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艺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当代命运——以阿来《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神授》为例

《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民族流传了千年的史诗文化,是祖先留给藏族人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格萨尔史诗传承中,“仲肯”——说唱艺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本身也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然而,他们却均在现代化生活潮流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的《神授》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史诗说唱艺人的当代命运,并通过他们形象的塑造,提出了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新问题,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些深入思考与独特见解。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辉煌的民族史诗──兼评谭玉良在格萨尔研究上的突破

蜚声世界文坛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史诗），是反映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部大型文学记录，是该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的概括和再现，也是该民族的“传奇故事”和“圣经”。藏文达一百多部，一千多万字、篇幅超过世界上任何一部著名史诗的《格萨尔王传》，不仅是该民族的百科全书，而且还是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标本展览馆”和具有永久价值的“全民族的经典”。因此，《格萨尔王传》已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但是在两百多年来的《格萨尔》研究中，围绕着《格萨尔》是英雄史诗（史诗产生于人类的英雄时代即青年时代，故又称为…     

卷首语

本期“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栏目刊发盘福东先生的《考古学文化考证的瑶族千家峒》,该文以考古学文化与瑶族迁徙为依据探析千家峒的生成,认为瑶族最早的千家峒在今天湖南临湘市龙窖山。证据之丰富,梳理之清晰,可见其用功之深。本期“文化人类学研究”栏目的主题是“口传文化与神话历史”。叶舒宪《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写”文化的多种叙事》是他2008年11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的主题演讲。文章将20世纪的人类学在“写文化”方法上的文学转向,同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两相对照,揭示学科互动带来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更新契机。通过对儒道两家共同推崇的远古圣人传统的知识考古学发掘,昭示对华夏文明发源起到关键作用的物质符号编码——玉礼器与青铜器组合的由来,彰显四重证据和五种叙事的立体研究范式。彭兆荣《我者的他者性——人类学“写文化”的方法问题》说明人类学的写作概念旨在全面和整体性地把握一种文化,对于传统的文学写作和历史写作概念起到一种拓展和补充的作用。王蓓《史诗〈格萨尔王传〉与口传文化》提出:《格萨尔王传》的诸种口传特征与藏族史籍中关于藏文创制的叙事体现出口传与书写两种不同的文化向度,而认识到口传文化的意义将有助于破除...     

格萨尔王与耶酥之人物形象研究

在东西方民族文化中,东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与西方基督教《圣经》中的耶酥,有许多相似性,渗透着不同民族的某种共同的文化心理,显示出在一些相似的民族境遇中一些相通的民族心态,同时,这两位人物在“神性”与“人性”的比例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却能映射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异同点对于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美学思想等具有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格萨尔王与耶酥之人物形象研究

在东西方民族文化中,东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与西方基督教《圣经》中的耶酥,有许多相似性,渗透着不同民族的某种共同的文化心理,显示出在一些相似的民族境遇中一些相通的民族心态,同时,这两位人物在“神性”与“人性”的比例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却能映射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异同点对于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美学思想等具有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阿来小说《格萨尔王》的叙述者与叙事视角

当代作家阿来从藏族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寻找灵感，写出了一系列关注民族的佳作。小说《格萨尔王》是他对本民族史诗的重写献礼之作，对民间叙事手法既有借鉴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不同于史诗的独特的叙事艺术。     

神性·魔性·人性——长篇小说《格萨尔王》

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阿来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重述＂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故事新编＂。现代视角的切入与作家个性化的叙事、阐释方式赋予了民间传说理性的高度和异常繁复的精神意蕴。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既保持着密切的＂互文性＂,又经历着逐步疏离自身文类独有形态的差异性,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格萨尔王》通过＂插入文本＂和＂有意味的文字＂重述神话,阐释历史,透视人性,同时融入对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对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哲学思考。故事的外壳是＂人、神、魔大战＂的魔幻世界,深层意蕴则是关于神性与魔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寓言。     

活的传统——论口传文学与新疆《玛纳斯》

口头传统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口传文学（即口头、口承文学）是“与生命相依的文学”，作为文学遗产，它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点和风格。《玛纳斯》作为新疆柯尔克孜族在漫长的口头传统中产生的史诗作品，是其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具有巨大的人文价值。注重对其“活形态”特点的研究（程式化的特征、演唱者和听众、社会现实）是新疆史诗研究的特色之一，也是对多民族文学样式研究的查补，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问题和对口头传承文化的抢救。     

试论《格萨尔》中的伦理思想与格萨尔理想人格

本分别就《格萨尔》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史诗中的社会理想范型、史诗中的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对格萨尔是古代藏族人民的理想人格典范进行了论述。章指出，《格萨尔》中伦理思想的意蕴是丰富的。格萨尔其人的人格是伟大的，在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藏族传统化的遗产时，很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试论《格萨尔》史诗中的体育文化

文章通过对《格萨尔》史诗所描绘的远古游牧部落社会中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种类的挖掘,就具有体育形态的文娱体育活动赛马、比射、棋弈、角力、举重、摔跤、马球等做了探究。认为史诗中的原生态体育活动是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藏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藏族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和难以替代的文化形态。     

深度的挤压与广度的繁荣——论《格萨尔》的传播形态

活态史诗、口语说唱方式传播是《格萨尔》跻身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缘由。文章论述了口语传播是《格萨尔》的深度表达形式,现代化传播方式很难取代口语传播的独特魅力,甚至可能挤压说唱传播《格萨尔》的空间。口语传播形态自身的特性限定了其对《格萨尔》传播的广度,但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对《格萨尔》影响力的推进则不可小觑。     

试论藏族传统义利文化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苯、佛二元相融为主要构成元素的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族传统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是藏族传统社会的主要思想根源以及藏族传统义利文化赖以产生、形成的主导性文化。文章对以这样的主导性文化氛围中产生、形成的藏族传统义利观或义利文化在《格萨尔》中的始终贯穿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传统的义利文化在反腐倡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天下为公,以义制利,舍己为义,兴天下利,除天下害的传统文化精神,永远闪耀着正义的光芒。     

浅析造就《格萨尔》艺人的条件

《格萨尔》是流传在藏族人民中的一部歌颂神话英雄的史诗。众多活跃在民间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是这部史诗至今流传在民间的重要依据,也是史诗依然以活的形态传唱的现实基础。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看起来总是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他们之所以成为《格萨尔》说唱艺人,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和条件。     

试论藏族《格萨尔》史诗对裕固族的影响

藏族《格萨尔》史诗不仅在雪域高原广为传诵,而且还流传到了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文章论述了史诗对裕固族史学、民间文学、民风习俗、宗教信仰乃至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提出民族间的交流对各自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史诗小说”——以阿来《格萨尔王》为例

《格萨尔王》开拓了史诗小说的表现空间,可以称之为一部＂新史诗小说＂。它将世俗性与神性,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结合为一体,将欲望的日常生活化与宗教的拯救意识糅合为一体,从独特的角度处理了格萨尔王这样的史诗题材,并试图找寻摆脱后现代语境中人类生存困境的途径。小说中的人物执着地追寻生命的意义和寻找战胜欲望之魔的力量,也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感受到遥远的神性召唤。     

昔日乞丐 今日国宝——谈“格萨尔”说唱艺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

“格萨尔”是至今仍活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一部英雄史诗,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的、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唱艺人为它的流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章阐述了说唱艺人的基本特征、说唱时的仪式、说唱艺人的类型和传承方式,对比了不同历史时期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同时指出了我国在“格萨尔”研究事业上取得的成绩和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