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近代自然哲学与中世纪基督教的内在联系

在“基督教的中世纪”，哲学存在于基督教神学中。在以哲学确证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过程中，基督教神学提出了一系列根本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逐步将理性从其宗教信仰引向自然，促使哲学同神学分离。分离出的哲学经基督教神学的重铸，获得了起初被融入神学时所缺乏的经验内容和方法，形成近代自然哲学，从思想上开辟了由中世纪通向近代的道路。     

在信仰与理性之间:论理查德·本特利的波义耳讲座

1692年,英国著名国教神学家理查德·本特利担任了波义耳讲座的首任主讲人.讲座中本特利继承基督教自然神学传统,针对信仰与理性这对持久存在的矛盾做出新的诠释.他以牛顿原理为代表的理性知识应用于神学解释体系的构建,在当时获得高度评价,却在客观上提高了理性的地位和价值,为信仰的自我消解埋下了种子.本特利的做法深刻影响了西方学...     

从信仰的维度解读生态伦理

启蒙以后出现的理性的高扬、信仰的失落,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的意义危机。生态伦理学重建人的信仰——对生命和自然的信仰,它是一种生命信仰、道德信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哲学信仰。它具有信仰的超越性、优位性特点,但只有将科学理性、哲学理性、情感和意志合一,才能重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人类才能走出生态危机和意义危机。     

机械技术改变生活

机械技术创造了现在生活 比奇洛的信仰并非是机械的自然神论，而是基督教的“千福年说”——相信基督降临并统治世界1000年，“影响我们道德品性的因素中，排在基督教之后的就是技术，”他说，“技术在提升人类进程和促进人类喜悦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缸中之脑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吗?--怀疑主义的普特南式解答议评

缸中之脑假设是怀疑主义论证中最重要的假设，普特南对“缸中之脑假设是自我反驳的”论证被当作了一种反怀疑主义的策略。然而，无论是标准的缸中之脑假设，还是普特南式的缸中之脑假设都不是自我反驳的，普特南的论证是错误的，普特南式的怀疑主义解答是不成立的。     

近代科学思想中的“自然法则”观念

直至近代，西方法学家从罗马法与基督教传统尤其是托马斯主义中获取的“lex naturalis/ius naturale(自然法)”,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命令与戒律，另一方面更为强调正当理性对上帝要求与禁止的命令的遵从，本质上是一种“lex morum(道德的法)”。这种对“自然法”内在化的理解是希腊因素与基督教因素混杂的结果，当“自然法则(lex naturae/law of nature)”作为一种外在“施加的法则(imposed law)”被理解时，“自然法则”开始在形而上学层次上被用于理解自然整体的过程与秩序。当物理——数学路径开始量化自然法则的定义与理解之时，经验——实验的路径并未被完全抛弃，两种路径最终在艾萨克·牛顿那里实现了综合。随着对自然掌控的深入，18世纪之后“自然法则”概念不再指涉上帝，而且被专门的法则或规则所取代。     

现代性的阐释——梁启超的宗教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识、观点都不乏深刻之处,在近代历史上产生过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他的宗教思想也受到学界的关注。理性与情感的区分梁启超认为"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他认为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信仰有两种特征,"第一,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梁启超认为宗教完全是情感的,"情感这样东西,含有神秘性,想要用     

休谟主义、欲望与实践承诺

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被认为对我们的实践理性或者理性能动性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乃至不相容的解释:休谟主义被认为不仅得出了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而且也对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造成威胁,相比较而论,康德主义则被认为维护了实践理性的"自主"地位和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本文旨在表明,一旦我们澄清了休谟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它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说明以及它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基础地位的强调——的本质和地位,并给予康德伦理学以一种适度的"自然主义"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缓解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被认为存在的张力。本文也试图表明,放弃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的、基础主义的探讨,转而采纳一种以实践承诺为核心的语境主义探讨,或许是值得向往的。     

对康德哲学方法论的反思

康德在其世界整体性原则中为理性划出了界限，而为信仰留下了地盘，这一问题在当代前沿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宇宙学研究中仍在继续，而理性辩证法对此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     

理性主义的误区

理性具有自我指导、思维、探索、预见和内在约束等能力,审慎运用会有助益社会.理性的滥用导致对理性的"不谦逊的信仰"、压制自由甚至使自由丧失,陷入理性主义的误区.认识无知的不可避免性、权力制约的必要性、确立人类能力有限的信仰和建立宪政制度是克服理性主义误区的基本路径.     

