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长之的现代文化建设构想

李长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构想在现代文化出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他通过重释“五四”,立足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三种典型文化观的反思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方向。他关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参照价值。     

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分两期 ,一是 2 0世纪初的五四文化转型 ,二是 2 0世纪末的“新时期”文化转型。中国文化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化表现在“群体本位文化”到“个体本位文化”、“伦理本位文化”到“感性本位文化”、“长老型文化”到“青春型文化”等若干方面     

论当代"少年中国"精神——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五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特别是今年,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关于五四的各种纪念活动和讨论异常热闹。在此背景之下,本刊特组织了一组关于五四,尤其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笔谈,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之中。针对近年对五四的某些偏激的质疑,诸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与五四的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旧对立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条破坏性的激进主义思想路线等等,陈国恩先生严肃指出：对五四的反思,有一个从什么立场出发的重要问题。海外新儒学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质疑五四,主要是从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需要出发,强调的重点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它曾经有效,但在近代的失败难以避免,因为从它那里不可能直接发展出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在现代思想基础上利用或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着眼点是中国的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继承五四的精神,正有助于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重大目标。什么是五四精神？樊星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就是＂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高举理想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旗帜前进的精神,这种精...     

反思五四应坚持现代性的根本立场

五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特别是今年,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关于五四的各种纪念活动和讨论异常热闹。在此背景之下,本刊特组织了一组关于五四,尤其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笔谈,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之中。针对近年对五四的某些偏激的质疑,诸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与五四的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旧对立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条破坏性的激进主义思想路线等等,陈国恩先生严肃指出：对五四的反思,有一个从什么立场出发的重要问题。海外新儒学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质疑五四,主要是从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需要出发,强调的重点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它曾经有效,但在近代的失败难以避免,因为从它那里不可能直接发展出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在现代思想基础上利用或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着眼点是中国的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继承五四的精神,正有助于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重大目标。什么是五四精神？樊星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就是＂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高举理想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旗帜前进的精神,这种精...     

“五四”以来音乐民族化探讨的局限及其超越

“五四”在社会政治观念上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标志着中国新音乐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具有“礼乐之邦”美称的泱泱大国,当时面对西方音乐洪流的冲击。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们在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也产生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生死存亡的深刻忧患,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民族音乐的出路何在。因此,他们从整体上提     

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的走向

五四”以来 ,中国文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文学的接受是不容忽视的 ,这种影响不仅使“五四”文学发现了“人” ,注入了“爱的精神” ,带来了现代文体的革命 ,而且也确立了现代文学的基本走向。本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的关系 ,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研究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反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对林毓生、张灏、余英时的"五四"观之检讨

本以客观的冷峻的同时也是多维的视角，评述在中国现代思想、现代化与现代学术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广义的“五四”运动。中对海峡两岸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作了比较；对客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的知名学林毓生、张灏、余英时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析与评说；着重阐明了“‘反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的学术概念与人内涵；二因引号不同，而有天壤之别。     

高旭和西方文化

高旭对西方文化的见解,具有独到之处。从醉心西方政治到融合中西文化的嬗变过程中,他在接受了西方的哲学观、世界观的同时,把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考察,表现了他极为先进的文艺观点。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思想史上,高旭确实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汉语文白演变与语文辞书编纂

汉语的文白转型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促成了新式语文辞书的问世和编纂价值取向的古今演变,形成语文辞书收词释义文白雅俗古今中外相融共存的特点.     

论现代“童养媳”题材小说的文化意蕴

在现代思想启蒙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中涉及童养媳题材的创作比较丰富，作家们从解剖这一大众〉--j以为常的民俗入手，展开了对封建专制文化与国民劣根性的猛烈抨击，对挣扎在封建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群体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反省。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及走向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具有多元化、大众化和商业化三个主要特点。总的来说,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将是一种整合文化;此外,法治文化、经济文化和信息文化等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     

论中国新文学的城乡二元结构

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是新文学的两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现代以来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二者既相互补充,又构成比照甚至对立关系,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在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发展中基本形成和确立,在新时期以来日益成熟和巩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支撑性结构,它将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并存.     

东方化与西方化——梁漱溟、胡适文化观述评

在近代中国的思潮中，只有文化问题才是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梁漱溟的文化观独树一帜，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他提出三路向说，并以“意欲”作为三路向说的核心观点，而同时胡适提出文化惰性论直接批判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本文意在探讨二者在文化观上的差异，从而对中西文明冲突做出阐释。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构想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晚清以来文学史面临的一些问题。以传统文化为坐标进行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现代中国各场域多样式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算的一个有效途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南洋都市语境下的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

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的城市特征鲜明.多种语言的兼收并蓄,使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洋溢着现代工商城市的气息,体现了南洋国际化都市海纳百川的特点.多样化的语言风格,使作品既有市井色彩,又有典雅凝炼的风韵.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展现了当代新加坡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传统观念与现代性思维的冲突,表现了华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审美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产品情感化设计

中国人丰富细腻的情感来自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这些宝贵的财富应用于现代产品中,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文章在具体分析中国的情感模式之后,阐述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品情感化设计。     

浅析笔墨造型美的艺术本质

推动现代中国画艺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理解笔墨造型美的本质特征，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富有开创精神，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