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文人与倡优爱情婚姻观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杂剧中的一系列士子与倡优的爱情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深刻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内涵。通过分析元代士妓爱情戏,来阐述文人形象、倡妓形象和商人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各还命脉各精神--元杂剧女性形象类型抽样分析

北曲杂剧创作的最辉煌的时代在元代，因成就杰出而与“唐诗”、“宋词”并称为一代之文学，而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为元杂剧赢得了很高的声名。本文通过对元杂剧女性形象的抽样分析，揭示出元杂剧女性形象对前代文学形象的超越以及形成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特征的社会原因。     

论元杂剧中的货郎形象

指出元杂剧有13部作品描写了货郎形象,其形象重利、计较、勤劳、善良,富有冒险精神。论述在元杂剧中,对货郎贩货、传信、叫卖、被害情况的描写,反映了元代的都市情况、通讯状况、市场特点和旅行设施情况。阐述这些货郎形象的塑造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丰富了元杂剧中的人物群像。     

论金院本之特征及金元曲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金院本包含着元杂剧的性质在内,并不是如元代院本一样纯为滑稽之短剧,诸宫调有着多种表演方式接近戏剧.金元之曲和诗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增加了新的质素,但直到今天与诗、词三者还是并行而不悖.其兴起并不是和传统文学相对立,更不可能是取而代之.     

元杂剧中的寺庙

元杂剧作为一门舞台表演艺术,对空间的选择非常严格。寺庙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点,对相关元杂剧的剧情敷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不同的作者在对寺庙的描写中,表达出不同的宗教态度：有的崇佛、有的反佛。这和元代宗教文化政策、文人的心态和度脱剧的非宗教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元杂剧中的苏东坡

元杂剧是一种世俗化的戏剧表演艺术,元代文人透过特殊的审美视角,选取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创作,东坡故事在元杂剧中的重构算是一例,剧作家们善于抓住要害,对东坡与佛印、东坡与荆公的故事加以敷演,塑造了别具一格的东坡形象,升华了东坡故事在特定历史文化空间呈现的价值意蕴.     

元杂剧的繁荣与中国戏剧之晚熟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中和之美”的艺术批评标准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以冲突为本质特征的戏剧长期受到压抑，直到元代才出现戏剧大繁荣。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制约戏剧发展的重要原因。元统治者对文学艺术客观上的放任态度为元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元代大都市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是元杂剧兴盛的土壤；元代知识阶层思想意识转变，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专业作家群，有力地推动了元杂剧走向繁荣。     

试论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元杂剧是元代一种新兴的综合性艺术,它通过舞台角色的歌唱、宾白、舞蹈、科介的表演及音乐的伴秦,演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在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以及剧作家所站的思想高度方面,都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揭开了文学史、戏剧史的新篇章。因此,元杂剧正如唐诗、宋词一样,作为一个时代灿烂的文学艺术高峰而载出文学史册,成为不可企及的艺术典籍而光照后世。在元代,在不到一     

元杂剧中包公形象的写意性

元杂剧里包公戏中的包公形象可谓形形式式。仔细考究，我们会发现包公戏中包公形象有许多的虚构性质，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当时人们的一种理想和愿望，与历史上的包公相去甚远。元杂剧中包公形象的这种写意性与当时的历史背案、文化发展特点都有窑不可分的关系。     

一回惆怅一沾巾——试论元杂剧《赵氏孤儿》

中国古典戏剧的主要形式——戏曲,经历了周秦以来的长期孕育,在唐宋时期已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发展到元代,便进入了我国戏曲发展中的第一个繁盛阶段,出现了元杂剧。在今存的众多元杂剧中,悲剧占有很大比重,象《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都是元杂剧悲剧的上乘之作。“元曲四大家”中的前三家都写过不少悲剧作品。元杂剧的悲剧作品多姿多     

论金遗民文学之文化心理阐释

金亡后文人出路约有五端:仕于新朝、依于汉人世侯、归隐山林乡里、入道和入宋。但均与新朝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完全决绝的态度不成为其主要选择。他们普遍存在着心理上的二重性,既保持抱节守志、不仕二姓的传统观念,又对新朝并无强烈的敌视态度,更不排斥与新朝上层人物的交往,这与金末元初整体的文化背景亦有关联。他们对金朝灭亡和自身存在的视角,由现实性转为历史化。将现实中的家国之覆转化为历史性事件来感慨,有冷眼旁观的伤感,却缺乏一些切肤之痛;而国亡修史这一举动本身是在历史的追溯中探寻文化认同感的努力,是承认新朝正朔的体现;同时华夷之辨不再构成金遗民预设的心理前提和内在的心理伤痛。     

试论道教对元杂剧的影响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深深地影响着元杂剧的创作：神仙道化剧与写梦戏的产生,剧中出现大量描写道法道术的内容、对元杂剧艺术风格的影响     

孔原胞叔陈丙生

孔原胞叔陈丙生本清季秀才,他受孔原等影响而投身革命。1927年大革命运动中,一家五口中他与妻、儿三口一同遇难,由于种种原因却为历史所遗忘达八十多年。笔者近年深入对其幸存两女儿后人,抚育过两女儿的人家之后人,及其他知情人、孔原亲友、陈氏族谱、孔原早期致中共中央之信等资讯的搜集整理,终证实陈丙生为孔原胞叔之事实。故此呼吁给陈丙生一个适当称谓,以还其公道。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魏源为何屡试不第

魏源为何屡试不第，历史上一直是个谜。文章以翔实的史料，剖析了魏源为何屡试不第的原因。同时，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     

试论“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的科举诗

席佩兰，清代常熟著名性灵派女诗人，被袁枚推尊为本朝第一。她有极为明显的男性意识，且伉俪能诗。其夫孙原湘与王昙、舒位合称“江左三君”，然场屋不畅，席佩兰诗中对此有所记述，该类描摹科举情状之诗颇见性灵派诗歌的特色，既具审美价值，又有认知价值。     

论元散曲的解构精神

元朝蒙古统治推行的民族歧视与贱儒政策使得元人们处于双重失落的处境，然而却成了他们重新审视、反思、批判传统和历史的契杌，从而炼就了一种解构精神。元散曲的解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消解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张扬世俗精神；消解雅学传统，张扬俗学精神。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刍论元代藏族史学名著《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

《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作为元代藏族史学名著,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文章从作者的境域观、治史目的、治史态度、史料来源、叙述方式等方面,认为该史书对聂赤赞普的来源问题、吐蕃赞普世系算法、赤松德赞时期的“七试人”、拉钦·贡巴饶赛、“卫藏十人”或“卫藏六人”和下路弘传的主要传承问题等若干史事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元代藏族教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