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限而无边’是否就‘不可超越’?”一文的质疑

1986年,笔者曾与其他四位同志一起,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一文,指出了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的十六条科学性错误。此文的目的即在于严肃学风,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立足于更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当然,它并未穷尽查文中的所有自然科学错误。此后,查汝强同志随即在同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对刘兵等五同志《商槿》的答辩”,就这十六个问题一一为自己辩护。随着争论的展开,查汝强同志后来甚至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有关文章中说,“我自己丝毫没有缺乏自然科学根据的感觉。”针对查汝强     

拉图尔对实践科学观的本体论辩护

拉图尔对实践科学观的本体论辩护分为两个阶段:⑴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和拟客体的概念,他提出了自然-社会混合本体论;⑵由于广义对称性和自然-社会混合本体论所具有的某些缺陷及其招致的误解,拉图尔在对"社会"概念进行改造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本体论。后者构成了拉图尔科学社会学的完整体系,与实践科学观之间具有更大的相容性。     

信念的行为保证

知识的信念假设指出信念的辩护性取决于认知者所持的信念。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在辩护的过程中均容易陷入无限后退的困境。从实践理性考虑,可将信念的理由归为行为。信念的行为保证即S应当知道/相信p,如果S实施与p一致的行为;但这一规则不具有逆向作用。它是对知识"三元标准"的补充而非取代。信念的行为保证旨在验证信念度,具体的运用需要区分辩护视角的"我者"与"他者",避免"第一人称错误"。     

理由与辩护——山东大学-南加州大学伦理学与认识论研讨会综述

正伦理学与认识论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两个重要分支,也是非常活跃的两个领域。共同地,它们都关注评价;不同的是,评价的对象一个是社会行为,另一个是认知行为。评价对象的不同决定了评价标准,即规范的不同。通常,我们用理由来评价社会行为的结果,即行动;用辩护来衡量认知行为的结果,即信念。正因为有这些相同和不同,将伦理学与知识论进行对比研究就会显得十分有趣。有鉴于此,山东大学-南加州大学决定围绕理由与辩护问题举行一次研讨会。会议于2018年5     

动物权利如何应对捕食问题？

动物权利的道德实践必须回答“捕食问题”，即，是否应该干涉自然界中的捕食甚至灭绝食肉动物。本文剖析了汤姆·里根关于此实践困境的立场（即，不干涉自然）的三种辩护，即：（1）非人动物作为道德受体免于责罚；（2）保护人类免于被食肉动物攻击是一种特殊情形；（3）不干涉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是对动物自身能力的敬重。但是，分析表明，这三种辩护都与动物权利自身的伦理学体系的核心相矛盾。进而，本文展示了权利论面对该实践困境的可能的有效辩护：一方面，灭绝食肉动物的实践是以一种“剥夺”的伤害替换“侵害”的伤害，因而不具有应然性；另一方面，“生命价值”的阐明也为保护人类免受食肉动物攻击提供了合理的辩护。     

归纳问题：一个实用的解

虽经200多年的辛劳,哲学家们寻求辩护归纳合理性的努力,比起休谟最初的论证来说,实质上并没有前进哪怕一步;因此有“归纳是科学的光荣,哲学的耻辱”之感叹。这并不奇怪,因为休谟实际上已提出了关于在人的认识领域中不可能得到辩护归纳合理性之根据的决定性论证,而这一点一再被人们所忽略。本跨过单纯的认识领域,沿着,赖欣巴哈等人开辟的实用主义方向,独立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一个归纳合理性的辩护框架。     

第七届北京青年“科技与北京”论坛在京举行

<正>2016年6月8日下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七届北京青年“科技与北京”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如期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十余所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8位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展现科技与人文的魅力,呈现了学术与演讲的结合。本次论坛活动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同时,本次论坛还承担着为第十七届北京青年学术演讲比赛的复赛推荐三位优秀选手的重要任务。担任本次比赛活动的嘉宾评委是中国人民大学     

感觉印象自身能否作为我们辩护信念的理由?

"直接实在论"是一种由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波洛克对辩护进行了自然主义的解释之后提出的辩护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知觉印象本身直接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信念的理由,为我们的信念提供辩护,无需先将知觉印象变成知觉信念,然后才能为我们的其他信念提供辩护。然而,"辩护"这个概念在知识论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作为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是使真信念成为知识的东西;二、作为一种"程序辩护",它是决定着我们是否应当持有一个信念的东西。而感觉印象能否成为我们辩护信念的理由,完全取决于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辩护"这个概念。     

“第十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传统工艺论坛”综述

<正>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传统工艺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传统工艺论坛”于2021年10月23—24日以线上会议的形式顺利召开。此次论坛以“为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深化对各民族科技文明的认知,加强对各民族传统工艺发掘、保护、传承、振兴、发展等问题的深入研讨”为主旨,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新进展”、“各民族科技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传统工艺及其相关文化”、“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振兴”、“中国科技史其他相关问题”为会议主题。     

《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辩护》

在社会科学哲学方面国外学者长期以来已作了大量工作,大卫·帕皮尼奥(David Papineau)的论著《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辩护》(For Sci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Macmillan Press,1978)就是其中之一。《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辩护》共分七章,每一章都探讨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课题。但是有一条隐含的线索贯穿全书,这就是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纳自然科学所创立的标准这一观点作辩护。作者认为这一观点目前并不流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传统时下正处于最低潮。《辩护》一书也并不想完全脱离这一大趋势,因为该书作者认为确实有许多以模仿自然科学为目标的社会科学工作是不成功的、误入歧途的。但是,作者认为不应把这些失败归诸于目标本身,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应该仿效它的自然科学同伴这一想法本身并无错     

