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itive two-mode clustering: The error-variance approach revisited

The additive clustering approach is applied to the problem of two-mode clustering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cent error-variance approach of Eckes and Orlik (1993). Although the schemes of the computational algorithms look very similar in both of the approaches, the additive clustering has been shown to have several advantages. Specifically, two technical limitations of the error-variance approach (see Eckes and Orlik 1993, p. 71) have been overcom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dditive clustering. The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under grant number N0014-93-1-0222 to Rutgers University. The authors are indebted both to Fionn Murtagh, who served as Acting Editor, and to anonymous Referees for thoughtful and constructive reviews.     

创新:持续与活力之间的张力

技术发展中存在着两个相互彼此相关的核心要素，即技术发展的持续性(旧)与技术活力(新)，而技术创新则构成了技术的持续性与技术活力之间的张力。本文以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为主线，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新中的新旧关系做了具体的论述，并得出新依赖于创造性；新观念不可预测；新的理解需要以旧的知识为基础；新的并不必然就是进步等结论。     

科学革命的本质:科恩与库恩的比较

库恩与科恩都分析了科学中的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肯定了科学革命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两人在对科学革命本质的理解上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库恩着重剖析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将科学革命的发生归缘于科学中的危机,并以范式是否转换来判别科学革命是否发生;科恩则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革命,认为引发科学革命的因素是多样的,而对科学革命的检验必须以历史证据为依据,并因此提出了四项检验标准。库恩和科恩的科学革命观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革命的本质,对反思科学探索活动也有较大的启示。     

专利制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思考

本文从专利制度促进研究工发与阻碍整个社会技术扩散这一矛盾出发，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探讨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并在对美日两国专利制度的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在技术发展水平阶段专利制度设计原则的命题。     

心灵与机器的界线

心灵与机器的关系问题是心智哲学与认识科学的重要课题之一.遵循语言与逻辑分析的分析传统,我们着重从两方面讨论心身问题:一是围绕Godel不完全性定理,二是认知逻辑尤其是有关认识论算术(EpistemologicalArithmetic)与机器是否有私有性的论题.对于前者,针对流行的观点即Godel不完全性定理心身问题上支持二元论,H.Putnam构造了一个反论证,从而维护计算主义纲领:心灵与图灵机等价.对此,本文讨论了Pumam的分析思路,进而认为其中有不可靠之处.对于后者,本文详细考察了私有性表达的认知形式,同时结合EA中的最新相关结果,从而得出结论:图灵机的私有性的存在,在逻辑上站不出脚,因此,我们认为,就认识能力和私有性而言,心灵不能与机器等价,也就是计算主义纲领是不成立的.     

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从哈金的实验观点看

观察渗透理论的论题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共同特点，也是导致历史主义中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最重要根源。哈金的实验观蕴涵着个新的关于理论与事实的关系，笔者从哈金的论点出发，试图发展出一套新的观察理论，并得出如下结论：观察不是被理论和范式所决定，而只是受它们的一定程度的影响，事实有它自主的力量，跨范式的观察和理解都是可能的，历史主义者夸大了范式的完整性和自我完备性。     

On the null distribution of distance between two groups,using mixed continuous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location model is a useful tool in parametric analysis of mixed continuous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In this model, the continuous variables are assumed to follow different multivariate normal distributions for each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categorical variable values. Using this model, a distance between two populations involving mixed variables can be defined. To date, however, no distributional results have been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o assess the outcome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is distance. The null distribution of estimated distance is therefore considered in this paper, for a range of possible situations. No explicit analytical expressions are derived for this distribution, but easily implementable Monte Carlo schemes are described. These are then applied to previously cited examples.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曾产生过积极效应,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秦九韶本着数与道非二本的观点,在大衍求一术中将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体现得十分充分。在中国传统科学中,天文历法与数学的紧密结合本身也体现了这两个领域之间需要思想互动。二者的互动研究对于开辟从文化史研究数学和从科学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视角富有启迪。     

