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兴手法的心理分析

“兴”是我国诗歌中一种重要的创作表现手法，在创作的实际操作中，它常表现为“触物起情”、“以情拟物”两种模式。按照客观事物与主观情志的关系，本又将其分为相似联想、对比联想、接近联想、相关联想四种类型。充分理解这些特性，从而更好地去把握“兴”。     

联想与诗歌创作

“花瓣上的晨露,使人想起园丁的汗珠。”这是一种联想。联想,是形象思维的一种形式,是诗人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近人《迦陵说词》中说:“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的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为具体之意象。”诗人艾青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也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所有意象、意境、象征都是通过联想、想象     

情感的激越,人格的完满──论“兴”的艺术教育功能

“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内涵最复杂、义蕴最繁乱的命题。古今学者大多从“兴”义、“兴”法等方面去研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它的功能：即接受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和审美趣味的培养和人格的不断完美。而“兴”，从酝酿至完成，又是创作主体情感不断升华、人格不断重塑的历程。因此，“兴”的艺术教育功能具有二重性。     

“以理遣情”与苏东坡

“以理遣情”是士人常用的一种排遣痛苦的方法。自西汉的贾谊之后,很少有人在创作中充分体现。苏东坡特别善于“以理遣情”,并多次将此心灵历程完整地记录下来。他在苦闷不堪的时候,都是用“以理遣情”的方法获得精神解脱的。其诗、词、文各体都具有超脱旷达的风格,此种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善于“以理遣情”。     

“兴”与“隐喻”:中西方诗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探究

“兴”与“隐喻”作为中西方诗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思维。从文学层面看,中国诗学中的“兴”所阐发的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西方诗学中的“隐喻”则通过“异质远距”的原则给人带来一种新奇陌生的审美效果。从心理层面而言,“兴”是触物起情,强调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触发;“隐喻”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以及客观事物的具体对应。中国诗学中特有的“意境”“意象”等概念,多强调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追求一种“神与物游”的诗学境界,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哲学体现;而西方“绝对隐喻”的出现,使得“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用已知呈现未知,以有限指向无限,从内在走向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的表现。     

诗学之正源 法度之准则——赋、比、兴与意境创造

赋、比、兴一般称为三种创作手法,它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后来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中之“三诗”,后来亦称“三义”。《周礼》对“三诗”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汉以后对之解释、引申、发挥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古代文学家、理论家对“三义”的研究、讨论,都是联系着《诗经》创作的实例、《易传》之“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     

情感的激越,人格的完满--论"兴"的艺术教育功能

“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内涵最复杂、义蕴最繁乱的命题。古今学者大多从“兴”义、“兴”法等方面去研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它的功能：即接受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和审美趣味的培养和人格的不断完美。而“兴”，从酝酿至完成，又是创作主体情感不断升华、人格不断重塑的历程。因此，“兴”的艺术教育功能具有二重性。     

论《诗经》的“兴”与古典诗歌“情”“景”关系的演变

我国古典诗歌有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它们多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来抒情，这种特色的古老源泉可追溯到《诗经》中的“兴”。考察“兴”的物象的特点，“兴”与下文联系的程度以及关联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诗歌发展初期，古典诗歌的“情”与“景”二者关系的演变轨迹。     

依托课文 渗透小练笔

依托课文,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小练笔,是指教师在一篇课文的教学中或教学任务完成之后,选择一“笔点”,确定一“话题”,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展开合理的想象或联想,或添加内容、补充情节,或联想其他、抒发感想,或想象结果、续编故事,从而进行创作的一种写作形式。旨在以读带写,以读促写,读写整合。     

论皎然《诗式》中自然观和苦思过程的统一

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极力标举的诗歌审美标准是自然,即诗人以自己的情兴为依据,而随着情兴自然抒发造语取势,同时又提出了诗歌创作过程中要经过苦思,并且这种过程要至难至险。皎然提出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皎然认为诗人创作过程中要苦思,达到的结果是诗歌审美的自然,形成苦思和自然的统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人创作要苦思;不同读者鉴赏要自然,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一个链条,达到辩证统一。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