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光伏贸易争端对双方经济损益的影响分析

本文选取了中欧之间光伏产品贸易争端为研究案例,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和欧盟两个经济体在发生贸易争端之后贸易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争端使得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下降4.88%,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下降1.84%.与此同时,由于生产链条的全球化,中国出口品生产减少引致进口投入下降,进而使得从欧盟进口的相关产品减少,欧盟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将下降3.93%.本文还分三种情形讨论了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救济效果,结果发现,即使反倾销不引起贸易转移,欧盟的贸易增加值也将下降1.3%,形成"双输"的局面.     

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和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汇率波动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汇率波动对出口和部门进口的影响,进而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比对出口额的影响更大,除了影响出口中的直接增加值之外,汇率波动还会影响进口品和国内品之间的替代,进而影响国内品中间投入结构和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分贸易方式来看,汇率波动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加工贸易在有限程度上缓和了汇率波动对总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对部门出口增加值而言,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大,加工出口比重高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小.     

需求侧全球碳排放强度的度量及分解

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提出了需求侧的全球完全碳排放强度度量方法,建立了经济体维度和最终需求类型维度变化的贡献率分解模型,以及包含碳排放系数、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增加值系数和最终需求4类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1998-200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代表性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变化.结果表明:全球完全碳排放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完全增加值重心在发达国家,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主要贡献仍来自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各国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出口和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并带动了整体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碳排放系数仍是促进需求侧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他3类因素对不同国别不同类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影响效果不一,其中在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国别差异.     

全球价值链研究综述及前景展望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贸易成本的下降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进而驱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以及贸易核算方法的革新.本文介绍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研究,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的定量核算研究,进而综述了全球价值链对产业经济发展和环境责任核算的影响,并指出了相关的研究空白.然后,总结了不同文献研究全球化分工对中美就业和福利影响的不同结论,以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与效应.最后,本文从全球收入链、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挑战、变化新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研究展望.     

经济制裁对目标国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本文主要基于1990–2018年跨国投入产出表和经济制裁数据,研究了经济制裁对于目标国家的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裁将降低目标国家的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产业附加值,使目标国家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转变为资源出口型国家.更长期限和更大规模的制裁更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家的国内附加值.制裁对附加值的影响是按照转口附加值,加工附加值和国内附加值来传导的.此外,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并考虑双重差分法和行业的异质性等设定条件后,本文的基本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中间投入的关联性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比较

作为一种资本,中间投入在生产过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中间投入系数大小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目前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仅仅考虑增加值生产函数,而非总产出生产函数,因此忽视了中间投入在生产过程,乃至评价经济效率中的作用.本文从统计特征,基本模型和实证检验基本范式研究了主题.从统计特征角度,中国的中间投入系数明显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示出了中国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在基本模型上,本文通过理论推导、数值模拟得出结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与中间投入替代弹性、增加值率、技术水平等参数有关.具体表现在:首先,中间投入与最初投入之间的关联性表现为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其次,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与中间投入替代弹性大小反向关系,中间投入替代弹性越大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反之亦然;最后,均衡人均产出水平呈现出随着增加值率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态,换言之,一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增加值率.在实证分析上,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巴西四国的实证检验发现,一方面,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中间投入的替代弹性不同,且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替代弹性明显高于中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各国的实际增加值率与最优增加值率之间存在着偏差,且发达国家的偏差要小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巴西存在的偏差要远大于发达的美国和日本.     

国外最终需求对我国碳排放的诱发效应:基于中间品贸易渠道的考察

考虑到中间品贸易带来的复杂国际分工特征,本文构建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1996-2009年各国最终需求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对我国碳排放的诱发量和诱发系数,并对整体诱发量变化区分生产端和需求端的五类影响因素变动进行了分时段分国别的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发现:国外最终需求通过中间品贸易渠道而间接诱发的中国碳排放越来越大,且欧美和东亚国家最终需求有不同特征的诱发效应.期间,可反映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中间品贸易隐含碳的经济技术效应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效应是整个诱发量变动的最大推手.分国别看欧盟和美国的贡献最大,分阶段看入世后各效应变化更为显著.     

多维需求驱动视角下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增长模式的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含所有制结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增加值形成的模式.主要结论为,中国内资企业在提供最终需求品时对自身增加值形成的驱动效应十分显著,中国外资企业通过最终品供给对自身增加值形成的贡献较大但低于内资企业.国内最终需求引致的增加值在中国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总增加值中的占比最高且逐渐增大,而国外中间需求、国外最终需求引致的增加值比例较小并不断下降.各类需求对中国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增加值影响乘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之外世界各经济体市场需求的转型升级,将通过逐渐变大的乘数对中国内资企业增加值形成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虽然中国外资企业的本地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核心生产活动大多还是在其内部进行,外资的溢出效应相对不足.     

