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思迁河南都”新探——兼论建都天京前后之太外关系

《李秀成自述》说:攻占南京后,太平天国曾计及“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说: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思迁河南都”。对此,我们过去仅从太平天国本身,或系从太清关系着眼去进行探讨,所以总也抓不住其中之要领;实际上,他们“迁都”之想法,乃是与太外关系紧相联系在     

论湘军幕僚赵烈文日记的历史价值——以天京破城战和谶语为例

赵烈文与曾国藩、曾国荃关系密切,得以了解湘军高层机密。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所记皆为本人亲历,不仅记事翔实,而且相对客观,因此其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研究者往往关注了赵烈文日记中的重要史实,而忽略了其中的若干细节。赵烈文日记中的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反映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太平军通过观察地面草色屡破曾国荃的地道;天京城大火十之七是清军所为,大火烧了八天八夜,天王府系萧孚泗焚烧;湘军入城后为搜刮钱财而导致两广太平军多半逃脱;曾国荃不同意"止杀",导致清军入城后滥杀无辜;挖掘洪秀全尸体是为了确认洪秀全死亡;李秀成免于凌迟处死并以棺木安葬,但奏折仍报"凌迟处死"等。《能静居士日记》以赵烈文谶语而闻名。《日记》记录了李秀成的一个谶语,但是赵烈文认为不过是李秀成的"鄙俚俗说而已"。这说明赵烈文关于清王朝不出五十年的谶语有一定的偶然性。     

黑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获得优秀等级

民院新闻网讯日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题评审结果公布,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黑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百件珍稀蒙古文档案整理研究》被评为"优秀"等级。该课题从《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等清代蒙古文档案文献集中筛选出153件档案文书,按其形成的时间顺序,逐一进行拉丁文转写、汉译、校勘、注释,并对原档的形成流传状况、史料价值以及满蒙文件的语文特征等进行考释,从而形成了国内第一部蒙古文档案文献学著作。该     

论陈寅恪对史料的把握和运用

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对史料格外重视。他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首先,他非常重视识读史料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上,他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充分占有材料。一方面强调第一手材料的占有,另一方面又努力开拓、发掘新的治史材料。他在处理、运用史料的时候．格外注重对所获得的史料进行多方比较,通过古籍互相比勘、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献互相比较,以及中外文献互相比较来进行历史研究。     

太平天国一克杭州战事考

根据档案史料和太平天国人物自述,杭州在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的开始并非是太平军战役指挥者李秀成的主攻目标;而这次奔袭行动的意义也并非仅仅是调动江南大营主力远离天京战场,政治上的意义比军事上的意义更大。     

科学研究方法引领下的中国冶金史研究成果——读《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四辑)》

基于《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四辑)》所推介的冶金史科学研究方法,分析了文献史料、科学调查、实验分析、多学科结合等研究方法在推进冶金与材料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介绍并评论了该论文集所展示的主要研究成果。     

李秀成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和功绩应予肯定

李秀成领导的太平天国英雄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曾取得很大战绩,但是,在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中,由于李秀成在敌人囚笼里的错误,有些人就连他反帝斗争的精神和功绩也一笔勾销了,本文拟就李秀成反帝斗争的功绩以及他怎样在反帝斗争实践中提出“防鬼反为先”的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教。一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政府相抗衡的革命政权。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内容还没有真正了解的时候,便希望这个接受基督教教义的新政权,比之清朝政府更加俯首贴耳,从而在中国取得更多更大的权益;另一方面,当胜负未分的时候,又不敢过早抛弃清政府。这些都使得侵略者要观望一个时期,所以美、英、法政府便提出了所谓中立的政策。当侵略者了解到太平天国政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     

郭毅生教授来我校讲学

9月16日至10月1日,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邀请了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太平天国历史图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郭毅生先生前来讲学。郭先生讲学的专题有:《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魏源的经济思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等。历史系的部分师生和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部分     

李秀成何以未去金田团营?

