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哲学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知行合一到致知再到致良知

结合历史文献的考订与思维逻辑的发展来看,王阳明哲学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正德四年到正德十五年,王阳明以《大学》格物说为中心,教揭知行本体,强调知行合一的工夫;二、从正德十五年到嘉靖四年,王阳明以协调《大学》格物说与《孟子》良知说为中心,教揭良知本体,强调致知的工夫;三、嘉靖五年以后,王阳明总结一生,合本体工夫言致良知,专以致良知训导学者。     

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

对王阳明提出的“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看法历来态度不一。否定态度有之，肯定态度有之。本文就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谈点粗浅之见。一、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是王阳明终身人生哲学的理想追求。王阳明于公元１４７２年生于浙江余姚县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即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一次，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却不以为然，反驳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做圣贤耳。”［１］这种“学做圣贤”的思想，反映出王阳明自小就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经略四…     

论“字之曰道”及相关问题

道字表示本体论之道,早于《老子》已有文字所载,老子只是援引,而非提出,老子无须给本体论之道“取字”或“取名”,“取字”说明显有误。《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到“可以为天地母”的“物”是“道生一”的“一”,而非“道生一”的“道”,“取字”说和“记载”说皆误。“字之日道”当注译为:字,生也;之,代词;道,本体论之道,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或本体;今译:产生它的叫做道。     

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

明代大儒孙应鳌,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人,官至工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19岁时,受业于王阳明大弟子贵溪徐樾,“即传其所受阳明心斋之学”,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对儒学,特别是对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造诣颇深。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评其为“海内群以名臣大儒归之”。孙应鳌乡居时,筑学孔精舍讲授儒学,为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作出不小贡献。其《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简称《琐言》),“为乡里立教”,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宋代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以及他们讲的穷“理”的途径比较繁难,士大夫把程朱理学当成获取名利的工具,使其学说逐渐丧失对人心的羁绊作用。王阳明批评明代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因此,他想从整饬人心     

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及其立志思想

《示弟立志说》是王阳明为其弟王守文解释立志思想的一篇文章。今日所见诸版本《传习录》对此文的收录情况各不相同。目前可以确知,嘉靖三十七年(1558)胡宗宪所刊《传习录》仍收此文,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时移入文录。综合诸南大吉本《续刻传习录》翻刻本之信息,嘉靖三年(1524)最初南本已收录此文的可能性极大。在此文中,王阳明将立志比作种树根,强调求为圣人之志是为学的根本,而求为圣人之方只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如此便将两种教法打并为一。"去人欲而存天理"又要"正诸先觉,考诸古训",体现了王阳明尊重经典、稳健笃实的学风。王阳明还认为,"志"贯穿为学始终,立志并不是简单的"有志",而是指有所树立;有所树立,也即志立专一,"神气精明,义理昭著",私欲客气责志即消便是立志工夫之大用。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他在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试论王阳明的良知说

良知说是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又是他的学说的核心。正如王阳明自己说的:“吾将以斯道为网,良知为纲”。王门的众多弟子和流派也都公认“吾师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对之顶礼膜拜,深信不疑。良知说在明代中叶以后曾风靡一时,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仍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并引起了激烈的争伦。因此,研究良知说,是深入揭示王阳明哲学本质的关键环节,也是研究王门后学必不可少的步骤。本文试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国内外专家。     

构建心学道统:陶望龄与周汝登之交往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将周汝登与陶望龄一道划入了《泰州学案》之中,认为其是泰州学派罗汝芳之后学。而实际上,无论是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来看,周汝登都属于王畿之后学,王阳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构成了阳明学在浙东传承的一条重要线索。陶望龄和周汝登的交往,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陶望龄视周汝登为师,真心向周汝登请教、探讨"朝闻夕可"的性命之学;二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主持了浙中的王学讲会;三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完成了《圣学宗传》《王门宗旨》二书的编纂,共同构建了"王阳明——王畿——周汝登"这样一个以"无善无恶"为宗旨的道统传承脉络。     

《大学》在王阳明思想中的架构

从前期《大学古本原序》与《大学古本旁释》的“诚意”之教，到后期《大学古本序》与《大学问》倡导的“致良知”说，王阳明的大学思想是由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其间，既包括了王阳明恢复《古本大学》并推崇其为达到“万物一体”的道德境界的“大人之学”的努力，也包括了王阳明对《大学》思想内容的重解，以服从其心学体系的需要。     

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

本文是作者有关王阳明心学实践伦理学和德国现代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主体论的对比研究,目的是在作为中国仁学代表之一阳明实践心学和胡塞尔主体本位主义之间设定人类伦理学的共同根据:意志伦理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基础.作者认为在人类一切信仰和道德体系中,中国仁学表现出伦理学上最确当的立场,这首先是指人本主义主体内独立意志存在之肯定.但是无论是王阳明心学还是胡塞尔的主体学,都是在各自生存时代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其各自的伦理学思想都与其他相关历史思想因素结合在一起.本文意图通过将两人各自的“心学伦理学核心”与各自的其他关联方面加以合理“分离”,以突显主体的独立地位.本文所谓的“还原论”,实即从各自论述话语系统中进行主题逐一“分离”之谓.对于王阳明,还原论主要指将其心学与儒教政治社会观和禅学宗教观的分离.对于胡塞尔,主要指将其本体论和其西方形上学和逻辑学体系加以分离.本文的论述属于此一比较研究的描述性初阶,用以作为今后仁学、阳明学、以及现象学伦理学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准备.     

