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的语境论科学编史学

科恩作为20世纪著名的科学史学家,他的语境论科学编史学由科学史学科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科学史研究的主客观语境条件、科学史研究的语境方法构成,这是非常独特和深刻的.他的语境论科学编史学对当前科学史基本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试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

关于科学史研究走向综合,科学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实现综合还没有统一可行的方法。自然科学研究的语境化,科学史研究本身的语境化,科学哲学与SSK等研究的语境化,史学理论研究的语境化四个方面,阐明了科学编史学综合化的必然性,表明科学史研究必将走向语境论的科学编史学综合,这也将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关于科学史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

在历史学的领域中，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标准的研究方法之一。同样地，在科学史中，应用集体传记的方法也带来了一些很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研究方法与定量化和社会学性质的历史研究亦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科学编史学的视角出发，回顾了集体传记方法在科学史中应用的历史，分析讨论了国外若干有代表性的科学史集体传记研究工作，并总结了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的具体应用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约瑟夫·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

约瑟夫·阿伽西完成了首部科学编史学专著《论科学编史学》,并用科学史案例证明波普尔方法论证伪主义能较好地指导科学史实践。立足于阿伽西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史著作,结合其理论与实践,考察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史应接受新的批判科学哲学指导,批判当下受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影响的科学史研究,提出证伪主义批判理性作为方法论原则。科学史的目标是更接近科学和历史事实,并提供有趣、生动的历史。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体现出批判性史学的独特性,开启了一种分析批判的视角,为科学史研究开拓了范围广泛的问题领域,对后来的科学史研究来说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开拓意义。在科学史研究国际化趋势及多元化路径趋势下,仍有一定价值。     

法国科技史建制化时期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20世纪初,为突破以政治史与军事史为主的历史学研究窠臼,法国掀起了扩大历史学研究对象和增加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史学革命”。围绕历史学家亨利·贝尔搭建的对话平台,学者积极将历史学研究范围拓展到人类文明中的科学与技术。法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由此开启了建制化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著名科学思想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在年鉴学派掌管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下建立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他去世后,在勒内·达东的带领下,该中心成为法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机构之一。     

科学史学的理论域面及意义

科学史学是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文针对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模糊问题,从理论上对科学史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界定了科学史学的研究范畴,以期厘清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提高科学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论柯瓦雷科学史学的现象学维度

柯瓦雷是科学史研究的内史学派的奠基人.事实上,他的科学史学思想受到了其导师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深刻影响,并在科学史的本质认识和科学史学的基本方法两个层面显示了胡塞尔现象学科学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鲜明印迹.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对证伪主义法拉第研究案例的分析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间的关系受到了来自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家的关注,二者的关系也是科学编史学领域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从科学史家的角度来看,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二者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通过考察以科学家法拉第为对象的科学史作品,从证伪主义研究的案例出发具体地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影响、意义以及局限,可以认为科学史作品都在其作者科学哲学立场的影响下完成,这种影响抑或是明晰的抑或是潜在地,基于不同的科学哲学立场,写出的历史都是历史的一个侧面,都是"真实"历史的某种简化、理想化。     

库恩与科学史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库恩一直强调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并认为自己"既搞科学史,也搞科学哲学"。库恩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并需要进行合作的整体性思想。库恩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上的独到见解,凸显了他从科学史中呈现科学形象的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和观点;他既不同于他之前的科学哲学家又不同于一般史学家的观点,使得他遭到来自双方的批评并引起诸多争议。库恩看起来部分像历史、部分像哲学的主张,使得他更像是"欧洲派的史学家,美国味的哲学家"。虽然库恩强调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主张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发展等思想,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也导致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历史的再现"研究工作的兴起和发展;但是,库恩的科学史学观,在科学史家中并没有真正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也没有实质性的深刻影响。库恩的科学史学观,看似矛盾、实则谨慎而深刻;彰显库恩这方面的思想及其深刻性还有待时日。     

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

科学史家们是否需要通过一场新的综合穿越内史与外史之间、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种种壁垒，突破现行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限制，有意识地为二十一世纪科学史研究开拓出新的生存、发展空间？提出此一问题是本文之宗旨。作者还从（广义的）科学编史学（包括科学史史、科学史哲学与狭义的科学编史学）角度就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希藉此敦促同仁更多地关注此一问题。     

竺可桢与科学史学

本文通过对竺可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次科学史观念变化的深入考察,挖掘追溯了竺可桢的新观念的来源,发现通过英国左翼科学家的著作,竺可桢受到了其背后所隐含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的影响,体现在竺可桢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上,从而为认识竺可桢的科学史学思想及其时代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     

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探微

本文对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进行了概括。其编史内容主要包括科学争论和科学知识制造实践中涉及的因素,其编史方法主要是集体传记研究方法和宽泛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方法。     

对《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编史学分析

1985年,《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一书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书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大多集中在对社会因素的关注上,而本文作者则着重分析了此书的科学编史学意义,并对书中涉及的相关主题进行编史学意义上的梳理。     

民族主义与东亚数学编史问题

分析东亚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与东亚民族主义史学观的历史根源,论述民族主义史学观支配下东亚数学国别史编纂的研究取向及其影响。认为,这些国别史都是从民族本位出发,强调本国数学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重视本民族数学的独特性与数学成就上的差别,而轻忽东亚数学的整体性与同质性。以西方数学作为参照标准,较强的辉格史倾向在为民族科学文化先进性进行辩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重视数学史内史研究而忽视外史研究的研究范式也为其所需要。欲消除民族主义数学史观的消极影响,就应该树立“东亚数学一体化”的观点,超越民族,从儒家文化、汉字文化的整体视角来审视东亚数学,并且对东亚数学持连续发展的观点。只有把中国、日本与韩国(还包括越南)数学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才有可能全面认识东亚数学思想、数学精神与数学知识体系。     

科恩的科学编史学方法新探

科恩作为20世纪著名的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编史学方法集中体现为继承与创新。一方面科恩继承、改造了萨顿、柯瓦雷的编目考证法、引证原始材料分析法、概念分析法、历史记录分析法，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编史方法，体现为证据分析法、广义语境分析法、微观宏观整合法、再版补充法。对科恩研究有助于梳理20世纪以来科学编史学方法的推进与创新。     

论科学史学的创新意蕴

科学史学蕴涵着对科学创新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创新意蕴主要体现为：一是通过科学史学直接促成科学发现;二是通过科学史学,提升科研人员的素质,改善其工作的环境,使其做出科学发明,从而间接地推动科学创新工作。科学史学这两方面的创新意蕴密切相关,经它们之间的交叉、融合可以演化出科学史学创新意蕴的多种表现形式。     

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编史学的贡献

文章认为，对科学编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阐述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两大学术成就之一。其代表人物关于科学史层次划分的思想对科学编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它为探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内史与外史的关系创设了新的理论平台，而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模型的构建为科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历史分析的基本工具。     

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编史学观念

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文章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他对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的研究实践和有趣见解，同时探讨了他的编史学观念，这一切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