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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益生菌制剂,指的是有益于宿主健康和(或)生理功能的含有足够数量的非致病性的特定活菌制剂,通过改善宿主肠道等黏膜表面的微生物菌群保持微生态平衡。宝宝连着几天拉肚子或者几天没有大便,这是宝妈们经常遇到的难题。来到医院看医生,医生经常会开一些益生菌或者益生元制剂。益生菌现在很多家长都知道了,是一些对肠道有好处的细菌做成的制剂,那益生元是什么呢?益生菌和益生元就差一个字,它们俩是一回事儿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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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通则》是益生菌行业首个覆盖完整产业链的团体标准,明确了益生菌概念以及“活的”“摄取足够数量”“健康有益”的特征性要求,量化了“保质期内益生菌活菌数量≥1000万CFU/g(m L)”,为下一步益生菌国家标准的出台提供了想象空间。“益生菌概念深入人心,已被老百姓接受,但在产业界‘益生菌’还是个俗称,没有明确标准。《通则》的出台规范了益生菌的概念,能够满足产业、学界、消费需求,可谓恰逢其时。”三元股份首席科学家、副总经理陈历俊对新京报记者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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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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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益生菌需要经过胃酸、胆汁等重重考验,才能“活着”到达大肠,发挥功效。所以我国乳酸菌标准明确规定,酸奶中益生菌的数量要达到每毫升100万个,才能确保有足够数量的活性菌株到达结肠。“饶议科学”公众号3天3次发文“炮轰”尹烨,指其有关生物的演讲有很多伪科学、视频错误连篇,以及是个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物学水博士。“饶议科学”在7月26日发文指出,“尹烨推广的益生菌,就是假药。全中国现在推广的益生菌无一不是假药。肠道细菌研究很热门,但迄今没有拿出可以有效应用的产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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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生物恐怖威胁的关注,围绕生物武器和生物战剂的概念、类型、特点、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以及如何进行预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生物武器的严正立场。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遗传工程已被用于研制新型生物武器。生物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其杀伤和毁灭效能将远远超过现有的各种武器。它不仅可以被冲突中的军队使用,也可以被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组织所利用。生物武器不仅仅针对人,它还可以针对植物或牲畜,以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并间接地损害一个国家的民众。生物武器能破坏社会稳定,使民众陷入恐慌,从而扰乱国家的正常秩序,大大削弱对方的战斗力,破坏和瓦解其战争潜力。所谓生物武器(旧称细菌武器),是指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毁坏植物的武器,包括装有生物战剂的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弹头和航空布洒器、喷雾器等。而生物战剂(旧称细菌战剂),则是指用以杀伤人、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它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威力的决定性因素。生物战剂中的致病微生物是有生命的物质,一旦进入机体,即能大量繁殖,其代谢产物能破坏机体的正常功能,导致发病或死亡。毒素是细菌或真菌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有毒蛋白质,没有生命,很小量即能引起人、畜中毒或死亡。生物活性物质是正常机体自身产生的调节生理和心理功能的物质,如过量或比例失调,即能使人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失常。按照生物战剂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细菌类,如鼠疫杆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布氏杆菌等;病毒类,如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等;立克次体类,如Q热立克次体、流行性斑疹性伤寒立克次体等;衣原体类,如鸟疫衣原体;毒素类,如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真菌类,如球孢子菌、组织包浆菌等。按照生物战剂对人、畜危害作用的大小来划分,可以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致死性战剂造成人或牲畜病死的概率很高,通常可以达到50%以上,有些高达90%以上,如炭疽杆菌、肉毒杆菌毒素等。失能性战剂是指对人畜造成危害,使其暂时失掉战斗力的生物战剂。这类战剂也会致人死亡,但病死率不到10%,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和布氏杆菌就属于这一类。按病毒有无传染性划分,可划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战剂两大类。传染性战剂的传播速度很快,会对流行区域内的居民构成很大的威胁,如鼠疫杆菌、天花病毒等。非传染性战剂只对染毒者起作用而不会传染给他人,肉毒杆菌毒素就属于非传染性战剂。概括起来,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1.杀伤力强。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同属于非常规武器,但生物武器比化学武器杀伤力更大。化学武器是通过载体(导弹、飞机、炮弹等)播散毒药,人体接触或吸入这些毒药后,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生理功能紊乱,严重者会致命,但化学毒剂自身不能复制。而生物武器传播的则是各种致命的微生物,它们侵入人体后,以几何级数繁殖。因此,生物武器远比化学武器可怕。2.作用范围广。