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运作模式及启示

英国“脱欧”后,英国政府为了解决科技创新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提出了英国成为全球科技超级大国和创新领域全球领导者的战略目标。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作为脱欧后英国最大的科学研究公共资助机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共同改变明天：2022—2027战略》、统筹9家研究理事会及机构、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制定新政策等措施,在英国研究与创新体系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推动相关举措落地与实施,从而实现英国研究与创新战略目标。本文将重点剖析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运作机制,梳理UKRI在支持和推动英国研究与创新的实施和开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总结UKRI在科技战略规划、研发资源整合、资助基金运作及政策制定与管控等方面的模式及经验,并针对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下推动科技创新工作提出启示与建议。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的国际合作战略与政策及其启示

研究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RI)的国际合作战略与政策对于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管理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分析了UKRI下属的五个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理事会近年来的国际合作战略与政策,包括签署合作协议,建立海外办事处,设立国际合作计划、国际合作专项基金与国际人才计划等。研究发现UKRI的国际科技合作管理工作具有值得我国科研资助机构借鉴的良好经验,如重视国际合作战略的制定、通过多种政策工具为国际合作研究提供保障、国际合作计划类型多样、重视对海外科技人才的吸引等。     

洞见科技发展与竞争态势服务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冠肺炎世纪疫情叠加,加速科技创新步伐并加剧了竞争.全球科技呈现出突破性快速发展态势,国际科技创新环境与竞争格局加速调整,我国科技整体实力也迈向系统性提升新阶段.同时,我国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现代化建设对科技创新提出五大战略需求,即科技强国目标需...     

征稿简则

<正>《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为全面报道国际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态势、政策、管理、评价的综合性科技期刊,以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国际性、政策性、指导性的科技智库型期刊为发展目标,主要刊登科技发展评述与展望、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科技发展态势与趋势、科学技术预测与预见、科技评价与评估、科技政策与管理、科技决策与咨询等方面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文章、综述评述性文章,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决策、科技战略规划和科技管理。主要栏目:科技评述     

科技强国最新数据战略及其实施态势分析

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竞争要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日益凸显,如何加强数据的顶层统筹、要素集聚和广泛应用,已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大事.本文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德国等科技强国和地区最新发布的数据战略及其要点与实施应用态势,研究发现这些科技强国将数据作为国家和地区重要战略资产进行...     

韩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发展与启示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没有良好的创新体系就无法突破核心技术,进而在全球化竞争中受制于人。韩国采用了与中国类似的科技管理体系,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本文结合最新数据资料,分析了韩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特点,总结了韩国科技创新管理体系构建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欧美量子科技政策及其背后相关科学家分析

量子科技是具有极强产业远景和关系国家战略发展的前沿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量子科技的发展列入国家重点战略.了解量子科技发展强国的相关政策和科学家信息,可以管窥到其在政策制定上的一些特质,也可以为预测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梳理了欧盟和美国的量子政策发展轨迹,重点分析了其中最新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相...     

印度第四套中长期科技创新政策研究

中长期科技规划是印度政府长期采用的政策工具,建国以来印度共推出了四套中长期科技政策,每一套中长期科技政策涵盖的时间约为10~30年,起到了"顶层设计"的政策地位,发挥着引领和规范印度五年规划的政策功能。2013年初,印度政府推出了第四套科技创新政策(STI)。有鉴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界对此涉猎较少,本文总结了第四套科技创新政策的出台过程和主要内容,分析了这一套中长期规划如何服务于印度提出的要从服务业大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集中围绕其如何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印度创新模式"、强化科技创新的管理协调职能、加大科技创新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力度、国内外双轮驱动等方面,研究了该规划的设计和制定过程。最后结合我国情况探讨了印度第四套科技创新政策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些启示。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1年选题指南

正《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前沿性思想库媒体,以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国际性、政策性、指导性、咨询性的国家权威科技智库型期刊为发展目标,全面报道国际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态势、趋势、前沿、政策、管理、评价等方面的最新科学研究进展。主要刊登科技发展评述与展望、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科技发展态势与趋势、科技前沿与进展、科技政策与管理、科技评价与评估、科技决策与咨询等方面的研究类、综述评述类、战略决策咨询建议类文章等,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决策、科技战略规划和科技管理。     

日本国立科研机构职能变迁分析

国立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解决事关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作为重要的科技强国之一,国立科研机构在其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日本科技发展变化大背景,从历史发展和科技创新体系两个角度梳理国立科研机构职能定位变化和机构管理的特征。研究发现,日本国立科研机构职能呈现如下特征：国立科研机构职能变迁与日本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步;以立法形式确立国立科研机构战略定位与使命,明确国立科研机构的法律地位;以成果评估导向兼顾科研效率的评价体制,保持机构的活力;改革人才管理制度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与竞争发展。最后针对我国国立科研机构提出如下建议：1）及时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调整定位,建议国家赋予国立科研机构更多的自主权,以便采用灵活柔性的管理体制与机制,促进科研成果的高效产出;2）针对国立科研机构定位的不同,完善分类评价制度的建设;3）针对科技创新人才、创业领军人才、产业急需人才、优秀青年人才等分类制定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以及经费配套政策。     

