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512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禀赋、农户认知水平和农地流转特征3个角度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流转价格以及政府参与度等6个因素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户主年龄、耕地破碎度、对土地的感情对转出行为具有负向作用.其中耕地破碎度、流转价格和政府参与度在影响农户自身认知和规范流转过程方面显著性更高.因此为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应加大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力度,建立合理的转出价格"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     

村干部身份对农地流转契约的影响及扩散效应研究：以流转期限为例

讨论农业转型背景下农地流转契约问题对促进农地长期性投资和解决农地质量下降等问题有重要意义。以农地流转期限为例,从农地流转行为嵌入正式制度和以村庄社会为承载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出发,研究在村规民约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村干部身份会如何影响农地流转期限。使用Logit模型、CMP估计方法等方法和第三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村干部身份与农地流转期限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村干部身份促进农户农地长期转出。与没有村干部的家庭相比,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的农户选择农地长期转出的可能性显著提高。第二,村干部身份影响农地流转期限的路径有两条,主要是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和违约风险促进农户农地长期转出。第三,村干部身份对农地流转期限的影响在不同关系文化区域存在异质性,村干部身份在高关系文化区域对农地长期转出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低关系文化区域。第四,村干部的农地流转行为具有外溢性,当村干部家庭选择农地长期转出时,会带动周围自发流转的农户长期转出农地。需突出村干部及村民自治组织的代理人角色,充分发挥村干部“领头羊”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在此背景下,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经营投资对农户经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投资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农地确权通过转出土地投资,对农户土地流转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投资起着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农地确权通过转入土地投资,对农户规模经营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中介作用并不明显.将农地的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农户是更有效率的,要充分释放农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建立我国农户土地投资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有限理性视阈下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分析

农户根据决策行为不同可分为转入农户和转出农户,本文基于农户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尝试构建数理模型,对农户转入或转出的条件进行探讨,并对其经济学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决策行为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农户理性预期,只要外部环境能够使农户满意,农户就会选择转入或转出农地。     

生计视角下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农地流转是实现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缓解当前农村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存在很大差异,目前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阐明这一问题,分析了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户的生计状况.结果表明:1)在2012—2014年间,农地流转面积和涉及农地流转的村、户数量均有所增加,但不涉及农地流转的农户在2014年所占比例仍高达60.7％;2)农户间的农地流转大多是便于调整的短期行为,仅有2.7％的农户经营农地规模超过1 hm2,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老龄化较为严重;3)农地净转出户、无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都是非农就业,但农地净转出户比不涉及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更富裕,后两者富裕程度相当;4)这3类农户非农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别,但农地净转出户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最长,尤其是中老年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最高,这是他们收入水平高于其他2类农户的原因.     

农户受教育水平与土地入股流转意愿关系研究——以四川部分欠发达地区为例

将农户土地入股流转的决策视为一个有价证券选择问题,建构了一个农户行为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农户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促进了农户土地入股流转水平。研究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团队2021年搜集的四川省南部县、喜德县351份农户截面数据,通过Probit模型、Tobit模型对理论模型的意义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一是农户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农户土地入股流转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农户户主受教育水平在理论模型中的作用的意义是一致的;二是少数民族家庭相对于汉族家庭土地入股流转意愿更低;三是户主年龄、家庭人均收入、家户成员数量对农户土地入股流转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的投资,不断提高城乡教育一体化水平,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家庭农户的培训等提供了依据支撑。     

农村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重庆市300户农户调查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采用问卷调查法、Logistic分析法,从农户视角分析宅基地流转的原因,探寻农村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务工距离、社会保障水平、宅基地距城镇距离、宅基地流转政策满意度、宅基地流转收益、人均住房面积等因素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具有明显正向影响,其中,非农收入和宅基地流转收益对农村宅基地流转正向影响最为显著;户主年龄、宅基地利用情况等因素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具有负向作用.研究认为,农村宅基地流转应基于农户自愿原则,通过提高农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水平和经济意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针对性措施,促进农村宅基地健康有序流转.     

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1个县的农户调研数据

贫困地区的土地流转关乎广大农户的基本生活和农业方式发展,当地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值得关注.结合来自贫困县的1 316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考虑以及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是农户土地流转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2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可分为3类:转出土地的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者和追求高收入非农就业者、转入土地的扩大规模农业经营者;3贫困地区土地流转受多因素影响,土地转出数量不足,制约了当地的土地流转.     

