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主化设计何以可能?--基于芬伯格“自我赋权”的思路

设计是当前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关注的核心话题,其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实现技术设计的民主化。芬伯格认为,技术设计是权力斗争的舞台,通过民主干预,人们可以在技术设计中改变现有的"技术代码",从而实现"技术民主化"的转变。以福柯的"自我技术"为参照,技术民主化设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赋权"的方式,它不仅指明了一条将技术进行内在转化的研究进路,而且为社会个体提供了在技术领域中表达自我主张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作为行动者的公众对技术设计的积极参与。     

建构友好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得到高度重视并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友好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从政府管理层面看,需要加大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实现智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的监管与调控。从技术层面上,需要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稳健性与人性化,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从公众层面上看,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威胁论,克服人工智能技术恐惧思想。从关系层面看,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人工智能研究应该以"友好人工智能"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建构友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非常明确的努力目标。     

预知性技术伦理消解AI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路径分析

人工智能的关键特征是采取最优行动,而该特征会直接导致人工智能难预知性和风险性的属性,进而使其社会负面影响呈现出早期难预测和后期难控制的特点,此称为人工智能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而单一的技术向度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提出了严苛要求,导致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鉴于此,我们引入了现代伦理方法:预知性技术伦理(ATE),并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其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补充。在技术设计阶段渗透价值并映照社会行动者网络以解决人工智能社会后果在前期难预测、后果难纠正的问题,进而达到消解人工智能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目标。     

人工智能之伤: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难题——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向度解读

人工智能的诞生证明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变化本身的真理性。然而,当"共感式参与"缺失的技术负面直击内心深层情感,人在沉浸于技术欣喜之余却无法把握与人工智能的相处模式,并全然陷入"人类越强大,社会越趋非人化"的怪圈。技术在确立人的生存本质的同时又遭遇使人的存在意义缺失难题,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彰显物质自由与遮蔽情感原欲的矛盾中。马克思的辩证实践思想为人工智能难题的开解提供启示。实践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生存论意义上的劳动与确立人类本质的实践并不具有同一性,合理把握实践的张力才能弥合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的裂缝,坚持人工智能应用的人本原则是技术合理发展的应有之义。     

网络社会质量的数据化基础——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网络社会演进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已经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与数据技术在科学研究中的使用更早且具有深度。作为网络社会质量可测量性的基础,大数据革命重构了科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以数据密集型为研究方法的"第四范式"。通过对小数据时代与大数据时代分别进行阐述,并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网络社会演进,同时探讨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进行发展的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大数据技术与作为其前提的科学与技术基础互为因果。而作为大数据技术的更深层次应用,人工智能代表了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程度,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对此的反应尚不明了,因此其对社会及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未可知。     

基于“人工智能+”经济模式创新的分析

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人们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活动的基础,互联网发展为"互联网+"。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拓展,人工智能也必将深入大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成为"人工智能+"。大量在市场上被广为采用的活动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模式创新和平台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领着人们对基于新技术的新经济模式的探索。但是人工智能在经济模式创新中依然扮演着要素角色,而不是基础角色。目前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偏向于基础应用,呈现工具化、零件化的形态。而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能,应以人工智能为基础,让传统模式去适应人工智能,让各类经济要素在人工智能这个平台上找到最佳位置,而不是让人工智能在传统平台上找位置。这时,经济模式的创新就从"+人工智能"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创新模式的转换,也是思维方式的变革。     

基于麦克卢汉媒介本体性的人机融合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机器深度学习功能逐渐成熟,人们开始担心机器自主意识的发展可能导致人被机器所奴役,并对人类造成威胁。通过对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理论进行分析,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提出"人机融合"理念。从人与机器的感知融合、行为融合和思维融合,探讨了人机融合的本体性、渐进性和辩证性及其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指出一个合理的人机融合机制,将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理性发展和正确应用,实现人与智能机器的和谐共存,加速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探究

当前,人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呈现出某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倾向,这种截然二分的态度实质上是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技术,其结果是唯一确定的。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因为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相互构建和相互规定的,这种互动性是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根源,并且由于社会因素的融入和具体技术的语境性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对人工智能不确定的治理需要遵循预防原则;对具体人工智能技术要进行评估,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全球层面进行治理,引导人工智能与人类协调发展。     

人工智能哲学的几个问题

人工智能哲学研究主要从哲学维度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现实应用，具有推进哲学研究领域拓展和内容深化的理论意义、引导人工智能相关科技伦理规范及人文约束的实践意义以及支持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历史意义。人工智能哲学研究需要重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等维度的问题，未来应当关注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评判人工智能引发的科技和社会变革的意义、人工智能的奇点突破及其评价、人工智能在社会认识论中的应用建构、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运用与社会问题等方面。     