印度科技政策与科技发展--兼对中印国家创新能力比较

印度科技政策对推动印度科技进步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1958年“科学政策决议”奠定了基本原则,“2003年科学技术政策”明确了印度科技政策目标,还制订了科技战略行动计划。印度科技发展具有科技体制较为完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科研经费重国防轻民用、科技著作多、专利获得少、科技人才素质高、高科技异军突起等特点。与中国相比,印度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更高。本文阐述了印度科技政策演变过程,分析了印度科技发展特征,论述了印度十五计划科技发展战略重点,并比较了中印国家创新能力。     

俄罗斯科技对外合作态势与中国当前对俄科技合作对策

科技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迫切要求中国与俄罗斯加大科技合作力度，为此首先要研究俄罗斯科技对外合作态势，主要表现为：适应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对外科技合作的长期战略目标；积极加强对外科技合作的政策安排，采取有效形式推进对外科技合作事业；对外科技合作事业全面展开，注重依据利益原则分层次地加以推进。我们掌握俄罗斯对外科技合作进程，才能使中国及早采取相应的操作对策，把对俄科技合作放在重要位置，采取激励政策提高对俄罗斯科技合作水平，按照国际规则来加强科技合作，在分配知识产权时保障创造性利益，切实加强企业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科技合作与经贸合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纳米科技现状分析与思考

纳米科技因其技术含量高、涉及范围广而引起各国的重视。我国在纳米科技的研发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由于在科技改革体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及人们对纳米科技理解的片面性,影响了纳米科技的发展。为了实现纳米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对中国纳米科技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贡献的门槛特征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估计

首先构建了企业创新的框架体系,将企业创新分为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然后基于高技术产业科技投入产出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弹性系数及其门槛特点,建立了自主研发自身门槛模型、协同创新自身门槛模型、创新产出对自主研发门槛模型、创新产出对协同创新门槛模型、科技人力资源对自主研发门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自主研发的绩效较高,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协同创新绩效总体较低,较低水平地区绩效较高;科技人力资源绩效总体不高,科技人力资源投入较低地区自主研发绩效较高。     

Managing the Technological Edge: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omputation Centre and the Limits to the Transfer of Computer Technology, 1946-61

The spread of the modern computer is assumed to have been a smooth proc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is view relies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open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ensured by the US and British governments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This article presents new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question this view. At the centre of the article lies the ill-fated establishment 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omputation Centre. The project was initially conceived in 1946 to provide advanced computation capabilities to scientists of all nations. It soon became a prize sought by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the Netherlands and Italy seeking to speed up their own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s. Nonetheless, as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US government's limitations on the research function of the future centre resulted in the withdrawal of European support for the project. These limitations illustrate the extent to which US foreign science policy could operate as (stealth) industrial policy to secure a competitiv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and the prospects of US manufacturers in a future European market.     

俄罗斯将发展信息技术作为战略目标

本文简要介绍了目前俄罗斯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技术市场的现状,分析了俄罗斯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战略目标、国家政策、主要任务和实施计划以及中俄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     

新西兰政府科技投资现状概述

近年来新西兰政府大力调整其科技政策，在建设知识社会的蓝图下，建构了科技投资的基本框架，凸显了知识、经济、环境、社会四大目标，另外通过对投资决策、运行和监督的改革，使政府科技投资的机制更为科学有效，本文还给出了新西兰政府近年来科技投资的分配比例状况，阐明了其投资的重点领域。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初探

近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转移，为什么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可以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一般而言，这个国家或地区由于战争或革命得到特殊的条件，人们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然后，由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大规模的引进科学技术和智力，充分利用先进地区和国家的科技成果推动这个地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到创业的推进机制研究

我国高校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六千项至八千项之间,但是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应该转变观念,积极促成高校创新到创业的转化;科技创新与创业由一个部门归口管理,整合科技资源,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专利服务机构,提供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器,发展科技中介,从而健全学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链条,推进我国高校创新到创业的转化。     

Putting pragmatism to work in the Cold Wa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B. Conant

This paper examines James Conant’s pragmatic theory of science—a theory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by most commentators on the history of 20^th-century philosophy of science—and it argues that this theor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Conant’s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Cold War. Conant drew upon his wartime science policy work,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Quine’s epistemological holism to argue that there is no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at theories are better interpreted as policies rather than creeds. An important consequence that he drew from these arguments is that science is both a thoroughly value-laden, and an intrinsically social, enterprise. These results led him to develop novel proposals for reorganiz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proposals that he believed could help to win the Cold War. Interestingly, the Cold War had a different impact upon Conant’s thinking than it did upon many other theorists of science in postwar America. Instead of leading him to “the icy slopes of logic,” it led him to develop a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engaged theory that was explicitly in the service of the American Cold War eff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