淮南三王佛道思想之比较

“淮南三王”王艮、王栋、王襞三人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但在佛道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认识。王艮以正宗儒学家自居，但也承认佛道有佛道的作用，所以他虽然对佛道不感兴趣，但也不排斥佛道。王栋强调经世济用，他认为儒学主于经世，而佛道清虚寂静，不能为社会所用，所以他讨厌佛道，排斥佛道。王襞与他们截然不同，他高度认识佛道的功能，并钟情于佛道，成为泰州学派中少有的佛道热心人。     

论青年王阳明的思想演变历程

青年壬阳明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是复杂而曲折的,经历了"遍求百家"、"出入佛老"、"五溺三变"的思想漫游历程.而青年王阳明的思想漫游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从其少年时期就一直伴随着王阳明的"成圣"追求的心路历程.正是青年王阳明所经历的这种复杂而曲折的思想漫游,不但构成了其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而且对其以后成熟形态的思想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我们解读阳明心学的奥秘也富有启发意义.     

论唐寅的佛道出世人格

唐寅经过科场考案的打击之后,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再思考.与历史上许多文人一样,经过挫折之后,他曾借助佛道的理论来安慰自己.一些资料显示,他确曾在罹祸后,归心佛乘.从他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佛道思想的存在.他诗文中的佛道思想凸显出他的佛道出世人格.     

论王阳明中后期的隐逸情结及其进退之道

王阳明在“阳明洞”隐居修炼后虽然表示要放弃遁世隐逸之念，“复思用世”，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此真正放弃。相反，王阳明一生始终有较为浓郁的出世归隐之愿，它不仅成为其一生中的经常性的生活实践之一，而且已被当作其一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已形成为一种终生具有的“隐逸情结”。阳明中后期之隐及其进退之道可谓具有超世而不离世、绝俗而不离情的特征．具有融合儒道的意蕴．体现了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也更为典型地表现出了其内在性格中的出世一人世的既矛盾又互补的性格结构及其潜意识中介入与超然的矛盾张力。     

从道禅角度品读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

本文抛弃政治色彩,从道禅角度来品读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八大山人借用道禅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画境充满玄愿,意旨跨越时空。他用艺术语言讲述人间故事,绘画中饱含哲理,暗藏玄机,发人深思。八大山人用画说禅,借艺术熏陶、普度众生,在用图画表达大自然方面游刃有余,每于大道真谛传达时虽为即兴实则发自肺腑,故而其作品魅力无穷,启人心智。     

五代金陵宗教发展研究

五代金陵宗教的发展,呈现出日益繁盛的趋势:杨吴时金陵道、释二教不断恢复和发展,南唐时道、释二教则走向全面繁盛.但道、佛二教的发展又各有其特点:道教由兴盛而逐渐衰落,佛教则由相对弱势地位而逐渐取代道教成为宗教的主导力量.这一变化的趋势又与南唐内外政局的变化和统治者的提倡密切相关.     

隋唐佛教与重玄学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通过"格义"的方法,依托《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实现了其中国化目标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到隋唐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佛道两家的关系更为复杂,既有合作也有斗争。此时,道教理论家通过"援佛入道",从而提高和完善道教理论建设。成玄英和杜光庭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既促进了道教义理建设,又为佛道的融通作出了巨大贡献。     

儒道佛思想对废名的影响综论

废名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补的人格精神结构。儒道佛思想影响他对人生状态的感知和对人生意义的慧悟；造成他既厌世又恋世的奇特入生观；导致了他为摆脱生存困境而设定的诗意生命理想与现世精神的矛盾；同时也是他作品平和冲淡中央杂着哀愁的风格的成因之一。     

明嘉、隆时期佛道思想的日常化——以松江士人何良俊为例

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各自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前行。然而具体到个人身上,尤其是思想较为自由的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身上,则融合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生活于明嘉、隆时代的松江名士何良俊,既重经又崇佛重道。儒为其一生立身根本,佛道则为养性之具。不同的是,他把佛道的精义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使其不再神秘、令人敬畏。     

民间佛道融合现象考察

佛教理论的世俗化和道教教义的民间化,为佛道二教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信众只从自身需求出发、不分教派的信仰行为使佛道二教界限趋于模糊。观音与慈航、地藏与药王等＂兼职＂现象,进一步强化了佛道二教彼此的融合。这种融合表现在：寺庙和道观的建筑规制高度一致;民间信众佛道不分;民间佛道二教的宗教活动内容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