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汉仪诗歌别集考略

邓汉仪不仅是清初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也是著名诗人,其对清初诗歌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诗观》等在乾隆年间受到禁毁,因而其诗歌作品大多散佚。我们通过文献考查,发现邓汉仪结集了《淮阴集》等一批诗歌作品集,这些诗歌别集既是邓汉仪诗歌创作的历程,也奠定了其在清初诗坛的地位。     

试论白居易的诗评论

尽人皆知,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具有丰硕的成果,诸如《观刈麦》、《卖炭翁》、《红线毯》、《杜陵叟》、《缚绒人》、《母别子》等讽谕诗,《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无不家弦户诵,脍炙人口,而且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有卓著的建树,且不说《与元九书》、《策林》诸篇对于诗歌创作发表了系统的精辟的见解,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以诗论诗,以诗论文,以诗论画,表现了卓越不凡的特色.本文拟就他的诗评论作一番粗浅探讨.     

从《入蜀记》看陆游入蜀的诗学意义

入蜀之行是陆游诗歌创作从山阴走向蜀中的过渡。在《入蜀记》中,陆游对前人的诗歌有所引用和考证。这些诗学考证表现了宋代文人的理趣,也影响了陆游的诗学认识。《入蜀记》中表现的诗歌认识在入蜀诗中得以呈现。入蜀诗融合自然、历史、情感,为后来陆游南郑创作的突破做了准备。     

海子《亚洲铜》：作为文化反思的文本

当代诗歌研究中，海子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作家。作为海子的一部重要的作品，《亚洲铜》提示了海子诗歌创作的许多重要信息，本文认为《亚洲铜》一诗是海子在80年代中期对“文化寻根”热的呼应，是海子独特的文化反思的一个文本。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郭沫若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在诗歌、历史剧、散文、传记等领域内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别是他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中国文学史诗歌创作的新纪元。他的诗歌自由奔放热情澎湃,形式多变活泼,如诗人所说:“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沸羹集·序我的诗》)郭沫若的诗歌有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对未来、理想的描绘,鼓舞人民的革命信心。特别是后者在诗人的创作中表现更为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世纪末中国诗失去诗魂

纵观古今诗歌，几名诗、好诗，有如下特点：首先，好诗常合怨忿。孔子说：“诗可以怨”。其实诗不只“可以”怨，但凡对人生体验有深度的作品，都或浓或淡地含有某种对人生的怨艾与慨叹．屈原的《离骚》，是理想不得实现的怨愤之作。曹操的古诗，是感叹人生沧桑的悲怨之作。乐府民歌，除了歌颂生活的美好，也饱含对人生的诸多哀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腔怨愤，难与世人陈说，表达一种旷世孤独之感。李白的《蜀道难入白居易的《琵琶行》、《卖炭翁》等等，都是对于人生的怨忿之作。怨，往往使诗歌负载了巨大的人生重量，具有较强的审美…     

杜甫成都诗中的"散漫"诗简论

杜甫旅居成都期间,作有《漫兴》、《漫成》等诗,诗中颇见作者的散漫之态。这些挥笔立就的“漫作”,与杜甫前期作品风格迥异,反映了他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精神风貌。这些看似闲散的诗歌,在内容上是有寄寓的,并非前人所述的“慵懒”之作。就表达手法而言,这些“散漫”而成之作,恰是杜诗艺术上日臻成熟,老成浑厚,运笔挥洒自由的佐证。     

《咏怀诗》格调论

从诗歌在自我形象上的纯真高洁、傲世独立；在境界上的高远辽阔、苍茫博大；在情感上的至纯至真、直率诚恳三个方面，结合作品，具体论述了阮籍《咏怀诗》的高格调。认为吉川幸次郎对阮籍诗歌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论阮籍的《咏怀诗》，应主要从这三个角度去着眼。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     

