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亿年前的地衣

近10年来,瓮安生物群的发现是地球早期生命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之一。瓮安生物群是一个生活在距今约6亿年前浅海中的、以真核生物为主体的生物群,其中的生物化石都是以立体形式保存在磷块岩之中,该化石生物群是新元古代大冰期之后和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之前真核生物辐射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先后报道了数量众多且具有细胞结构的红藻和绿藻、单细胞浮游藻类、动物胚胎、腔肠动物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可疑动物化石。日前,我们(中科院南京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袁训来与美国Virginia州立大学肖书海及Kansas大学T.N.Taylor合作),又在贵…     

从术语的混同和混淆中走出来——兼议“人格”和“个性”的分与合

本文从心理学某些术语的混用现象出发,论及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走向,特别是术语本土化的必要。处理好“人格”和“个性”这两个核心术语的分与合,当是人格理论在我国实现大众化的第一步。     

从术语的混同和混淆中走出来——兼议“人格”和“个性”的分与合

摘要 本文从心理学某些术语的混用现象出发,论及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走向,特别是术语本土化的必要。处理好“人格”和“个性”这两个核心术语的分与合,当是人格理论在我国实现大众化的第一步。一、从两种心理学专著的书名说起翻看两本英国企鹅书局出版于50多年前、后又多次修订重印的英文专著：一本是The Physical Basis of Personality,作者V.H.Mottram是一位生理学教授;另一本是Frames of Mind,作者L.Hudson是一位教育学教授。由作者的身份和目录中均列有规范的综述、参考文献、术语汇编和索引即可断言,两书分别专题研究Personality和Mind问题,属于西方理论心理学的原创论著。先说前一本的译名。of之前当译为“生理基础”,可见其是学术著作无疑;of后的关键词Personality,有人汉译成“个性”,有人译成“人格”,这在近二三十年出版的中文心理学论著中很常见。比如以《个性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冠名的几本高校教材,差异只是论题重点和章节排列不同,而所附的英文译名都是“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1]两种书把“个性”与“人格”混同使用,这与我国最大型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对词条“人格(个性)”的释义基本一致,^[2]且有心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9年公布的《心理学名词》为依据。问题是——如此“一英词两汉译”的做法,或者说用两个汉语词表示同一个概念,中国大众能认同吗？为了不违背科技术语单义性的原则,对于来自西方心理学的Personality有无更适宜的处理办法呢？再说后一本。of前的Frame基本含义是“网格”或口头语“框框”,可引申为“结构”之意。of后的Mind是同汉字“心”相近的多义词,广义指心理、心灵,甚至可译成精神,在《全书》中可找到依据;^[3]狭义指心境或心智,在通俗读物中,还可以按笼统而具象的“头脑”来理解。根据辞书的释义,此书可能有更多译名。同样的问题是——这个书名如何汉译,中国大众才容易接受呢？进一步要问：引进西方科技术语有无本土化的必要？在有数千年方块汉字传统的中国,用汉字组词自有公认的规则。对于文学家鲁迅其人,国人惯用“骨气硬”表征他的人格伟大,而用“脾气大”说明其个性特点。显然,同样是“气”,骨气并不同于脾气,鲁迅的人格也不能视之为其个性。同样,精神不同于心理,阿Q精神也不等于阿Q的心理,鲁迅精神就更不能理解为鲁迅的心理,这些观念来自多门学科。然而,现行的多数心理学译著使用这些跨学科术语,往往与人们的习惯不一致。术语规范化是科技交流的需要。与自然科学使用专业术语强调统一性和国际性有所不同,术语本土化当是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心理学中国化的前提当是术语的本土化;唯如此,方能推进理论的发展和实用。二、心理学中的术语混用一窥与口头说的“行话”相近,术语作为专门学问的细胞,应是科学概念的载体,基本术语更是科学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一般说来,术语具有学科专用性,有其独特的“行”内涵义,理当予以尊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汉语语境里,有些跨学科术语具有大众通用性,不专属于一门学科,大众的习惯更须遵从。就是说,在需要考虑文化背景的中外学术交流中,除了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外,还应遵守如下的习惯性优先原理：大众的习惯性优先于专家(特别是西方专家)的习惯性。这个“优先”要求似乎比术语应具有的“习惯性”^[2]更苛刻,但并非多余。如此强调的原因在于,不论多么专门的术语,既不可违背学科间的“协调性”原则,也不能与通用语“撞车”。因为科学理论的源头和归宿是大众,特别是直接服务于每个人的人文社科知识,终究要大众接受和实行,不能只在“行”内专家中交流,更不能只作为少数人品评的展品。