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生物学与目的论:试论“进化”思想的哲学基础

生物学与目的论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重要原因。这排除了神学目的论,但也使进化丧失了哲学根基。尽管迈尔把进化生物学定位为关于远因的研究,远因解释与目的论密切相关,但迈尔所谓的目的论是生物学目的论或经验目的论,因而不能作为进化的深层根据。与之不同,康德目的论具有先验性的特点,这恰好为进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康德目的论在进化生物学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应被生物学研究忽视或边缘化。     

何为人工智能的“艺术活动”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之“形式因”强调事物的形状、形态为事物的是其所是的观点,为人工智能的“艺术活动”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人工智能的“艺术”行为在表现形态上显现出与人相似的“经验”性特征、类“意识”活动以及“情感”表征功能上的类似性.从人工智能模仿的艺术行为及其效果上看,它首先可以作为身体的延伸工具进行艺术制作,其次在深度...     

生命之可能性的先验根据:作用因与目的因——康德的生命科学方法论思想研究

康德以其先验哲学的视角指出以“作用因”为其先验根据的牛顿力学原理在解释生命之独特性时是不充分的。在对传统目的论思想进行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把目的论与机械论结合起来的生命科学方法论,由康德倡导的方法论对生命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技术观与两种技术伦理悖论的解析

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可表述为：技术即制作活动。过程的有限性、从人到物的关系模式、外在的目的论是制作活动的三个主要特征,三者对于消解现今技术伦理讨论中的“技术亦善亦恶”悖论和“技术伦理无善可求”悖论有着积极作用。     

目的论现象的分类问题

目的论能否在科学领域保有一席之地，有赖于引发目的论思维的现象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和机制。然而，目的论现象的形态多种多样，未必都适用统一的解释模式，因而有必要分门别类考察。通过辨析传统的二分法、阿亚拉的三分法、迈尔的四分法以及克里斯滕森的程度性分类，可以基于心理表征和系统方向性的差异提出一个综合的目的论现象分类框架。区分“目的”、“目标”和“方向”三大概念，有助于进一步澄清目的论现象在不同组织层次上的类型叠合。     

行为的目的论的解释及其认知机制

借助于目标或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赋予行为目的论的解释。然而,在心灵哲学领域内相当一部分自然主义者认为这种目的论的解释应该被还原为心智主义的因果解释。但这样的还原是可靠的吗?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对近二十年来认知领域内对儿童的目的论解释现象的研究的分析来说明目的论的解释模式是人类天生的自然倾向,像默认的设置一样无法被消除,从而近一步指出通过引入心智状态而对行为的目的论的解释进行因果还原也许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自然科学为什么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即形而上学,它是人们的一种世界观,即人们对整个客观世界终极原因的一种看法或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本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其核心内容就是试图通过人类的理性思维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人类最高、最大的"智慧"。而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界具体的、精确的、分门别类的看法或解释,只不过这种看法或解释必须受人类经验的严格检验。因此,哲学或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为人的思想观念它们两者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前提、为基础,没有形而上学作前提或基础,自然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康德之所以写《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代西方生物学哲学:研究概况、路径及主要问题

生物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叶以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生物学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并在新世纪出现繁荣,主要表现在:生物学哲学的著作大量涌现,论文的数量也不断增多,越来越多专业生物学哲学家走上学术舞台,研究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在加强。生物学哲学的研究路径有三种方式:用生物学成果解决一般哲学问题,用生物学成果解决一般科学哲学问题,以及用逻辑和哲学分析和思辨的方法解决生物学中的概念和理论难题。近年来,生物学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自主论和分支论的争论、功能解释和目的论解释在生物学中的合理性、物种的本质、自然选择的单位、小进化和大进化的关系、进化发育生物学对进化论的挑战、人的心灵的主要特征是否是在石器时代形成、文化进化等等。     

生物学性状的本征功能及其定义困难

前因论通过考察进化史来定义本征功能,倾向论通过倾向来定义本征功能,这两种方法都会遇到生物学实践中的反例和困难。本征功能其实就是性状与其某种效应的必然联系,只有在预设某种自然目的的前提下才是可定义的。选择所具有的环境依赖性以及进化所具有的无目的性原则上决定了按照前因论或倾向论对本征功能概念进行非目的论解释是不可能的。     

哈维“生理学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

17世纪哈维的生理学革命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循环思想、对心脏的认识和目的论思想，建立在盖仑的解剖和实验方法、以及由此得到的概念系统和材料基础之上。近代的经验论、数学方法和机械论思想都为其提供了社会基础。哈维是西方传统医学向近代医学转变的枢纽式人物，其革命是累积的结果，对于科学思想形成应从社会历史中寻找原因，其中“错误”的思想也不容忽视。     

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

尼安德的"传递论证"中有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     

《穷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知识”概念的引进

《穷理学》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概念的理论。傅泛际与李之藻将拉丁文底本的知识"scientia"译为"确知"。但比较亚里士多德原著的对应词"Επιστη'μη"与古汉语"确知"的词源与词义发现,"确知"并不能准确传达"Επιστη'μη"对事物本原和原因解释的内涵及其"证明性"与"必然性"的特征。但"后分析篇"评注的翻译与解释最终将"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赋予"确知"。就此,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被完整引进,这也是西方知识概念第一次引入我国,因而对于传统知识观念与知识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有重要意义。     

