——评韩非子的政治道德观

韩非子在历史上饱受非议，其著作《韩非子》使其背负了“刻薄寡恩”的千古恶名。然而，“非道德”并非完全“不道德”。“轻道德”更不能等同于“无道德”、“反道德”，故不能一概而论韩非子完全摒弃道德。事实上，道德在其政治统治思想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作用。从厘清“非道德主义”概念出发，剖析其政治道德观，提炼出其中内含的道德“实然”因素和“应然”作用，批判加之其身的“政治无道德”的传统论点，以期还历史著作和历史人物本然面目，并从中获得治国之道的有益借鉴与启迪。     

论伦理法律化的社会意义

伦理是约定俗成的、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律性规则;法律也是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其实质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政权保障实施的强制性规则.伦理与法律关系极其密切,伦理是法律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法律建立的基础.但是,其“软法性”又决定了单靠伦理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故法律又是伦理实施的切实保障,因此“法律伦理化,伦理法律化”.     

加入WTO与“普遍伦理”

我国加入WTO之后，寻求“普遍伦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寻求“普遍伦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寻求“普遍伦理”应从现实的人出发，把商品经济关系作为寻求“普遍伦理”的基础，并正确把握价值规律和道德的关系。普遍伦理的基本内容包括：在人与人之间，诚实劳动、平等互利。在人与社会之间，两者兼顾。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普遍伦理是个人道德行为的理论前提，也应当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     

从传统廉政文化渊源谈为政之德

“廉”作为对为政道德的基本规定而具有其伦理价值的合理性。作为一种道德活动,“廉”已存在于原始社会末期;作为一种为政文化意识的觉醒,“廉”德发端于西周时期,周初“六廉”的提出,是这种廉政文化意识觉醒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对“廉”作出了不同侧重的发挥。传统廉政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得到了广泛继承和弘扬。廉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价值追求。为政之德,以廉为本。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所在。     

从伦理学角度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原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影响：这一原则向劳动主体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责任；体现了伦理学评价的最高道德标准；将促进劳动主体伦理价值内涵的深化和扩展；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公平观；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功利原则和本质要求。参１３。     

《左传》记载“杀王”事件预兆与国君命运之关系考察

《左传》所记载的事件预兆与国君命运关系的事例，映射出了“杀王”的象征意义。原始时代通过直接杀死“王”而终结“王”的生命，被文明化后的通过否定“王”的意义而消灭“王”的价值所代替，体现着中国文明中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原则。道德主义在世俗权力前的脆弱无力，又迫使儒家从“杀王”的原始宗教思维中寻求制约力量，因而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殊的政教合一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