以我为主和习惯性优先,乃本文立论之根基所在。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中外心理学书刊里,除了常见的个性与人格随意换用或各有偏用外,还有情绪与情感的泾渭不分,更有智力与智慧的混同等等。在西方,可能原词代表的概念本来就比较含糊,所以不必对其混用吹毛求疵。然而,进入汉语语境,如此混用就不大合宜,因为操汉语者的思维习惯是词随字义。尤其是社科著作,应当要求所用术语同一般大众的习惯观念尽量一致,即术语的学术含义不能与其字面含义发生矛盾。三、人格与个性——是“双胞”,还是“克隆”？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一门学科发展成一个学科群,这不难理解。难于理解的是我国心理学界特有的一种现象：原本属于同一研究范围,其内容及方法亦无二致,却冠以不同的分支学科名(如前述的“个性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这在其他学科中尚未看到。人格和个性在心理学书刊的同一页甚至前后句中并立,有时把它们按“专业内”同义来看,有时又要跳出专业另作理解,随意性很大。对此,译写的人或许感觉良好,研读者却很是莫名其妙,甚至困惑。问题似可归结为以下两个：一是汉语中的人格与个性涵义到底有无差异,立足心理“门”之外,当如何看待在中国心理学界通行的“个性=人格”。二是原本属于理论心理学一个部分的personality theory,从西方舶来后,何以会繁衍出两个分支学科。先说第一个。不少自撰的或编译自西方的心理学教科书中,常见同一术语personality的两译,或译成“人格”,或译成“个性”。问题是：源于拉丁文persona的personality,其涵义从最早表示舞台上演员戴的“面具”变到“角色”,再演变成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的“心理面貌”,到底指的是什么？何以会被译成形和义均不相同的两个汉语术语呢？笔者之所以确认两者不应混同,是由于看到《个性心理学》^[3]一书作者就毫不掩饰地说：“由于译法不同,在中国心理学界运用(个性和人格)这两个概念时有些混乱。其实,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是一致的。”^[6]前一句是对笔者论断的证实,后一句则需另加附注：只有在“西方化”了的心理学界才有“含义是一致的”说法,在中国大众看来则未必。常言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尤其是女性,讲究穿戴同打扮的心理一样,都想“穿出”自己的个性。在西方,或许能说“穿出”one’s personality,但在中国——能说“穿出”自己的人格么？再说到学校的社会功能,培养各类学生当然要有一定的规格,但与大工厂按国家标准批量生产不同,学校要向社会提供“个性化”的产品,甚至本身也可以办成“个性化”的学校(决非“人格化”)。它以学生为工作对象,主旨在于塑造其有健全的人格(而非个性)。可见,个性与人格在教育活动中也各有不同涵义,显然不能互换。为了进一步论证,还可以从西方文字上追本溯源。person作为词根,表示所属物的主体——“个人”“个体”或“私人”,原义偏于“个”而非“人”(一般用man或woman表示单个“人”)。因此,由形容词personal加后缀ity构成的新名词personality(即“个人”+“性”),理应译作个性。作为例证,词典中还有某人“有个性”或“个性强”(a man with strong personality)等词组,此乃东、西方通行的说法,谁也不会说其“人格强”。然而在心理学领域,由于西方的哲学流派和个人冠名的personality theory繁多,所以对personality的定义也五花八门。据被誉为人格心理学之父的G.奥尔波特综合统计,当时下的定义有50多个。于不同中寻找共同点,从不同角度定义的personality实际表示的是同一个涵义,即“个人独特的存在状态”。如何理解这个“状态”呢？西方心理学家有一个比喻,说personality是一个“黑屋子”(black house)术语,每一种personality理论都像一束投向这个“黑屋子”的光线,只照亮其中一部分。就是说,谁也未看出personality的全貌。再从《全书》对词条“人格(个性)”的英译(personality)和释义看,说我国心理学界将二者“看做同义词并作广义的理解是恰当的”,又说“狭义的人格同于性格(character),狭义的个性同于个别性(individuality)”。面对如此“广”“狭”两可的说法,国内教材和其他工具书兼收两者,由之便造成了术语连等式——人格=个性=性格——在心理学界通行^[4]。这无异于买回西方的“黑屋子”,再按西方习惯涂上几道中国“色”,岂不更使人眩晕？其实,返回看V.H.Mottram的书,由其主要章节均与人的生理机制(细胞、染色体、神经系统、内分泌、遗传基因类型等)有关,可见书名中的personality当然是主要表征与生理特性有关的个性,不宜译成偏重于社会性的人格。人同时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作为人的属性,个性偏重于表征人的生物性,人格偏重于社会性。前者与生俱来,任何个体的人以及高级生物都具有,与其性别、体格等关系密切,可以从生理角度研究,如V.H.Mottram的书所述。后者如黄希庭所说：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取决于一个人被视为什么、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模式^[5]。就是说,人格是社会化的产物,只属于能够接受教育的社会人所有,且随个体特有的文化品性而沉浮。