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律书》律数匡正：—兼论先秦管律

《史记·律书》有“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的一组律数，至迟从唐代起，人们就把它看作一组弦律数据，并以为原数据甚误而不可解，从而校正勘误。本文经过严格推算后指出：１．该组律数不是弦律。而是管律；２．该组律数的原数据基本上没有错，尤其是“黄钟长八寸七分一”是完全正确的黄钟管长，由于历代校勘家不辨弦律与管律之别，书“七”字改为“十”字，从而认为《律书》中这段文字“误七句、衍二字”，历代的校改本质上是错误的；３．在历代传抄翻刻《史记》的过程中，律数原数据中有三律的律位与数值被窜乱。在更正被窜乱了的这三律之后，作者对原数据小作校正，并补正了原数据中遗漏和误植的二律数值，恢复了《史记》所载的先秦管律的本来面目。     

先秦黄钟律管考——利用现代声学公式推测先秦黄钟律管管径的尝试

《吕氏春秋》记载的黄钟律管长度为三寸九分，而汉代后，古人普遍采纳黄钟九寸。为了研究先秦黄钟律管真实长度，对文献进行系统地考证，发现《吕氏春秋》记载的三寸九分黄钟律管应为清黄钟律管，发音当是九寸管的高八度。文献研究亦表明了先秦古人听声定律的事实，即三寸九分律管和九寸律管都为听声定律产物。由此，根据声学公式，结合文献考证，计算了黄钟律管的管径，结论为：先秦律管应是竹管，管径范围约是0．71寸。同时，考证了黄钟律管八寸十分一说和八寸七分一说，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     

琴律的物理试析暨论琴徽的起源

琴律是三分损益律和纯律的复合律制。古琴的１３个徽位正是两端固定的空弦振动的各分音节点。因此,所谓琴律实质上就是在弦线驻波上取其前六个分音和第八分音再加上三分损益的律制。假定古琴定弦为最普通的一种,即从外到内七弦分别为Ｃ、Ｄ、Ｆ、Ｇ、Ａ、ｃ、ｄ,那么,Ｃ弦的１１徽、８徽,Ｇ弦的１１徽或Ｄ弦的８徽,就可以组成纯律大音阶。萧梁朝丘明的《碣石调幽兰谱》正是这种音阶的应用。同样,Ｃ弦、Ｆ弦和Ｇ弦的１２徽,就可以构成纯律小音阶。对于纯律小音阶是否在古琴中得到应用,尚待古琴谱专家对于留存至今的大量古琴曲的考定与发现。该文还对“徽以玉石”的琴徽的早期文字记载作出考证,指出《淮南子·务训》中“参弹复徽”的“徽”确实是琴徽之意     

朱载Yu异径管律复原测音研究考释

朱载Yu不仅从理论上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还给出了符合这一律制的异径管律的详细方案和草图。朱载Yu的异径管律是否符合十二平均律？近百年来复原测音实验不乏其人，但结论却各不相同。本在分析学术界对朱载Yu律复原测音结论分歧的原因基础上，探讨了正确的复原测音方案和复原结果，并由此确认；朱载Yu异径管律是中国古代声学的一大成就。     

“平均律”和“等程律”术语辨析

文章指出“平均律”和“等程律”这两个术语当下的运用是混乱的,以致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平均律”也被误认为是:equal temperament。实际上正确的译法是:mean tone temperament译为“平均律”,equal temperament 译为“等程律”。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这些在声学和音乐学中的常用词须及时修订。     

律则必然性对层级个体化问题的回应

金在权总结了“层级个体化”方法论问题，它是否构成对突现的本体论拒斥？本质上，问题离不开基于逻辑必然性的反事实推理，其有效性依赖于不相容场景与反事实条件的解释相关性。通过模态反驳模式展开其逻辑结构，研究发现，解释相关性建立在层级由彼此分离的尺度区间所实现的必然模态之上，然而，适应度函数、物理律则显示了层级在连续尺度上分布的律则必然性，这反驳了该模态推论。本文为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对层级给出一般说明的可能提供了辩护。     

术语形成的经济律——FEL公式

分析了单词型术语和词组型术语在术语数据库GLOT—C中的分布,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在术语系统中词组型术语占大多数的这一重要术语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术语形成的经济律”,并且用FEL公式来描述这个定律。     

覆盖律解释与意向性解释

在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型中，意向性解释诉诸人的信念、期望等目的性因素；覆盖律解释旨在寻找规律。本文通过辨析这两种不同主张的根源，试图说明意向性解释与覆盖律解释的不同源于对社会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以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为平台使得覆盖律解释的努力失败，弥合意向性解释和覆盖律解释的分歧的可能性来自于突破逻辑经验主义的局限，重新看待社会科学的本质。     

16世纪有关音乐的数学理论--以马若利科、斯蒂文、程大位和朱载(土育)为例

文章对16世纪中国和欧洲与音乐有关的数学理论的不同传统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欧洲,对诸如2~(1/2)这样的无理数的考虑对乐律的划分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后来的学者很难突破毕达哥拉斯的樊篱,马若利科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尽管古希腊的传统为多数学者所遵循,我们在16世纪还是看到了一些例外,例如西蒙·斯蒂文就提出了平均律的理论。 在中国,不存在那种对无限小数的禁忌,因此中国学者在发展音律学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其欧洲同行小一些。在16世纪,除了程大位遵循传统的损益方法,即利用整数和基于整数的有理数制定音律外,又出现了由朱载堉创立的平均律。 在欧洲,从古希腊发展而来的音律理论主要不是直接建立在音乐家的工作基础上,而是由一种称为独弦琴的弦乐器的理想模型所决定。 在中国,音乐家似乎比其欧洲同行更坚持理论。此外在中国,编钟的调音问题容易导致平均律的出现和对双调和谐问题的处理。无论如何,中国的音律理论主要基于管乐器,即称为十二律吕的一套律管。作者提到,在《汉书》中可以找到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运用了律管旋宫转调的近代方法的证据。 在欧洲有关于星际球体运动发声的音乐理论;在中国则有关于空气的音乐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候气说,它与寒暑干湿等季节性因素以及“地支”有关。      

