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学术突围及迷失——以师事荀子为出发点

儒墨显学给韩非带来巨大学术压力。为了证明儒墨之学的愚诬,韩非设定了两条检验标准。在这两条标准之下,韩非必须通过师事苟子才能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师事苟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韩非与荀子共同遏制墨家“兼爱说”,客观上实现了儒法的短暂学术结盟。韩非对孔子进行“法家化”处理,强化了法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韩非完成对儒墨的学术突围。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解决人性本质与资源占有矛盾的问题上儒墨法各具特色。儒家倡导即凡入圣的生活,墨子提倡超凡入圣的生活,而韩非则主张按照丛林法则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韩非“去仁爱”。舍弃了“仁爱”的差等原则．导致其在“爱”与“恨”的权衡中迷失了方向。     

浅析晋文化与韩非的关系

晋文化中的“晋”字一般理解为晋国及三晋,晋文化是以其法文化而著称,韩非则是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晋文化不断形成完善的原因与韩非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并都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中特别是促使以法文化著称的晋文化形成中的法家先贤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韩非,韩非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最终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法治”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

韩非不是先秦末年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其思想是他站在法家立场上对先秦思想的总结。研究韩非,便于研究先秦思想发展的规律,总结先秦思想史上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对韩非思想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对地说,对韩非法治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是一个薄弱环节,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以适应我们这个改革开放、探求真理之时代需要。     

略论商鞅和韩非理性主义的战争观念

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本是“卫之诸庶孽子”,“少好刑名之学”。韩非(约公元前二九五—前二三三年)本是“韩之诸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①按照传统学术流派的划分,他们同属战国法家一派,都是思想大家。具体而论,商鞅活跃于战国中期而韩非生活在战国     

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论韩非、李斯对荀学的继承

韩非、李斯是荀学的主要继承人,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求学方式、思想发展历程等方面来看,他们早在求学之前便已埋下不同的学术种子,并非在学成之后疏离荀学。韩非自幼习染三晋法家文化,接触慎到、申不害等人刑名法术之学,他将追随荀卿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对儒家的深刻反思,并从荀卿处汲取了大量理论智慧。李斯出于生存状态、个人兴趣而有选择地继承荀学知识,关注帝王之术并对韩非学说产生兴趣,而从仕秦国的特殊经历加速了他推动法家学术的步骤,最终成为实践法家思想的人物。     

浅析韩非的极端专制独裁论

前一时期,对于韩非的学说,常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价。诚然,作为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韩非,其思想有不少地方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特点,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即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这当然是进步的社会史观。又如,他主张从客观实际去考虑言论的当否,即所谓“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 (《备内》),这显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等等。总之,韩非思想的熠熠光华是不能掩盖的,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构成韩非全部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独裁论,则显系糟     

论郭沫若对韩非研究的失误

郭沫若对君主执“术”的控制对象－“潜御群臣”－－扩大为“驾驭臣民”，离开了韩非的本意；而韩非的“术”控理论稳定而成熟，旨在“法”“术”结合，整饬吏治。郭对《难势》的批判，将原作“抱法处势”的概念换作“任法用术”；该篇“复应之日”是韩非法治理论的精髓，主张“法”，“势”结合，论证法治胜于贤治，又不否定肾治，郭称其为“诡辨”，输于学理。郭据《定法》称韩非为“法术家”，但据《难势》韩非还主张“法”，“势”结合，他是主张“法”“术”“势”结合而以“法”为核心的法家。郭有时直接贬韩非为“术家”，“偏恶引起偏失”。韩非对“法”的研究有“纵失”和“横失”，玉有石璞，其来有自。对原作的发掘，尚须艰苦工夫。     

"仁义礼智信"的由来、发展及其基本内涵(下)

