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报》看上海近代中文商业报刊的兴衰

《申报》是近代上海的一张极具典型性的中文商业报刊，它从创办、繁荣到最终停刊，从外资独家经营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有的历史过程，代表着多数近代上海中文商业报刊所经历的兴衰，也体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直至衰落的艰难历程。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连锁经营——我国餐饮业的必经之路

连锁经营是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和商业竞争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同现代大工业、大生产对商品流通领域的要求直接相关。它改变了商业组织的形式,从“单体店”向“组合店”方向发展,从而成为“大流通”的最具代表性的商业经营体系。连锁经营是指,若干个店铺在统一的总部的管理下,运用统一进货,统一管理或授予特许权方式,实现规模效益的商业组织形态。联想电脑公司总经理杨元庆将其特点概括为6个统一,统一的形象、统一的布局、统一的产品销售、统一的价格、统一的服务和统一的管理。     

买办与晚清商业的近代化

晚清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最先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是流通领域———商业和钱业,以及适应出口需要的丝茶生产和手工加工业。与此相适应,近代中国产生了洋行与买办。在其影响下,旧式商业也向新式商业转变,晚清商业开始逐渐走向近代化。     

安纳斯脱·美查与中国近代报业史

本文以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中文商业报刊《申报》的创刊、竞争和崛起为基本线索,对美查的报业活动、报业贡献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述。认为美查开拓了一条办报盈利的道路,在报业实践领域,确立了一种商报“样板”,对中文商业报刊的发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因而堪当近代中国报业家的先驱。     

论刘鸿生的近代企业经营思想

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在经营企业的几十年生涯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 也形成了一套近代企业的经营思想。本文从他在企业投资环境、市场竞争、人才使用、内部管理方面的独特见解出发， 剖析其近代企业经营思想     

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智力开发与人事管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南三行”之一,它的成功是与该行重视智力开发和严格的人事管理分不开的。人力资源管理坚持了严格的选才用才之道、全面的培养创新之道和严格的管理之道。     

辛亥革命前后浙江的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是最先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不但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直接在中国经营企业而来。 早在一八九一年印行的《浙志便览》一书总序中就说到:一八四四年“宁波自通商后,民之服役夷人者以万计”。可见,在外国所办的船坞、工厂、航运等企业中。产生了浙江第一批工人阶级;随后,洋务运动开始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出现与发展,浙江工人阶级的人数更增加了。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统计,一八八三年洋务派创办在杭州的“浙江机器局”有工人五十人,一八八九年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慈溪火柴厂有工人二百人;一八九五年宁波通久源纱厂     

荣氏兄弟创业记略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们从1896年起开办钱庄,1902年第一家面粉厂投产,到1938年和1952年先后去世,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半个多世纪。他们经营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公司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统称为“荣家企业”,是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他们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创业,不怕挫折,锐意改革,开拓进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企业家的楷模,“对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本文仅对他们从1896年至1911年间的创业过程,作一概略的阐述。     

跨国经营四种形式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步展开的,带有许多过渡性特征。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同日本东京九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第一家海外合资企业,标志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开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领域有三块: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海外直接投资。     

解读上海租界时期的新闻报刊事业

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上海租界,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是近代中国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的一个"窗口"。上海租界期中国报刊事业开始向近代化起步与衍变,初步具备了近代社会的新的特征。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宣传西方基督教思想企图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排外心理,他们的办报活动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催生了近代大批著名报人。"租界"这片"国中之国"在西方成熟报刊体系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媒介集团化经营、出版自由和商业经济的先进资本主义性质的办报理念。     

试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商战”系对于“兵战”而言,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商战也是人才之战。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挽救民族危机的反映,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时代火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鸿章"振兴商务"经济思想初探

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他提出建立近代工交体系开展“争利”、“夺权”以求富的商战主张、引进外资兴利的开放意识、官督商办的经营理念，是渴望中国富强的明智、理性与开明的探索，尽管有许多不足，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政策不是花瓶

在中国的IT发展史上,软件大约算是最为失败的产业。现在的大腕级IT企业,几乎都是从搞软件起家,却都没有在软件产品上发迹,这是为什么呢?人们在反思,政府部门也在研究。从DOS版的WPS开始,金山在软件这一行已经奋斗了十几年。恒基伟业推出“商务通”才一两年。但是,笔者接触到的人士多数都购买了“商务通”、却很少有人买WPS2000。这又说明了什么? 1999年以来国内民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最热闹的一件事便是“二板市场”。如同往年流行的“资本经营”、“企业重组”、“买壳上市”一样,大约会有一两年的高调,然后便偃旗息鼓刀枪入库了。 一向审慎低调的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何以尚未认真“相亲”之时,便一反矜态地投怀送抱呢,窃以为除了上市融资的商业需求外,不免迂回地表达了几个特定的情结。     

试论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之发展动因

“文人论政”传统是我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探究其发展动因,我们可以发现,其在近代的大放异彩,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风东渐”的合力作用,是变革时期中国矛盾重重之社会现实的呼唤,也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舆论环境的写真。     

关于蔡元培对“美术学”一词的获知渠道的考察

蔡元培是“美术学”一词在中国近代较早的传播者和使用者之一。考察蔡元培对这个词汇的获知渠道，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美学词汇和美学学科在中国近代的最初传入情形。阅读和与日本人士交往，是蔡元培早期获取新知的主要渠道。前者使蔡元培的思想视野进一步开阔，而后者则使他获得了接近近代知识源的优势。通过这两个渠道，蔡元培较早的从教育的角度了解了“美术学”一词。     

评《辛亥革命与长沙》丛书

近日有幸认真拜读了由薛其林教授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主编的《辛亥革命与长沙》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感受颇深。人们常说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是它最好的写照,因为它有着湖湘文化千年传承的文脉。余以为长沙还是一座“英雄之城”,自近代以来,涌现出了无数的革命志士和革命领袖;是一座“坐标之城”,近代以来,长沙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往往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同时也是一座“军事之城”,不仅仅是近代以来它产生了无数的军事家,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军队湘军和中国现代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源地。读完该丛书,使我们对此有着更深的了解和感悟。余以为,《辛亥革命与长沙》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略论陈炽的教育思想

陈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学校教育,推广农学、普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重视商业教育、以求富强,提倡女子教育。     

“乐歌运动”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

“乐歌运动”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影响到了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使其走上了接轨西方的专业音乐教育的道路。为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打下良好基础。它所带来的一些西方音乐的形式与体裁及西方乐理和音乐知识都给中国音乐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这种冲击与影响下中国传统音乐的主导地住不断下降。此时，中国近现化的音乐家们。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