基于EXMODEL对日元美元汇率的实证分析

以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和货币主义的汇率理论为基础,构造出日元美元的汇率模型, 并采用1984--2005年日美两国的经济数据,对日元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进行回归分析,找出决定日元美元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经济指标的选择上,模型中不仅选用了通常用来代表一国经济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的指标------经济增长率,同时选用了反映两国实际消费和购买能力的指标------国内消费总额,而且将利率因素引入美日汇率模型. 结果表明:日元美元名义汇率变动主要决定于两国的GDP和货币供应量;实际汇率除此之外, 还受两国国内消费率和利率变化的影响.     

移动内容服务采纳模式的博弈分析

移动服务巨大的市场潜力使许多行业纷纷加入这一商业领域,从而形成了移动服务的价值链,该链参与各方商业策略的博弈决定了价值链的结构。为了分析提供移动内容服务的各参与方商业模式的采纳,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建立了一个2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并使用逆推归纳法求解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通过分析各参与方的博弈过程以及最终的均衡状态和实现条件,发现当内容产品的用户增加值大于管道模式下的用户风险系数与内容产品价值乘积的条件下,如果内容提供商增加管道模式,移动门户将同时采用2种模式提供内容产品给消费者;如果内容提供商没有动机增加管道模式,那么,移动门户将保持门户模式,初始状态将得到维持。     

基于模糊随机期望规划的跨国供应链战术计划模型

首先对跨国供应链计划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且讨论了跨国供应链中的不确定因素-市场需求的三种数学描述形式-随机、模糊、模糊随机;提出了基于模糊随机期望规划的生产-分销二级跨国供应链战术计划模型,它与以往供应链计划模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市场需求看作模糊随机变量;然后设计了计算机模糊随机模拟技术和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智能算法求解模型;最后对模型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即对模糊随机期望模型使用智能算法,对其等值确定性模型使用分枝定界法,计算结果精度对比证明了模糊随机期望模型的有效性.     

最终需求对经济拉动效率的变化

本文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发现2002年到2007年最终需求对中国GDP的拉动效率有所下降,为分析其下降的原因,文章针对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 该方法将列昂惕夫逆矩阵分解为替代效应和制造效应,并分解出了各个区域对拉动效率下降的贡献. 研究发现内资企业国内品增加值率下降和最终使用结构变化是最终需求对GDP拉动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外资企业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则有利于提高最终需求对经济的拉动效率.     

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典型制造业转移路径的启示

文章基于一种新提出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方法，对2000-2007年及2007-2014年世界产业转移进行了核算，对我国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典型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和"纺织业"在两时期的转移路径进行分析，为这两个行业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提供了若干建议.结果显示，对于"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进一步加强本土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是应对贸易摩擦的最有效手段；此外，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与欧洲经济体分别是其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主要潜在外需增长点.对于"纺织业"，合理有序组织产业对外转移是应对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在对外转移的进程中，严防产业空心化是重中之重；在对外转移的承接国选择上，除了发展中经济体，还可以考虑具有传统"纺织业"比较优势的老牌新兴经济体.     

中国制造业需求驱动研发模式及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解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模式,研究了网络特征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是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共同驱动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结构则为中间需求主导型.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均对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贡献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外最终需求、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因此最终需求是驱动研发投入进而实现创新产出的主要动力.生产网络特征在研发推动创新产出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心度与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交互促进了创新产出的增长,上游度限制了中间需求驱动的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贡献的发挥.     

A Hierarchical Forecasting Model for China’s Foreign Trade

Analyzing the 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values movement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 However, the proposed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limited by the intrinsic complexity of the imports/exports. Since economic systems are naturally organized by hierarchies, a novel hierarchical model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forecast China's foreign trade. First, the foreign trade data are disaggregated from perspectives of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products, forming two independent hierarchical models with total exports and imports as target variables. Second, a bottom-up strategy is applied. All bottom time series are modelled by corresponding control variables according to trading theories. Forecasts for bottom time series are then combined to generate initial forecasts for total exports and imports. Finally, forecasts for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from the two hierarchical models, plus a single VECM model are combined to generate final forecasts. Empirical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proposed forecasting model approach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s benchmark models and produces consistent forecasts for both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or detailed items, which helps a lot for analyzing future trading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making foreign trade policies.     

中国和美国信贷冲击跨境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构建了基于符号约束识别的GVAR模型,并用以考察中国和美国的信贷市场冲击对全球41个国家的不同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紧缩性信贷市场冲击对本国实体经济有显著的负效应,但仅限于短中期;而美国信贷冲击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相当大且持久的负影响.中国信贷冲击的跨国效应较小,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中国信贷市场的本国冲击能解释中国产出近10%的波动,但无论是本国效应还是跨境传导,总需求冲击仍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