这与非人生物(包括类人猿)所具有的“物格”(同时具有“个性”)——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倒有相通之处。再说第二个。学科繁衍是当代科学技术部门扩展的一种常见现象。比如激光理论的提出和射电望远镜的发明,前者导引出应用于众多领域的激光技术,后者则在天体物理领域引爆了一场天文学革命。可以说,20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有如链式反应一样的科技繁衍,当是一种可喜的繁荣现象。然而,以personality theory为研究对象而同时推出两个心理学分支学科名,却非什么繁荣,而是毫无新意的“繁冗”甚至失误。在不同的学科中,用不同的术语代表同一个概念(如物理学中的矢量与数学中的向量都表示有方向的量)是允许的;但在同一学科中,把在其他学科中涵义不同的几个术语“拿来”表示同一个概念,难免有“侵权”的嫌疑。术语混同可能造成概念混淆。如此有违科技术语“协调性”的做法,就好比给一个孩子同时起两个大名,为使“门”外人认可这个假“双胞”户口,岂不麻烦多多！再追问一句：这“麻烦”又源自何处？下面再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差异角度予以说明。西方对个性的研究较早,在自然科学与哲学尚未明确分开以前的古希腊时代,以希波克拉底医生为代表的学者们就对反映个性特征的气质做过“准科学”的分类,至今仍被心理学界普遍沿用。作为术语使用的personality首次出现在1795年的科学文献中,V.H.Mottram认为它同individuality和character几乎可以互换使用(这也是西方式的“差不多”习惯的明证)^[6]。与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人性和性格、品格这些词,作为术语用的个性和人格是从不同渠道译自西方文献。根据汉语术语的学术含义与其字面含义相一致的要求,心理学中的个性应是“个人特性”的简称;人格却不应是“人的性格”或“人的品格”的简称,而是人与格两个汉字的偏正组合,就像生物都具有的“物格”一样。二者之区别,由心理学所说的“二重人格”不可代称以“二重个性”亦可看出。简单地说,汉语中的“人格”有比于“国格”,既用以说明人在社会中拥有的尊严和独立资格,还表示应在一定的规范框内做人。对国人来说,做人应有个“人样”,即被社会承认的“格”——尊严和资格,这与西方的人以某种状态存在,涵义当然大不一样。将英文personality译成个性(表征存在状态)而非人格(标示资格和规范),既是对西方原词意切近的理解,也与中国大众的习惯观念相合。联想到苏俄学者翻译personality时,既不用характер(性格),也不用натура(人格),而是选用личность(个性)一词;如此既避免了术语混淆,也颇有“苏俄特色”。总之,汉语中的人格以及性格本是两个很明晰的概念,与人与生俱来的个性是有区别的。再以鲁迅先生为例,如果评说其精神,只能说他具有感召世人的人格魅力和异于常人的个性,不能将人格与个性随意换用。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理解二者,不应不加选择地进口西方心理学“混同”的习惯。具体地说,既无需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引进种种“黑屋子”理论,更不必动员为数不少的心理学博士和教授,去贩运西方的所谓“大五”(五因素人格模型FFM)和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并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的种种人格因素量表^[7]。四、理论心理学大众化的第一步——人格和个性的“分”与“合”依据理论心理学特别是personality theory的本土化走向,有必要在繁衍不当的心理学“家族”中进行一次不大的“革命”——使汉语中的人格与个性有“分”有“合”。首先在跨学科领域,将人格与个性在概念上予以明确区分(不可混同);而在学科命名时,用个性“全权”代换人格(不必混用)。早在20多年前,我国心理学家胡寄南^[8]教授就在《现代中国优秀人才的个性心理品质初探》中,分析了30多年间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失误,指出其走的是“一条失败的路”,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忽视了意识及自我意识对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更在于未从“人不仅是个自然实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个社会实体”方面理解人的本质。^[10]另外补充说明一点,除非引用或翻译西方有关人格理论的文献,胡教授在自己很有创见的论著中,常选用“个性”而尽量回避使用“人格”一词;即使用到,一般也把它放在个性后面的括弧里。尽管他未能完全摆脱西方的影响,却仍然堪称为我国心理学界术语本土化的先驱之一。西方心理学把人格与个性甚至性格混同一气已有百年多,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使西方走向东方化。谁也不能要求中国大众都先学几年心理学专业,撇开自己的汉语习惯,先与西方的习惯接轨。相反,倒是中国大众有权要求舶来品——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实行本土化,建议我国心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我为主,坚持术语的“中文特性”,最好先以“个性心理学”统一学科名为好。笔者认为,术语本土化当是理论心理学走向大众化的第一步,此举或能引发personality theory研究的一场革命。     

