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确定性、进口产品多样性与能源效率

以2005—2019年我国除西藏外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来测度环境约束下的能源效率,并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探讨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进口多样性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政策不确定程度跨越门槛值将削弱进口多样性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作用.政策环境稳定的能源输入省,需摒弃被动跟进型贸易政策,增加当地劣势产品的进口种类和进口渠道的多样性.稳定经济环境,刺激国内市场是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能源结构多样性与能源效率的协整分析——以省际数据为例

利用香农-威纳指数,对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2010—2012年的平均能源消费量的能源结构多样性进行测算,测算结果发现各省能源结构多样性特征不同.然后利用DEA方法,对其能源效率进行测算,测算指标包括能源投入、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对得到的DEA评价值进行分析,发现除直辖市和生态保护相对完好的省份外,其余省份能源效率均不足.最后利用协整理论,研究能源结构多样性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协整关系,多样性指标每增加一个单位,能源效率提高12.47%.     

长春市工业能源强度解构分析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物质条件,也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能源强度体现了能源利用的技术、管理水平,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发展是否稳定与均衡.1997年～2008年,长春市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单位产值能耗)下降了64.8%.为了解释能源强度的这种变化,引用解构分析将该市工业能源强度分解成回收利用、技术效率、产业结构和进口4个因素,并利用完全分解公式计算各因素对长春市工业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量.研究结果表明,1997年～2008年长春市工业能源强度降低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变动,其次为技术效率提高,进口因素使能源强度上升,回收利用因素的作用极微.产业结构因素在2003年之前促进能源强度的降低,2003年之后则导致能源强度的上升.技术效率因素发挥的作用一直很稳定,特别是在2005年以后大大促进了能源强度下降.     

能源政策研究与环境政策关系浅谈

如果把交通比做经济的“神经”,那么能源就是经济的“血液”,在能源政策研究方面,应从以下几点把握和环境政策的关系:一、能源政策研究和环境政策的关系首先应体现在造就更多的“清洁血液”由于能源短缺,世界绝大多数各国都把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作为其能源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广西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效益途径研究

首次尝试以协同效益新思路并结合定量分析方法对广西及其特定经济区域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探讨.本研究创新地运用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对广西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状况进行综合定量分析以及定性描述.分析显示广西地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控制效果明显,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措施仍需加强,建议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工业能源消费比重,鼓励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大非化石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基于研究结果对该地区能源政策和环境污染控制政策做出科学评价,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协同效益政策途径建议.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双重门槛分析

基于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将创新水平设为门槛变量,检验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不同创新水平会导致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门槛效应,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双门槛U型结构.3)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差异很大,"高创新水平"地区大多处于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可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创新水平"地区大多处于东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绝大部分西部地区处于"低创新水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负影响.     

我国制造业升级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30个行业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选取制造业30个细分行业2005—2011年的数据,从制造业结构优度和价值链高度2个维度出发,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建立STIRPAT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以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建立制造业升级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深入探究2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升级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2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小于14.292或大于17.353时,制造业升级能够显著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而当企业规模介于14.292~17.353时,制造业升级却增加了煤炭消费量,从而恶化了能源消费结构;当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所测得的门槛值分别为0.015和0.070,并且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力度越大,制造业升级对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存在的积极作用越明显.最后,据此提出了加大产业技术投资比例,适度扩大企业规模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利用我国29个省市1995—2011年的数据,构建了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并在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结合的视角下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单门槛,它们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双重门槛,低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较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而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创新;从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结合的视角来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仍存在双重门槛,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当金融发展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创新,而当金融发展效率较高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基于DDF模型的能源效率与环境管制成本分析

考虑到能源、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环境DEA技术概念出发,将传统的DDF效率测度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扩展后的DDF效率测度模型分析中国的能源效率现状.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能源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能源效率最高的区域为三大城市,低效区集中在西部.同时,能源效率相对较低的西部区域其环境管制成本呈W型.     

能源技术创新对经济、能源及环境的影响

能源与经济紧密相连,而能源与环境更是紧紧相扣.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能源所提供的动力,但是能源的过度使用却也反过来透过对环境产生负面冲击的方式,抑制了经济的成长.基于此,藉由促进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或许是达成经济持续成长与环境质量提升双赢局面的终南途径之一;而在分析经济、能源及环境的互动过程时,有没有及如何将能源技术创新及内生学习效果纳入考虑,也将是能否更精确衡量冲击或政策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Goulder和Mathai,2000;Kemfert,2005).透过类似Kypreos(2005)在MERGE模型中处理能源技术创新与学习效果的方式,将台湾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电力技术之学习效果藉由部门技术变量内生变动的处理方式,重新检视相关政策对总体经济、能源及环境等方面之影响.结果显示,技术创新与学习所带来的"扩张产能"、与"降低成本"效应,一方面会给经济带来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污染排放的轨迹.而模拟分析结果也呼应Goulder和Mathai(2000)、Kemfert(2005)及Kypreos(2005)等之结论,再次突显能源环境评估中纳入能源技术创新考虑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