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时我在家,知道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之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然在家”。当时李秀成已经二十八岁了,又是拜上帝会会员,何以未去参与     

论章学诚的文书档案体式观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文史学家。《文史通义》为其代表作。其中有许多篇目提到文书档案的体式。文书档案的体式是指文书档案的体裁格式。章学诚关于文书档案的体式的观点,总的来看可分为体式的规范要求与行文、称谓、格式与成文方式等多个方面。通过对文书档案体式的梳理,可再现当时文书档案的原生态,使现代人明白文书档案的传承与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使人明白古为今用的道理。     

洪秀全的梦幻与金田起义

本文摘译自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第十卷第六章《太平天国》第一节《起源与发展》。孔斐力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是美国以“专题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近代基层制度史和社会史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认为太平天国的起因主要在于中国内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广西山区客家村落的社会关系,而太平天国的反满思想正是广西客家人抗议精神的扩大。洪秀全的基督教并不是起义的最主要的因素,但这次起义却是由他早期生涯中这个奇妙而偶然的事件引发的。     

希望《水浒》三大疑案早日作出定论--记罗尔纲先生未了的心愿

我国老一辈的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一向以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闻名于世。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对《水浒》一书的研究,比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起步更早,历史更长,用力更勤。直到去世,他对《水浒》三大疑案———主题、作者、原本———的破解工作仍未完成。因此,由后人来接棒,继续进行研究,破解三大疑案,整理出一部最真(没有伪造部分)、最善(内容比较成熟)、最美(文字已作加工)的《水浒传》来,传之后世,就成为罗老未了的心愿。     

太平军在徽州的活动状况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介夫年谱》的分析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大半个南中国,僻处皖南山区的徽州一直处于太平军与清军的反复争夺中。徽州的一些地方文献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当时一些文人也通过各种记载方式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在一份日记类史料《介夫年谱》基础上,辅之一些地方志史料,可窥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战事与百姓生活状况。     

再论法眼宗初祖文益禅师于漳州参桂琛而得法

禅宗法眼宗初祖文益禅师参禅得法之源是禅宗史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就文益禅师在漳州参桂琛禅师而得法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申论。笔者首先就《禅林僧宝传》《景德传灯录》与《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作了深入的比较,指出《宋高僧传》的记载常有疏误,或记事隐晦不明,而《禅林僧宝传》别有史料来源,其史料价值不容轻易否定;进而引证《祖堂集》《佛祖纲目》《宗统编年》等佛教文献,以及正德《漳州府志》等方志资料,充分证明漳州牧王公所建地藏院不在福州,而是在漳州。对于王荣国先生提出的质疑或新"证据"也一一作了剖析、回应,重申文益禅师在漳州参桂琛得法的历史公案无法推翻。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史学的研究与发展离不开史料的支撑,能否合理开发和正确利用史料,直接关系到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中国当代史也不例外。中国当代史是改革开放后的一门新兴学科,这种历史的特殊性造成了档案背景的鲜活性和时代性。有关当代的部分档案材料因政治敏感、地方部门存史意识淡薄和某些政策等原因,制约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研究中,史学工作者要真正做到搜集史料"全",整理史料"实",考证史料"真",利用史料"准",这可说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又是科学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     

再论史料的类型及其特征

再论史料的类型及其特征谢照明此论我们从史料的浩瀚说起。史料实堪谓浩如烟海。即以中国古代史史料为例。据梁启超的统计，史部之书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２１７４部，３７０４９卷，若加《四库全书》未收的史书，以及《四库全书》编后续出之史书，恐有数十万卷册。...     

文献史料：“为何”以及“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

学界以往对文献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固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为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属性有所忽略．对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任务和目标比较模糊．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特赇性缺乏足够的自觉。在文献史料的运用上，既有囿于研究者的史学意识和史料视野，大量新发掘的文献史料没有进入文学史，导致一些流行的偏见仍是文学史上难以撼动的“钉子户”；也有在写作上未能将文献史料与作家的文学行为分析、优美作品的深度阐释、文学史价值的重构与发现有机地加以融合的问题。以作家的“文学行为实存分析”为中心,结合政治、制度、文化的考察．融合事件、思潮、作家、作品．叙述出文体演化史、思潮流变史、审美风尚史以及作家作品史齐头并进、杂糅无间的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生动和流动的景象,应是文学史叙述追求的一种新的境界。     

唐代《云南志》史料价值辨析

《云南志》《蛮书》的史料价值一直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中一个聚讼纷纭的课题，由于该书的作者樊绰生平事迹多不详尽，无更多的史料可资考证，加上《云南志》一书所借用资料的出处及其可靠程度也有很多争议，所以很多研究西南民族史的学者对此书的史料价值持有异议，通过了解作者的生平，分析全书的内容，并对其史料价值做出考证，说明《云南志》是迄今研究南诏前期社会情况最重要的地方风土志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