About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Arrow of Time

A conclusion drawn after a conference devoted (in 1995) to the “arrow of time” was the following: “Indeed, it seems not a very great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direction of time” is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supposed to be !”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ore than 130 years after the work of Ludwig Boltzman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rreversibility of physical phenomena, and that one century after Einstein’s formula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we are still not sure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of “time” or “arrow of time”. We shall try to show that one source of this difficulty is our tendency to confuse, at least verbally, time and becoming, i.e.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arrow of time, two concepts that the formalisms of modern physics are careful to distinguish.     

"罗斯悖论"研究述评及方法论思考

"罗斯悖论"是道义逻辑中的第一个"悖论",对此中外学者有过诸多研究,见解纷呈.在评述以往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语境原则的讨论和"悖论度"概念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澄清罗斯悖论的实质及其方法论价值.     

人工自然的追问与反思

不能把"自然"等同于"自然界",也不能因此而随意地把"人化自然界"和"人工自然界"简化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依靠科学技术创建人工自然界既要遵循规律,更要合乎伦理。面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危机现实,必须通过反思,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理性和合理性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谨防术语翻译的"张冠李戴"——以航海术语翻译为例

译者先入为主,将不熟悉的某一领域的术语翻译成熟悉的另一领域的术语或一般用语,这种错误定位,是术语翻译中常见的问题之一.翻译术语前译者必须意识到术语所属领域,然后尽可能选择语义对等的目的语术语.否则,译语的行外话会影响语言交际.     

休闲教育:个体生命与生活世界的需求

促进个体生命的完善与圆满是休闲教育的根本目的，而生活世界是个体生命生存与生活的现实世界。休闲教育正是在促进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互融合中，不断提升个体生命的质量。     

技术创新的文化考量

技术创新是一个文化问题。创新渗透文化。从创新思想的产生、创新活动过程到创新成果的社会接受各个方面都存在文化的浸润。在技术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R＆D文化的核心是促进R＆D共同体和组织的知识共享，通过知识生产来创造社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为了促进技术创新文化学研究，应该建立文化研究范式和文化分析框架。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命名的思考与建议

2019年12月,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病毒性肺炎开始在武汉暴发流行。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冠状病毒病2019),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CTV)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既没有与疾病名称一致,也没有完全真实地显示该病毒本身的特征,因而立即引发关注和争议。基于COVID-19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的基本信息,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uman coronavirus 2019,简称HCoV-19)。文章回顾并评价了CSG的命名方法,指出他们使用基于基因序列信息进行病毒命名的方法并不合适,建议采用传统的联系疾病的病毒命名方法对具有明显疾病特点的病毒如2019-nCoV进行命名。     

医学术语翻译中的伦理考量

一般认为,医学翻译属于科技翻译,通常以“忠实、通顺”为翻译标准,但实际上,伦理问题同样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传达医学信息的同时,医学术语翻译也应遵循主流的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