在核、化学、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生物武器的单位重量的面积效应最大。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在1架战略轰炸机对毫无防护的人群所进行的袭击中,飞机所载核、化学、生物武器的杀伤面积分别是:1枚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核武器为300平方公里,15吨神经性毒剂为60平方公里,10吨生物战剂则高达数千平方公里。3.具有潜伏性。由于病毒或细菌难以发现,生物武器的伤害并不是马上就显现的,它可能会在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发作,从而使被攻击者停止战斗行动。4.造价低廉。相对其他传统武器与非常规武器,生物武器造成同等伤害所需要的成本最低。以1969年为例,当时每平方公里内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分别为:传统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1美元。因此,有人将生物武器形容为“穷国的原子弹”、“富国的省钱武器”。5.易于生产。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不同的是,生物武器可以在任何地方研制和生产,农场、医学研究机构,甚至在家里都可以进行。联合国在波斯湾战争后对伊拉克进行了多次武器检查,便在6个民用场所发现了生物武器。6.传播途径多。生物武器可以通过气溶胶、牲畜、植物、信件等释放传播。只要把100公斤的炭疽芽孢通过飞机、航弹、老鼠携带等方式释放散播在一个大城市,300万市民就会感染毙命。7.危害时间长。生物战剂一旦释放后,可在该地区存活数十年。例如炭疽芽孢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数十年不死,即使已经死亡多年的朽尸,也可成为传染源。其孢子可以在土壤中存活40年之久,并且极难根除。生物武器给对方造成危害的程度,与对方的防护能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应对“生物恐怖”,首先要有大量的疫苗储备,配以充足的药物和手段,以对付一系列突发事件。其次,要完善生物武器防御体系,建立完整快捷的预防、报告、检测、治疗系统。如:收集、分析生物技术新进展和生物武器的研究动向,研究防护对策;在军队和居民中普及生物武器知识,进行防护训练;建立、健全监测系统,测量大气中微生物的数量,做到早期发现和报警;加强各级卫生防疫机构的建设,提高对微生物检验的能力,增加防疫药械的储备,等等。为防止遭受生物武器攻击地区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可以采取封锁,医学观察与留验,隔离与治疗,免疫接种与药物预防,消毒、杀虫与灭鼠等措施。生物武器由于其巨大的杀伤力,和核武器、化学武器一样属于非常规武器,其开发与使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与严格控制。1972年4月10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得以签署,并宣布于1975年正式执行。然而,由于这一公约中仍留有“允许少量生产防御物质”的内容,给某些蓄意研究各种新型生物武器的国家留下了“合法”的借口。截止目前为止,拥有生物武器的国家有17个,一些恐怖组织也逐步掌握了生物武器技术。中国曾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贯反对使用生物武器,是《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并于1984年11月15日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国支持该公约的宗旨和目标,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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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在媒体上常常能见到“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那么H和N又是什么意思呢?它们是一些物质的缩写:H是血凝素Hemagglutinin的缩写,而N是神经氨酸酶Neyramidinase的缩写。这两种物质在病毒的入侵细胞、传播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血凝素H是病毒入侵的“开路先锋”,它能和细胞膜上的蛋白结合,在细胞膜上打开一个通道,使得病毒能进入细胞。这样病毒就能在细胞里胡作非为,利用细胞的物质进行自我复制,制造出一群新的病毒。当新病毒要钻出宿主细胞的时候,进入细胞的“功臣”H却偏偏还要和宿主的细胞膜“纠缠不清”,这时候就需要依靠神经氨酸酶N来解决问题了。N就像一把刀,通过“水解”的方式切断病毒和宿主细胞膜的最后联系,使病毒脱离宿主细胞,再次去寻找感染下一个目标了。现在著名的“达菲”,作用原理就是不让这把“刀”起作用,使新的病毒无法脱离宿主细胞,从而抑制病情。依据H和N的化学排列的不同,病毒也就有所不同,人们也就用字母后面标出数字来区分它们,其中H有15个类型,N有9个类型。病毒的种类虽然多,但也有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之分。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流感病毒里,目前还只有H5和H7是高致病性的,其他则没有那么危险。 (庞子文摘自《读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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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卫生主管部门科研基金项目“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研究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以了解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染现状及危险因素;研究耐药基因在鲍曼不动杆菌耐药中的作用;建立有关鲍曼不动杆菌基因分型方法;探讨鲍曼不动杆菌的流行病学特性为目的。研究采用K-B法测定13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采用PCR方法检测耐药基因;采用三维试验和膜主动外排机制检测研究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机制;采用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对鲍曼不动杆菌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AFLP)技术研究鲍曼不动杆菌基因分型。研究结果如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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