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整体观与科学——中国传统思维整体观的现实意义

科学的发展使得机械论的整体观完全落伍,新的整体观正在兴起,从可分离分割的、整体是部分的结果的机械整体观转变为不可分离的、部分依赖整体才能存在的新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正是东方思维下的整体观。中国传统思维上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在科学中逐渐呈现出它的现实意义。     

“Science”与“科学”的结合——试述辛亥革命前科学知识在中国之躁动

在所掌握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描述辛亥革命前半个世纪,Science在中国转变成科学的观念,并且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期逐渐形成科学知识的表现,以及在当年出版1800多部科学知识图书和期刊基础上,所广泛展开的知识深度。更进一步通过当年推行科学知识的先行者所做出的贡献,介绍科学思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理解、如何诠释。尽管当时中文很缺乏表述科学思想的词语,但开创之功永标青史。     

存在哲学视野下的科学-哲学划界——雅斯贝斯对“哲学危机”的拯救之道

在存在哲学的视域下,雅斯贝斯致力于明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他从起源、对象、任务/目标、方法、确定性、公认性、进展性、交流方式、系统九个方面为科学与哲学划界,提出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工具,而哲学的力量于“世界指向”(Weltorientierung)下科学的界限之处彰显,从而将哲学在“自我遗忘”中找回.对于应对所谓“第四次哲学危机”,这是一条值得探讨的思路.     

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

中国传统科学的“取象比类”方法，长期以来被许多人看成类比推理，因而被认为具有某种或然性。该文指出，“取象比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抽象思维过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范畴感性成分与理性成分相互渗透的特点，在直观体验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从“格致”到“科学”浅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science”（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scientin”，系指知识、学问之意，相当于希腊文的“sophia”，乃“智慧”之意，叠词的“philosophia”系为哲学，18世纪后，在西方演变为广义的“科学”。法文为“science”，德文为“Wissenschaft”，俄文为“Hayka”。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西学中源”说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构建

“作君作师”是“道治合一”圣王形象构建的必然要求,因此,康熙帝对“知识权威”形象的塑造一直十分用心,学习儒家文化时如此,学习西方科学时更是如此。康熙帝与西方科学的接触虽始自“断人是非”之需,然而,他在随后数十年中对西方科学的孜孜以求和大加利用却源于它在“道治合一”形象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康熙帝对“西学中源”说的倡导是其“道治合一”形象构建的必然选择,而此形象的成功塑造必然会导致整个士人阶层的地位下降,士人话语权力的丧失在“西学中源”说的倡导过程中亦清晰可见。     

洋务派“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科学救国作为一种爱国主义进步思想,萌芽于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实践影响广泛而深远,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毕竟是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以人文主义之柔克技术异化之刚——论庄子“道”“技”合一技术论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技术观

庄子和海德格尔对技术问题都深表关切,他们在对技术的思考过程中都关注人类的历史命运,寻求一条由技术统治通向审美解放的道路,二者具有很强的共鸣性.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巨大差异,他们的技术思想也具有很大差异性.庄子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克服技术异化的途径给予现今社会的启示就是,应以人文主义之柔克技术异化之刚,人文文化和技术文化应齐头并进.     

从“格致”到“科学”——浅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科学"一词的溯源及其理念的讨论 "science"(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scientin",系指知识、学问之意,相当于希腊文的"sophia",乃"智慧"之意,叠词的"philosophia "系为哲学,18世纪后,在西方演变为广义的"科学 ".法文为"science",德文为"Wissenschaft",俄文为"Нayкa".     

“整体子思维”——中国古代“尊道”“贵德”的生存方式与当代启示

基于长期对宇宙生命存在的体悟,中国古代已孕育出以尊道贵德为内涵的整体子思维方式,衍生了整体性的生存哲学。这种整体子思维既包含人们在宇宙中的尊道之理和贵德之质,又蕴藏着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尊道与贵德合一的存在秩序。而且,人类的生命价值完善就在于以尊道贵德为内容的实践过程。它不但为古代社会秩序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还成为当代社会有序建构的可能理论来源。     

“技术中介”视阈下的角色与责任变化——以自动驾驶为例

责任分配是自动驾驶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技术中介论提供解决责任分配问题的新视角,一方面肯定技术在调节人的认知和行为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技术与人的角色关系是动态变化的。通过自动化层级、角色和责任等因素建立情景分析模型,从而理清自动驾驶中的责任分配问题。在人技交互越来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在技术标准和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新的责任框架以应对更为复杂的责任分配问题。     

中国近现代工程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前沿问题——“中国近现代工程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中国近现代工程事业的建制化,以中国工程师学会的成立为重要标志。该会先后创办了《工程》《工程周刊》《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等众多刊物,保存了中国近代工程发展史上的大量珍贵资料。长期以来,这些资料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利用,对于中国近代工程建制化的发展历史,也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     

倾力于科学传播的专业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纪要

2006年9月26日在北京大学承泽园召开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筹)成立大会暨北大科学传播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的创会会员代表15人参加了会议,研究会三位副秘书长王玉平、刘孝廷、张明国同志均到会表示支持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议题主要有:高校     

“科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第四届西方科学史与科学文化论坛综述

正2019年6月29日-30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由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协办,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历史学系承办的"科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第四届西方科学史与科学文化论坛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人参与了本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