试论唐诗中模糊语言的艺术美

生活是一个七彩的世界,有清晰、明亮的阳光;也有朦胧、模糊的云月。而模糊语言正是这种朦胧、模糊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美。 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运用模糊语言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模糊,《辞海》上解释为“不清楚,不分明”,分别引用崔珏《道林寺》诗:“谭州城郭在何处?东边一片青模糊。”和汪元量《扬州》诗“重到扬州十馀载,画桥雨过月模糊”为证。由此可见古代就有对模糊的认识,正由于这些认识,诗作者也特别注重在自己作品     

《文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

《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自成理论体系,其一是《明诗》篇中对诗歌抒发情志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二是《情采》篇中强调诗的缘情审美特性,提出“为情造”,达到诗歌创作中情理并存、情志并重的状态;其三是《知音》篇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诗歌批评鉴定理论,对诗歌鉴赏的主体和客体诸方面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其四是《神思》、《隐秀》篇中对诗歌意象的深入探索,指出诗歌的特点就在于意存象中、隐在秀中,主客观相通,物我交融等,这些都是刘勰对中国诗论的重大贡献。     

埃德加·爱伦·坡的诗论在《乌鸦》中的体现

爱伦·坡是天才的诗人,他的诗论强调诗的美学意义,强调诗歌的统一性。《乌鸦》一诗是他的代表作,诗中通过对亡妻的思念来揭示美的发展历程。诗人虽然在小说、评论方面都有杰出的才华,然而诗人在世界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是由他的“诗论”及其诗歌奠定的。     

说“妙悟”——读《沧浪诗话》札记

一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理论的探究颇具特色,而关于“妙悟”的论述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是禅家语,本意是指心解神领,与心领神会近义。严羽借用禅家的“悟理”论“诗道”,他的“妙悟”说,似乎兼有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对创作规律的掌握两方面的含义。就其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来说,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按此标准,认为诗有第一义和第二义之分。第一义指作品的艺术境界很高,即那些能充分反映诗歌艺术特征的优秀诗     

宋初“晚唐体”诗人辨析

最早提出宋初＂晚唐体＂一说,并对其成员进行勾勒的是宋元之际的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今人多从此说,然学界也有异议。笔者将现有文献史料和诗人诗歌创作实践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将＂九僧＂、寇准、林逋、魏野、潘阆、赵湘归属于＂晚唐体＂应属无疑。宋初还有很多诗人受＂晚唐体＂影响,其诗具有＂晚唐＂风味,但这些诗人作品大多散佚,仅凭几首佚诗残句以及古人的评论,难以考征其诗风归属。     

婉曲多变 转宕有神——杨万里七绝诗结构艺术管窥

杨万里的七绝诗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他的一些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如《宿新市徐公店》、《小池》、《桂源铺》、《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舟过谢潭》、《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等都是七绝。这些小诗格调清新活泼,意象新奇灵动,语言流畅风趣,结构婉曲多变,充分体现出了“诚斋体”诗歌“活法”的审美特征。下面仅就其七绝诗中灵活多变的结构艺术试作探讨。     

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论汉乐府诗的思想性及其影响

汉乐府 ,原指汉代的音乐官府 ,它的作用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本文所论及的是乐府诗的思想性及其影响 ,班固在《汉书》中对这些民歌的评价 :“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汉乐府诗这种“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 ,实际上是对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经》中“饥者歌其食 ,劳者歌其事”的精神的继承 ,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     

高适与岑参的边塞诗

本文对高适,岑参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边塞诗歌,进行粗略的分析,对两位作者的生平及其作品分析其异同,他们的诗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在诗歌创作风格上也极具鲜明的艺术特征。高适诗悲壮苍凉,岑参诗悲壮奇丽。岑参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高适描写对士卒的同情。     

徐玉诺与《诗》月刊

徐玉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从题材内容方面概括了徐玉诺在《诗》月刊上所发表的三类诗作。《诗》月刊进一步成就了徐玉诺诗歌创作的先锋姿态,徐玉诺与《诗》月刊的结合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