甘谷县新兴镇农村土地流转意愿调查分析

通过对甘谷县新兴镇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实际调查,总结出该镇农地流转主要有代耕、互换、出租、转包4种形式,农地流转具有规模小、无偿性及短期流转的特点,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不是很强烈,他们的流转意愿受到家庭收入、收入来源、所承包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及自身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农地流转模式的经济效率分析——以山东枣庄为考察对象

按照农地流转主体与贡献力量的差异,将现有的农地流转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模式与农户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模式,并就两种农地流转模式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山东省枣庄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农地流转收益、流转成本、流转合同的稳定性以及农地流转的困难程度对两种流转模式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农户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模式的流转效率。因此,为了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要防止政府对农地流转的过度干预。     

大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西安市秦岭北麓684户农户调查

大城市郊区受到城市的影响,土地用途转换频繁,农地流转较为活跃。研究大城市郊区土地流转对于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以西安市秦岭北麓4县(区)为例,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选取19个乡村,并根据距离西安市中心城区距离分为近郊村和远郊村,通过实地问卷调研684个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结果表明,与远郊区相比,近郊农地流转具有以下特征:(1)土地流转率高,农户流转意愿强烈;(2)流转价格高,年期长;(3)流转规模小,流转后土地用途多样化,既包括农用地也包括建设用地;(4)流转行为规范。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郊乡村土地流转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与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因素,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务农劳动力的耕作面积、家庭参保比例及距离城市中心距离对土地流转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开展技能培训、丰富信息接受渠道、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系统、规范土地流转机制。     

农地流转视角下我国农业补贴的对象选择——来自21省市农户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当前农地抛荒以及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等现象对农业生产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通过农地流转来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我国的农业补贴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是否会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业补贴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与补贴对象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对农地转出方进行补贴,对农地转入不产生影响,但会阻碍农地转出;而对农地转入方进行补贴,则可以激励农地转入,但对农地转出不产生影响,因此,对农地转入方而非转出方进行农业补贴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21省市的微观数据对我国农业补贴与农地流转的关系进行现实考察后发现,由于我国的农业补贴对象同时包括了转入方和转出方,因此,农业补贴既阻碍了农地转出,也促进了农地转入,而为了促进农地流转,未来需要加大对农地转入方的补贴力度。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以福建省500户林农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自己经营林地还是转出林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就业技能等级、林地每块平均面积、林地质量和务工年收入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显著;而农户家庭总人口数、林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林业收入、获得资金与劳动力支持户数、新农保的保障程度和林地流转价格满意程度等因素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不够显著.在此基础上,建议政府在推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能力,提高务工收入金额和比例,减少对林地收入的依赖程度.     

广东省农地内部流转市场发育度评价

建立发育良好的农地内部流转市场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该文从发展度、覆盖度、规范度和规模度4个维度构建了农地内部流转市场发育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广东省内区域市场发育度进行了多因素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08年广东省粤东、粤西、珠三角和粤北4个区域的农地内部流转市场发育度分别为0.536、0.64、0.925和0.244,表明广东省区域内部流转市场发育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规范市场运行机制、维护农户权益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广东省农地内部流转市场发育的有效途径。     

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决策分析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本文通过建立农户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决策模型,分析出影响农户决策的因素,对各地政府根据《决定》出台相关措施的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分析——以会宁县陈家曲村为例

本文依据相关调研数据,分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因素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家庭结构和收入结构是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因;农户年龄影响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但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虽然小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土地流转后的收益是农户决定要不要进行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原因;耕地面积不影响农户转出土地,但是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是极显著的。     

风险规避、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出契约期限的影响

[目的]探究风险规避、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出契约期限的影响,以此了解农户地转出契约期限决策以及促成更多的农地长期流转.[方法]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利用Log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采用Probit模型、OLS模型和异质性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风险规避...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关系浅析

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各地出现了农户土地使用权在承包期内依法、自愿、有偿转包、交换、转让、出租及继承、入股、抵押、赠与等流转形式,农村土地市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自1985年国家在政策上开始允许有偿转包土地,农村用地市场的新发展.目前,农村土地的立法还相对滞后,研究和探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以临洮县洮阳镇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户兼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其势必会带动农村资源禀赋的调整,农户兼业是否促进土地流转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以洮阳镇为例,基于120户农户的调研样本,利用logit模型,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四个角度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都不高,但三者相比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显著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的概率都低,纯非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稍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对土地流转正向作用不明显。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山东平度的经验证据

以"三权分置"为背景,从"个体认知"和"参与体验"两方面建立分析框架,并在对山东省平度市11个村镇430户农户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多值Logit随机效用回归模型对农户转入转出土地的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受到风险预期、政策认知、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显著影响,因此,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农地流转监管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补贴的力度和宣传力度,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不断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