“仁义礼智”四德整体的提出者是孟子,“礼义廉耻”四维德目的提出者是管子。郭店楚竹书《五行》试图建构一种将仁、义、礼、智、圣内化为人们的品德信念的道德体验模式。将“仁谊礼知信”称作“五常之道”,最早出现在汉朝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之中。“仁义礼智信”作为整体德目由官方确定在董仲舒去世183年后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会议上。之后,“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经历了从周敦颐的“诚,五常之本”说到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以及朱熹的“五常之性”说。今天,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融入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建设之中。     

庄子政治思想初探简

庄子的政治思想是他人生哲学思想的外在延伸.庄子竭力主张政治思想的无君论,期盼无君无臣的悠然自得的生活;宣扬统治者一方面要彻底废弃仁义礼智等道德制度,另一方面要保持一种空明的心境,以实行无为而治,讴歌一种“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     

论陶渊明的“志道”之学与“立名垂世”思想

“士志于道”是儒家据以评判士之是非善恶的最高价值标准。“志道”之学,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终极价值依据。而传统的“三不朽”理论又以“立德”为上善之选,这就为知识分子从“立德”走向“不朽”提供了内在依据。陶渊明的“立名垂世”思想,是指他在“志道”的践履过程中所形成的指向“不朽”追求的价值意图,即通过“三不朽”的操作体系以实现垂名后世的价值理想。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用“志道”之学为自己的“立名垂世”思想做了策略性的解释。     

圆球的重构剖析与扬弃——孔子为政思想刍议

二千五百四十年过去了。谁能预料,当年坠地呱呱的一声,竟如泻地江河、经天日月,成为划过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强音。自汉以来,几十个长短朝代、数百个大小君主,莫不竞相尊孔。有人认为,其“最关键的要害之所在”,是孔子的“忠君尊王。”但是,慎到贵势,申不害重术,商鞅尚法,集大成的韩非鼓吹君主专制,法家的忠君尊王思想尤为强烈,为什么盛行数百年后便长期消隐了呢?不错,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确以为政思想为核心。但忠君尊王只是他为政思想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治国御下之术。经过历史的检验,正是治国御下之术为其他各家各派所望尘莫及。因此,法家走俏一时便遭抛弃,道家暂受青眯即被搁置,唯有孔子被历代封建帝王奉为“大成至圣”、“万世师表”,成为帝王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陆贾:向非儒文化观挑战的汉儒第一人(上)

陆贾的历史反思多集中于秦当代史,其批判的锋芒也主要针对秦的暴力政列本位和功欲主义政治.准此,他相应提出了“逆取而顺守”与仁义为主旨的社会政治思想,其要义包括:(1)德治“无为”;(2)“窒欲”;(3)“辨惑”“求贤”;(4)“修于闺门之内,行于纤微之事”.他的仁义思想,对汉初政治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毂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以之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毂梁传》,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毂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毂梁传》,但当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毂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毂梁传》的中心思想。     

韩非“法”治哲学探微

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建立在他＂凡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韩非的法治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法＂论。纵观《韩非子》,它的＂法＂、＂术＂确实与＂道＂、＂德＂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可以这样理解,人性论,＂道＂＂法＂之论,二者合一,才能使完整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成立。本文试图从《韩非子》中的＂道＂＂法＂之论出发探析韩非法治思想,以窥韩非法治哲学的根据。     

试论《论语》中的“士”

《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士”，对“士”内在思想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孔子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因此对它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对“士”这一阶层的梳理，从“士”的“志于道”、形成意义的道德自律、广博的胸怀和精神上的尽善尽美等四方面来准确把握“士”的思想特质。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中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     

韩非论“朋党”

“朋党”,《辞源》释曰:“(?)为私利目的而勾结同类。……(?)排斥异已的宗派集团。”,韩非对朋党是深恶痛绝、视为大罪的,他在为法术之士张目的《孤愤》篇中指出:“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     

试论韩非关于“变”的思想

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对事物的“变”曾从哲学上作了多方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思想,这些构成了韩非朴素辩证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就韩非的“变”的思想谈几点粗浅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