灵魂、和谐与“身体的现实”——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概念及其对和谐论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一卷第四章对以恩培多克勒为代表的和谐理论提出了批判,认为灵魂不能被界定为“和谐”.这个批判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并论证其灵魂概念的关键步骤.本文指出,亚里士多德对和谐论的批驳实际上诉诸两个前提:第一,灵魂是实体;第二,灵魂与身体不能分离.这两个前提源于他在《形而上学》中对质料与形式的设想与论证,并导致他的灵魂论一方面重视身体层面的因素、反对将灵魂设想为脱离身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坚持灵魂作为实体和原因的地位,反对以“混合物”或混合物的“比率”来界定灵魂.本文试图说明,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要努力在早期柏拉图与和谐论的灵魂学说之间走出一条中间路线,通过对二者的批判来提出一个新的灵魂概念,即“身体的形式”或者说“身体的现实”.本文由此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于和谐论的概括和批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甚至误导,但他确实消除了和谐论的灵魂学说中所包含的宗教色彩,以一种与现代科学更为接近的思路对灵魂的本质和功能重新做出了界定和说明,这种路径无疑为其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打开了空间.     

生物学中的弱解释还原论及其辩护

生物学中的弱解释还原论认为,生物学中的一切系统性质都能够仅仅通过部分性质得到解释。然而,近年来随着生物学中突现现象的大量涌现,弱解释还原论受到了多方怀疑。我们认为,这些怀疑可以被归类为相互关联的四大论证:突现论证、情境论证、多重实现论证和原因论证。其中,前三个论证可以看做最后一个论证的衍生物。本文通过回应以上四个反弱解释还原论论证为弱解释还原论作出了辩护,我们认为目前尚不存在能够完全否定弱解释还原论的证据。     

意向立场与目的论立场的关系

意向立场和目的论立场是我们对能动者行为进行解读时所采取的不同解释模式,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至今还未达成共识。本文首先介绍了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种主要理论:即目的论立场起源于意向立场以及意向立场是目的论立场发展的延伸;其次分析和讨论了这两种理论各自的解释困难;最后文章进一步对这两种立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主要通过分析婴儿对欲念/目标、信念和意向这些心灵状态的理解,以及来自相关的脑神经科学实验结果的支持,试图说明基于欲念/目标的目的论立场与更为复杂的掌握信念、意向和语言之后的意向立场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机制,是两套独立的行为认知系统。     

还原论、自组织理论和计算主义

计算主义纲领关于生命现象或过程是可计算的主张，与关于生命现象的还原论是一脉相承的。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问的还原性解释关系，要求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即如何把生命科学中占核心地位的目的性陈述转换为因果性陈述和如何把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联系起来，而还原论在此遭遇着难以解决的“无限”问题和复杂性的困境。计算主义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位，由自组织理论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位所决定，而自组织理论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位，则由前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还原论所遭遇的“无限”困境或复杂性困境所决定。     

康德目的论与当代心灵哲学

康德目的论在继承以往目的论的同时,也呈现一些明显不同的特征,即调节性、内在性和先验性。康德目的论蕴含丰富的功能系统思想,而功能系统是功能主义思考心身关系的基本框架。然而长期以来,心灵哲学的功能主义一直撇开康德目的论而谈心身功能系统,致使心灵哲学被束缚在哲学的认识论领域,面临感受性、心理因果和物理因果闭合等问题的困扰。通过把功能主义建立在康德目的论的基础上,可为我们提供一个看待当代心灵哲学问题及其争论的实践论视野,进而开启心灵哲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转向。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化方式和理性路线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既是关于世界之本体的学说,也是关于知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通向关于世界(或宇宙)知识的理性路线,并且导向了他的逻辑理性方式。在自然哲学方面,他将对自然世界的解释和使解释作为永恒的和必要的知识这两个目标统一了起来。因此,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基于观察的逻辑归纳方法和基于(主要是常识性的)共识的逻辑演绎方法两条方法论路线。亚里士多德对经验证据的接受,标志了认知境界的重大转换,从而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生长做出了贡献。     

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一种思考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是对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一场重要革命,它改变了西方哲学对自然的基本理解。早期自然哲学把自然理解为"质料",但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形式"成为了首要意义上的自然。这种转变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后果。     

偶然性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

近年来,国内有些文章对雅克·莫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书做了评论。总的评价是莫诺过分夸大了偶然性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绝对对立起来,否定了生物进化的发展方向及其规律。莫诺认为生物进化是纯粹偶然性在起作用,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但在有关评论文章中,往往笼统地引证哲学教科书上的一些论点,如偶然性与事物是一种“非本质的、暂时的联系”,把偶然性看作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的因素”,是“对事物进程只起加速或迟缓作用”的条件,是必然性的“补充形式”,等等。用这些观点作为批判武器,显得很无力,因为它显然与生物进化过程的实际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