未成年人吸烟6心理因素

心理学专家分析导致未成年人吸烟主要有以下6种心理因素:第一,追求派头和成人感的心理。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迅猛增长的时期,几乎从少年时代开始,许多学生就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了。这种强烈的成人感和独立感,使他们把吸烟当做成熟的标志。第二,对科学宣传的怀疑心理。“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一点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有些青少年却认为:那么多人吸烟,也没见谁吸死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一些未成年人不加防范地成了“小烟民”。第三,从众心理。周围人抽烟,自己逐渐受到影响,接受并认可了这种行为方式。第四,消遣心理和消愁心理。“饭后一支…     

第十三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在京隆重举行

2010年5月27～28日，第十三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以下简称“高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     

飞向指称,或怎样不在科学哲学中求进步

“飞向指称”是当代哲学家解决科学哲学问题的一种常见策略，即将哲学问题转换为指称问题。本文所要捍卫的论题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引入了“飞向指称”的策略，其论证中就存在着一个未经辩护的关键步骤；而这一步骤若未加以辩护，对于解决哲学问题来说，飞向指称便是一个有致命缺陷的策略。这一致命缺陷动摇了许多在科学哲学和其它哲学领域中具有影响的论证。本文将讨论有关排除式唯物主义和科学实在论两个领域的论证。     

科学辩护的辩护:从人工智能中的溯因推理看

科学辩护是科学假说转化成科学原理的必经阶段,归纳法是科学辩护的基本模型。旧归纳之谜引出了科学辩护的合理性问题。溯因推理作为一种广义归纳法,同样遭到旧归纳之谜的质疑。除了科学发现功能,溯因推理还可以视为一种有效的科学辩护模型。人工智能中的溯因推理的辩护特征,充分表明归纳推理在方法论上的固有缺陷,尤其是科学确证中的证成问题。对科学辩护进行方法论上的保证,为科学辩护而辩护是十分必要的。     

论证逻辑、非形式逻辑、论证理论

非形式逻辑在中国学界遭遇了“论证逻辑”的概论混淆甚至术语转换。这一不必要的转换不但抛却了已然辩护的“非形式”标识，而且还挑开了论证理论中证成“逻辑学”品性的难题。同时，“论证逻辑”只有解读为“论证理论”才具有合理性，但论证理论与非形式逻辑仍不对等而是有种属之别。     

知识论的当代发展:从一元辩护走向多元理解

“格梯尔反例”对知识三元定义提出质疑,引发英美知识论家对知识定义提出不同的修正,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新分支。最重要的成果是阿文·戈德曼的“因果知识说”和罗伯·诺齐克的“虚拟条件知识说”;主流学派是坚持传统的单纯从内在意识寻求为知识作确证辩护的内在主义和越出心灵的内在意识寻求从信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获得根据的外在主义;新分支有语境主义、德性知识论和社会知识论等。各派观点显示出当代知识论不再一味寻求对知识作确证无疑的辩护,而是在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交流和反思中寻求对知识的真实理解。     

科学的合理性辩护问题

一、引言六十年代中期,在库恩一手导演下,科学哲学界爆发了一场科学合理性危机。自此,科学合理性问题,或曰科学活动、科学信念的合理的可信赖性问题,便取代“科学系统的逻辑结构”问题而成为科学哲学的中心议题。时人对科学合理性的研究,大都致力于建构各种科学合理性模式,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于科学的合理性辩护问题的专门研究。我认为,合理性辩护是科学合理性的题中应有之意,科学合理性问题可看作是对人类     

莫言坦言“下海”挣大钱

2013年9月,“中德作家论坛”在北京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应邀在论坛做演讲.他在题为《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的演讲中说:“作家一定要有定力,而不是随波逐流.”他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业化大潮来袭,“下海”是当时最响亮的词汇,而他却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也以自己独特的形式“下海”挣大钱.     

4个妻子

一个高僧有一次给他的弟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商人娶了4个妻子。有一次,商人要出远门,为免除长途旅行的寂寞,他决定在4个妻子中选一个陪伴自己。他把这个想法一说,第一个妻子说:“你去吧,我才不去呢!”第二个说:“我是被你抢来的,本来就不愿当你的小老婆,我不去!”第三个说:“虽然我是你的妻子,但是我不愿受风餐露宿之苦,我最多送你到城郊。”第四个说:“既然我是你的妻子,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愿意跟着你!”于是商人就带着第四个妻子开始了长途旅行……说到这里,高僧对弟子们说:“各位,这个商人就是你们自己呀!” 在这个故事里,第一个妻…     

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兼容的吗?

在当前的知识论讨论中,关于先验辩护、先验知识与自然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论。常识性的观点认为先验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是一种相互独立、甚至是对立的关系,而许多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支持者否认存在先验知识,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水火不容"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考察先验辩护本身的特点、并认真分析先验辩护与先验知识之间以及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必然性"、"分析性"和"自明性"这些概念可以从对"先验性"概念的理解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将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的区别主要限定在辩护类型方面的差异,那么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就有可能在一种类似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所提供的可靠论框架下相互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