无律则一元论与随附性论题——戴维森论心物关系

70年代,戴维森提出在“无律则一元论”的纲领下解决心物关系问题,同时还借用了随附性来描绘他的这种非还原物理主义的心物图景。这一学说遭到了金在权等还原论者的强烈批评。戴维森关于“事件本体论”、“随附性”的形而上学预设为其心物关系说提供了严密的哲学依据,然而其深刻的片面性也决定了他的心物关系说仍存有进一步辩护的需要。     

Simulation Methods for an Abductive System in Science

We argue that abduction does not work in isolation from other inference mechanisms and illustrate this through an inference scheme designed to evaluate multiple hypotheses. We use game theory to relate the abductive system to actions that produce new information. To enable evalu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pproach we have implemented the procedure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mpact of new information in a computer model. Experiments with this model display a number of features of collective belief-revision leading to consensus-formation,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bias and prejudice. The scheme of inferential calculations invokes a Peircian concept of ‘belief’ as the propensity to choose a particular course of action.

“细胞”探源

“细胞”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宇田川榕菴的《植学啟原》(1834),但据沈国威研究,《植学啟原》中的“细胞”是指小胞,非cell。真正用来指cell的“细胞”始见于韦廉臣和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1858),后来该词通过《植物学》传到日本,并在那里流行、定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该词又传回中国,并得到广泛使用。     

谈纺织类书稿中易混淆的名词

列举分析了一些纺织类书稿中常用且易混淆的名词,包括几组《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但在行业中常用的专业名词,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帮助,以达到利于交流、正确认识纺织知识的目的     

Pragmatic Holism (or pragmatic reductionism)

The reductionist/holist debate is highly polarised. I propose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of pragmatic holism. It derives from two claims: firstly, tha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all natural systems are theoretically reducible, for many systems it is utterly impractical to attempt such a reduction, and secondly,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irreducible 'wholes exist, it is vain to try and prove this. This position illuminates the debate along new pragmatic lines by refocussing attention on the underlying heuristics of learning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论蒯因的相似性概念

哲学的动机或者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的动机促使蒯因追求特殊的/相对的相似性概念以及普遍的/绝对的相似性概念。蒯因根据不同的标准提出了繁杂的相似性概念的类别,在他看来,相似性概念对于语言和思想来说是最根本的,而他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语言哲学和思想哲学。因此,准确理解蒯因的相似性概念便成为准确的理解蒯因哲学的一个关键。     

“学院”与“大学”定名辨析

大学和学院都是高等教育机构。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是：(1)学科、专业设置是综合性的；(2)基建(房屋)规模大；(3)基础设施(教学、科学研究设备)齐全；(4)教授和学生数量多。“学院”的基本特征是：(1)学科、专业设置是专科性质的，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或某几个相近的专业领域；(2)基建规模较小；(3)基础设施较少。目前，我国某些高等院校的更名陷入误区，混淆了“大学”与“学院”的区别。     

浅论气象术语标准研制的问题与对策

为避免气象术语中出现循环定义、定义不协调、定义与术语不匹配、定义重复术语名称或使用代词等问题,运用术语学原理分析,提出研制术语时要注意“语料收集、定义研制、术语分类、辨析关系”的对策建议,这对提高术语研制质量,增强表达交流效果,完善气象标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理论构成隐喻的指称

本文首先分析科学模型的隐喻性结构,从而引出隐喻词项的指称问题.接着以博义德对理论构成隐喻的指称功能的探讨为主线,分析出隐喻或模型要能隐喻地表达思想所预设的条件是:隐喻词项的隐喻性指称就是第一主概念表达式的所指,指称的固定则是靠第二主概念和第一主概念表达式涵义之间的类比进行的.最后表明理论构成隐喻作为一种以语言适应实在的策略,它的指称功能就在于为科学探究和理论构建提供认识论进路.     

意义视野下工程造物与技术造物的划界

工程技术划界问题是工程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本文分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已有方案的不足,以"所造之物对于人们的意义差别"为立论基础,提出了本文的划界标准,将工程定义为"价值普遍的(系统)设施";将技术定义为"价值特殊的(器物)产品"。基于此,讨论了与技术造物相区别的工程造物的若干特殊性质。在结语部分,基于工程造物的普遍性质,呼吁强化对于工程现象的社会学及伦理学研究。     

对19世纪科学与价值关系的考察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向来是科学哲学热议的问题,因为它促进了科学哲学中最富活力的讨论。19世纪科学与价值的分离,表现在三方面:科学发展的专业化倾向,这是促使价值从科学中分离出去的强有力因素;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性运动,提供了有利于科学与价值分离的观念形态和思想氛围;蔓延于19世纪的实证论思潮是对以往空泛、浮夸的观念和假设的总清算,尤其那些被看做科学进步障碍的事物。如果说在以往,价值多少在科学中留有余地,那么在19世纪,在上述几种思潮的推动下,科学与价值开始了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