论莱布尼茨百科全书思想式调和折中主义方法论的起源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经院哲学和近代机械论哲学构成十七世纪的欧洲的三股主流思想。伴随民族国家兴起,地方语言也逐渐流行,三十年战争和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特点构成了莱布尼茨的方法论形成的社会背景。基督教卡巴拉主义,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德国的黑伯恩百科全书派对于莱布尼茨的百科全书式调和折中主义的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理性解释模式的拒斥和否定——对强纲领哲学立场的考察

本文试图阐明拒斥理性模式是强纲领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法利和盖森关于巴斯德－普歇的自然发生说之争的案例研究表明拒斥理性模式是走向社会学模式的前提；强纲领四原则，尤其对称性原则对立于理性解释模式；布鲁尔与理性解释模式的差异在于他选择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类似性，而非二者差别作为研究出发点。文章认为，强纲领背后的驱动原则是理性不能因果地解释科学信仰。     

走进孟买

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于“宗教国家”的含义有了真切的体会和认识。上至上层社会，下到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宗教，像我们的印度导游就是印度教教徒，听说每天都会在房间作祈祷。印度绝大部分人口信仰印度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对现代印度社会的影响依旧非常巨大，其他的还有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等，     

从情境理性看现代逻辑的论证理论及其转型

以先验理性向情境理性的转变为背景,本文阐明了现代逻辑论证理论的普遍主义和先验主义预设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非形式逻辑的若干尝试代表着逻辑学如何从先验性与后验性、普遍性与情境性的统一中去研究建构论证理论的努力.     

耶路撒冷，众神的棋局

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耶路撒冷，尽管它的名字就是“和平之城”，但几千年来不曾享受过片刻的安宁。或许耶路撒冷就是一盘棋局，众神在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而城中的居民就像一枚枚棋子，慷慨就义只为了不灭的信仰，身为不语的观棋者的我们默默走入了这座圣城。     

激进怀疑主义问题的完全解决?——对普理查德“双视融合方案”的考察

当代反激进怀疑主义方案主要在面对知识封闭性原则时遇到困难,邓肯·普理查德认为激进怀疑主义问题产生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哲学论题,即理性评价的普遍性论题和理性的偏狭性论题。对此,普理查德提出了针对知识封闭原则为基础的激进怀疑论证的维特根斯坦式方案,和针对不完全决定原则为基础的激进怀疑论证的知识论析取主义方案。两个方案既相容又相互支持,构成所谓"双视融合方案"的减弱型反激进怀疑主义策略。在考察了学界相关批评与回应之后,笔者认为该策略并未完全解决激进怀疑主义问题,关键在于维氏方案对理性评价的普遍性论题的拒绝是不完全的。一种可能的进路是,在逻辑上重新阐述理性的局限性,从而构成对两种方案及其融合的有效补充。     

论尼采透视主义的真理观

尼采力图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传统真理观，提出了透视主义真理观：尼采通过揭示传统真理观所预设的本体信念的非理性根源，撼动了基于神目观的绝对主义真理观的根基；通过阐明认识所依赖的透视视角的种类和特点，批判了传统相对主义真理观中唯我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通过向价值关系的回溯，凸显出真理与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形而上追求的紧密关系。尼采透视主义真理观将人性关切和实践理性引入到对真理的哲学反思中，为全面理解真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文语境。     

表达生存焦虑的怀疑论——反思现代性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以反思现代性科学为主题的后现代主义是怀疑论在当代的表现,它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焦虑的理论表达。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使这种焦虑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构成现代精神的科学、理性和主体性。在思维方式上,后现代主义集中批判的是一直以来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在理论追求上,与近代怀疑论对确定性的追求不同,后现代主义作为怀疑论的现代形式,旨在消解人们对确定性的信仰。费耶阿本德“什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科学地理学

本文在当今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分析了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空间化研究的情况，认为科学知识空间化导向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相对于“普遍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是一个进步，但因为它强调社会化的空间概念，所又有着强烈的否定科学理性的“特殊主义”色彩。     

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以麦尔赛纳为例

将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概括为"冲突"或"和谐"会带来掩盖历史细节的模糊性,我们应在尊重历史文献及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探索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科学革命初期,西方自然观面临着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自然主义及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三重力量的角逐。麦尔赛纳站在维护基督教义的宗教立场上认识到自然主义的异端性质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缺陷;他果断地接受并传播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以实现基督信仰与新自然观的融合,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