佛教与科学的当代对话--以佛教空性论与量子理论为线索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是当代文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以佛教的空性论与现代物理学的量子理论为中心展开的佛教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对话,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对话表明,即使在时空跨度巨大的佛教思想与现代科学之间,也存在文化上的统一性与相互诠释的可能性。佛教与科学的对话显示了佛教独特的信仰价值;它对于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理论与实验的关系:从哈金到劳斯的发展

哈金和劳斯在理论与实验关系问题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由于二者在"科学实践"以及"科学实在"概念上理解的不同,造成两人对理论是否是一项科学实践活动,理论与实验是否彼此独立而存在上出现分歧。在通过对比二人的主要观点后,得出如果要真正了解实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该把实验与理论置于科学实践的概念下去理解。应该从传统科学的静态的科学实验观转变成动态的科学实验观,从一维科学实验观转变成多维的科学实验观。     

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纽带

本文首先从观念与境的秩序之网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近代变迁过程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的内在联结；从一致性形成的合理性结构，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在一致性形成机制上的异同之处；最后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进行了比较。     

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

本文通过将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置于当时英国科学职业化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 ,认为广为流传的赫胥黎“英雄故事”很可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那场争论的性质也主要不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而是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竞争 ,是科学职业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体现。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两种模式及其效益比较

政府信息是最大的单一信息源。由于政府信息具有公益性和商品性双重特性,国际上对政府信息的散发模式一直存在争议,典型的两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小循环”模式和“大循环”模式。小循环模式实行“用户支付”的政策,目的是通过向包括政府其他部门在内的所有用户收取数据费用,以便改进政府服务,挖掘政府机构数据潜力,减少纳税人负担;使用的手段是鼓励政府机构认识和开发手中数据的价值,鼓励政府机构给数据增值并通过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确定数据价格。大循环模式实行“政府支付”的政策,目的是通过政府信息的广泛使用,一方面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保障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以很低的门槛吸引更多的私人进入信息加工业,保证在公平竞争中生产和散发高质量信息,使政府信息对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对分别实行两种模式的欧盟和美国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小循环模式很难通过收费回收数据制作和散发费用,而且具有容易垄断、不公平竞争等缺陷,政府数据难以充分利用。与此对比,大循环模式不仅利于信息自由传播,而且刺激了私人信息工业发展。美国和欧盟经济总量相当,但美国信息业的价值是欧盟的10倍以上。     

科学与大英帝国的联姻——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

作为大英帝国的科学团体,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初期,秉承着自治、独立的管理传统,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较少。到18世纪末,科学的实用性逐渐显现,政府与王室开始意识到科学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合作开始频繁。最终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的推动下,科学与大英帝国正式联姻。科学与帝国形成了二元共生机制。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分析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化,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性。     

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之局限因素——基于中日比较的视野

薮内清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存在极限限制因素,难以转型成现代天文学。回顾明清史可以发现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遭遇了本土文化的严重排斥和学习吸收不良。上述二者是导致中国古代天文学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同为面对外来文明,较之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吸收和取舍之历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天文学的不顺遂存在着深刻内因。     

科学信仰的两种解释之争--评劳丹与布鲁尔之争

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是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有影响的一场激烈争论。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劳丹断言强纲领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伪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人物布鲁尔坚信科学哲学家的理性解释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稻草人”,强纲领才是强有力的纲领。本文聚焦于二者争论的原始文献,将争论置身于科学合理性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通过分析争论涉及的三个关键问题以揭示争论双方的立场和根本分歧。文章最后反思争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李俨与史密斯的通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史密斯(David Eugene Smith)档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近20通李俨(1892-1963)和史密斯(1860-1944)通信的正本、副本及草稿.这些通信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合作撰写英文本中国数学史.尽管他们的合作没有成功,但这些信件是研究中国数学史学史的重要材料.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辩证关系

按照知识获取和传递的难易程度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在分析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关系的基础上,从科学研究和技术的视角,研究了隐性知识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中的重要性。     

知识论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及其当代发展

知识论和科学哲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两者在近代认识论的路径中发展并在康德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那里重叠、融合.之后,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在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转向中从一元辩护走向多元理解,呈现出多视角、多层面、具体化的特点,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并非处于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