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进路——以司法建议制度为视域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立足司法职能参与社会治理,是一个集中展现法律治理技术的场域。司法建议则是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延伸,其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已经存在并运行了几十年,一度被誉为人类理性应对制度困境的典范。在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创新的时代语境下,从多元维度对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进行系统的现实考察,认为目前存在人民法院功能定位理想化、司法建议规范性缺失、效力不足等问题,根据司法实践展示出的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扩张趋势,应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希冀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进路,实现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性理念融合,同时优化相关具体制度设计。     

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路径探析

司法政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规范,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作用。在既有实践中,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有三条主要路径,分别为“当事人陈述”“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除主要路径,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途径还有“首部程序性适用”“尾部陈列性适用”和“裁判引用性适用”三条辅助路径。但从实践看,既有路径存在“当事人陈述”路径急需规范、“裁判理由”路径有待完善、“裁判依据”路径值得商榷等问题。基于此,应当从强调多方责任、统一政策适用、慎重对待“裁判依据”路径等方面优化既有路径,以实现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规范化,进一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     

习惯法源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

我国《民法典》把习惯确立为法源,但司法裁判中习惯的适用与其法源地位仍不相称,主要表现为习惯的法源适用与作为释法说理的理由没有区分、习惯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和程序保障。作为法源的习惯指的是事实习惯,它本来不具法律性质,其法律效力来自法律授予和法官适用行为的结合。法官对习惯的查明和审查应是适用过程中的重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应对习惯法源的适用方式、适用步骤和效果评估等作出程序上的指导性规定。     

人民法院的视角：扫黑除恶治理模式路径分析

作为我国司法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肩负着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使命与职责。人民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屏障,社会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此,也必将对法院工作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所以法院在扫黑除恶斗争中不仅要做好裁判者,更要发挥其社会职责与能动性,当好黑恶势力的绝缘体,不仅是黑恶势力线索的发现者,还是国家扫黑除恶的代言人。为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法院在现有工作机制上进行再创新,推动法院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的持续发展。     

现代司法理念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

现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等。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必须继续推进和深化司法改革,必须进行民事裁判文书改革。民事裁判文书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深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高法官素质的要求。改革民事裁判文书应当从八个方面着眼。     

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中的应用

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下,各地各级法院产生了诸多人工智能智慧化应用的具体成果,例如在法官裁判中植入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在证据运用中利用人工智能增强证据的要件化和逻辑化,在案件分流中运用人工智能推动类案分流系统建设.然而,囿于技术发展有限,人工智能目前对诸如如何科学判断证据证明力及合法性、如何缩小地域间差异、如何形成...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的局限性探析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包括权利存在与否不确定以及权利与利益诉求之间的对应性不确定。为降低权利的不确定性,应在立法中尽量使用明确的词语,并通过法律解释细化权利的内容。权利冲突是权利话语在司法中局限性的第二个表现,区分权利位阶与利益衡量是解决此问题的两种主要方式。权利滥用是权利话语的又一种局限,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解决此问题。     

行政权利腐败的司法防范对策

提出行政权力应当接受司法权的审查与监督。从心理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方面,分析行政权滥用的根源;从法律规定、运行程序、法官遴选制度和审判独立等方面,论述了司法制约行政权的依据。为了达到司法权能有效制约行政权的目的,应解决好三个问题:司法权(机关)必须享有独立的物质财政保障;取消行政解释权;废止政法委对公检法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职能。     

检察机关数据治理及参与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随着“十四五”规划的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成为全面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检察机关以业务数据分析研判,指导检察业务发展,服务社会治理创新,在近年来有较多的实践和突破,但还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分析工具受限、与其他单位信息互联互通不足等内外部困难。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构想检察业务数据驱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路径,明确服务社会治理总目标,围绕中心工作,更好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服务社会治理,使检察业务数据在科学立法和源头治理中发挥更大价值。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法院的角色定位

随着党和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提出,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法院在传统职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一定意义的公共政策创制职能。人民法院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创新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从司法的功能看,法院参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立足点是整合司法资源,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具体说来,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或路径是构建或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以文载法,和谐审判——和谐司法背景下的裁判文书制作

裁判文书制作是审判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审判活动是否公正、公平的最终体现,也是以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裁判文书要以规范化的制作促和谐、以透彻的说理促和谐、以追求诸价值的均衡实现促和谐。     

司法调解参与大调解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探讨

以调解为手段解决民间纠纷是我国司法的优良传统,在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做法和经验业已成为全球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进一步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作用,探讨调解的发展新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对接,三调联动构建大调解格局,为调解注入了新的元素。这一变革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使调解这一传统纠纷解决手段在新形势下获得新的内涵,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新的贡献。     

创新社会管理的民众参与机制研究

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创新社会管理,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前提下,如何动员民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是破解当前社会管理难题的努力方向。     

论反垄断准司法机制

本文从准司法的词源出发,论述了反垄断准司法机制。在总结国外反垄断准司法机制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反垄断准司法机制的建立提供建议。     

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和裁判标准适用研究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略显粗糙,导致司法适用出现混乱情况。通过比较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德国法上的“专家标准”、日本法上的“善良管理人标准”,以及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该问题的判决,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适合我国国情。此外,法院判决必须考虑如下因素：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公司经营的行业或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经营状况等。     

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宋代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其政治﹑社会﹑经济生活迥异于唐代以前的朝代。宋代统治者在立国初期,面对社会结构重组、城市人口流动、弱势群体救济等社会问题,及时做出政策调整,为构建宋初的社会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此外,重建民间自治组织、调整新兴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鼓励私学等举措取得很大成效,进一步体现了宋代统治集团的社会治理能力,完善了宋代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主体参与空气治理的问题及其解决

随着我国空气污染问题的凸显,有关空气质量改善的议题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当前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主体在参与空气治理过程中均存在突出问题,可以借鉴德国空气治理的社会经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主体参与空气治理的对策,以期为我国区域空气治理改善提供一些知识资源。     

治理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管理的社会参与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权曾一度为政府所控制，社会力量很少能够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中来。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理论，为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社会参与，不仅有待于社会力量的积极发展和完善，而且政府和高校也要主动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管理。     

论司法改革的两种机制

司法在一国制度上是以“程序正义‘保障’立法正义”实现的核心环节。司法正义的基础是司法（审判权）的独立，其内动力在于法官之主动性发挥与良知、理智的驱动、因之以外部体制重塑司法机关（法院）的超然地位与公正形象，以内部约束机制去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质且兼有良好道德品质与职业使命感的法官队伍，就成为决定避法改革能否到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