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

基于赋权与监管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化背景与地方治理的情境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技术向公民和政府进行了双向赋权,政府主动将技术平台嵌入体制,吸纳社会,运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产业监管社会,并将公民参与从政治领域分流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参与对体制的冲击;技术赋权与技术监管的平衡增加了体制的韧性和载荷,使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达到有序和可控的状态。然而,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民族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技术约束有限,技术治理的效果短暂且有限,技术进步无法取代体制的革新,最优的技术治理体制应该通过体制与技术同步的持续革新来实现。     

技术嵌入与制度吸纳:提高政府技术治理绩效的运作逻辑

目前学界对技术治理研究的框架主要有技术赋权与技术监管、技术生产与技术约束.然而这两种研究视角都将技术治理的治理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从技术治理的制度层面展开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反思当前我国技术治理绩效提高仍停留于表层的技术手段升级改造,忽略了制度支持在技术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出发,进而提出一种新...     

埃吕尔与温纳的技术观比较研究

埃吕尔和温纳相继提出技术"效率"本质观和技术"政治"本质观,分别揭示了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影响,但却忽视了技术在其他社会领域的作用;他们的技术观在对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自主性、技术批判思想、技术与政治的关系诸方面存在异同并有各自的认识根源;树立正确的技术本质观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必须严格区分技术与技术物、技术的活动与非技术的活动,二是要坚持"人"的技术性本质,揭示技术的"属人"本质。     

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

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机关系。机器智能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人机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因受到人类理性的滥用、利益的零和博弈、智能机器的奴役,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异化的渗透,导致人机关系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明显,需要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角辨别人机关系的伦理本质,以期从敢于批判与重塑现实、对人机伦理进行赋值、对非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在拥抱理性选择中坚守"帕累托最优法则"、以社会规范弥补伦理失范加固伦理根基、以文化和谐超越文化冲突等维度,对人机关系进行伦理解构与伦理重构,从而走向人机关系的和谐之境。     

科学发展观与技术创新的价值重构

发展观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价值观,任何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引和规约下进行的。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创新主体在解决创新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主要关注的是创新活动的经济价值,从而陷入了空前的价值困境。要走出价值误区,技术创新就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摄下进行价值重构。“生态化技术创新”与“人性化技术创新”的提出,就恰恰体现了对传统技术创新价值观的叛逆,其实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理性回应。     

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的女性性别歧视

人类社会正快速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然而,貌似客观中立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未带来预想的性别平等,反而造成女性性别歧视现象丛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抗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是人类社会的镜像,虚拟世界出现问题,病根在人类世界。因此,构建机器伦理,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增强女性在人工智能行业中的话语权,让男女平等观念深入到虚拟世界与机器世界,方是根治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女性性别歧视的善治之道。     

论科学对技术与人文的中介作用及超越意义

科学起源的技术传统与精神传统为科学植入了技术意志和人文理想的双重文化基因.正是这双重文化基因,使科学具有了对于技术和人文的双向推动和中介转化作用,进而为科学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扬弃技术和人文两者片面的对立性存在,实现对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超越提供了可能.为此,我们必须洗清附加在科学身上的工具理性"原罪",赋予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人类科学活动新的意义.     

Social Autonomy and Heteronomy in the Age of ICT: The Digital <Emphasis Type="Italic">Pharmakon</Emphasis> and the (Dis)Empowerment of the General Intellect

‘The art of living with IC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day not only means finding new ways to cope, interact and create new lifestyles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ies individually, as ‘consumer-citizens’. It also means inventing new modes of living, producing and, not in the least place, struggling collectively, as workers and producers. As the so-called digital revolution unfolds in the context of a neoliberal cognitive and consumerist capitalism, its ‘innovations’ are predominantly employed to modulate and control both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view of the overall goal of extracting surplus value. Today, the digital networks overwhelmingly destroy social autonomy, instead engendering increasing social heteronomy and proletarianization. Yet it is these very networks themselves, as technical pharmaka in the sense of French ‘technophilosopher’ Bernard Stiegler, that can be employed as no other to struggle against this tendency. This paper briefly explores this possibility by reflecting upon current diagnoses of our ‘technological situation’ by some exemplary post-operaist Marxists from a Stieglerian, pharmacological perspective.     

Trading Zones,Moral Imagination and Socially Sensitive Computing

As computating technologies become ubiquitous and at least partly autonomous, they will have increasing impact on societies, both i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worlds. This article outlines a framework for guid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directions that promise social as well as technical progress. Multiple stakeholders will have to be engaged in dialogues over new technological directions, forming trading zones in which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are exchanged. Such discussions will have to incorporate cultural and individual values.

技术自然主义:老子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老子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并以自然主义反思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发展,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技术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称为技术自然主义。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以"道法自然"为作为技术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以"大道废"作为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以"复归于朴"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性路径,以"小国寡民"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想国。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实质是要以"道"的自然性规范技术的发展,以道驭技,建构技术价值与技术规律相统一的技术发展道路,反对技术的滥用。老子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技术发展寻求了理性的发展路径,指明了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技术的本质、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当代的技术研究、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