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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长期发生语汇互动。近代以来，日本创制的译介西方术语的“新汉语”大量传入中国，构成中国汲纳西方文化的语文工具。日制“新汉语”主要借用并引申汉字古典词对译西洋术语，也借助汉字词构词法创制新词对译西洋术语。不少日制“新汉语”已经成为汉语词库的通用成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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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以“计学”对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economics,该译词凸显了20世纪中国“经济学”概念转型的一次尝试,然而东洋“泊来品”——“经济”(之所以置“泊来品”于引号之内,皆因“经济”一词中国自古有之)后来却逐渐占据中国近代经济话语的主导地位(至少从economics的对译术语角度而言如此)。作为承载与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表达系统,语言在知识本体与对象客体间架起了解释和理解的渠道,而本体(ontology)是用来描述一个系统内部知识体系的架构。人文社会术语因其特殊属性对当今计算机形式化语言下的知识本体构建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开辟了本体视角下术语翻译的新维度。文章借西方术语 economics于近代中国的本体转型在多元译词上的反映来凸显近代术语翻译中的术语概念演变,本土语言资源选择与词汇化过程,翻译的术语化过程以及术语传播与效应,以期对中国近代术语翻译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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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术语的汉字学基础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瑰宝,是东方灿烂文化的象征,这一优秀文字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与论坛中留下了精辟记载;善于表达或发掘深沉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蕴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述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而丰富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根据西安附近发掘西周古都镐京出土文物判定,中国文字始于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1〕。关于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其分类有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以及外族汉字学三大类。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字学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编码,传声技术以及汉字的信息值等〔2〕。现代科技术语虽然系应用术语学的独立分支,而从学科体系来说,应归属于现代汉字学系列之中。这就是说,研究我国科技术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术语创译法,都要建立在汉字学的基本知识之上,确切反映所指事物内涵,才能做到信、达、雅的高标准。这正是我国术语及其翻译的优良传统所在。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科技术语源于翻译活动,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始于西周,秦代出期现了最早的翻译机构——译场〔3〕;汉代佛经传入中国,翻译事业大兴。桓灵之世就有著名翻译家安世高、支,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4〕都可说是精通古汉语,几乎都可称之为六朝的文学大家〔4〕;唐代达到繁盛时期,以玄奘(602－664)之《大唐西域记》为代表。他们训释清晰,用字巧妙,充分反映出所指概念的内涵,达到比较高超的翻译水平。明代徐光启(1562－1633)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以他文采素质,根据原文含意,释订出反映数学的一套汉字数学名词,至今尚在沿用,诸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多边形、四边形等;此外,李之藻(1565－1670)、徐寿(1818－1884),李善兰(1810－1882),华蘅芳(1823－1902)等〔5〕,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以及应用科学方面,以他们高超的中国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素养,按照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借助外国汉学家的口述(他们之中,几乎都不懂外语),确切地译定出我国早期,表达古代科学内涵的科技术语,有许多术语还是创译而延续至今。试举几个例子,以作探讨。“化学”一词的翻译,据科学史专家们的考证〔6〕,最早源于阿拉伯语al－kimiya,而语源却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成,阿拉伯语kim,从读音上很接近中国金字,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因此,把al－kimiya,作为“金液学”,其语源来自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成。中国炼金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逐渐转化欧洲语词Al－chimy,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1.关于“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袁翰青〔7〕教授、潘吉星教授〔6〕专文讨论,最早是在18世纪中叶,从欧洲,以译音方式传入,当时译为“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出版的《苏氏舍密》,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而“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据考证：大约在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n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正式使用,在这以前,英词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相继才有《化学分原》(1872)《化学指南》(1873),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翻译出版《化学鉴原》才更为普遍使用“化学”一词。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有些学者误认为“化学”一词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这是应予以纠正的,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发表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中,明确地表明“化学”一词是由中国传入日本。2.“地质”一词也有同样的误传,众所周知欧洲文字“Geology”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拉丁文为geologiam,欧洲文艺复兴时演变为geologia,都不是现代地质学的概念,18世纪出版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解释为“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79年瑞士学者索修尔(Horace Bened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一书中,首次使用“geology”一词来表达近代地质学的科学概念〔8〕。而汉字“地质”一词,据李鄂荣教授的考证〔9〕,认为是1852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用汉文撰字的《地理全志》上,正式使用和创译。《地理全志》共为上下两编,下编第一卷,即为“地质论”,其中“地质志”一节,即为阐述地质学近代概念的篇章。文中写道：“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这之前都以地学,金石等代表地质学概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界一般都认为,汉字“地质”一词,源于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为来源,由于当时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故而认为是从日本转译而来;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技术史事典》中,“地质学”条目中,仍说：“把geol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这是应该纠正的;70年代末,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一次有中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表明汉字‘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在1859年日本引进了《地理全志》一书,同时提及该书下编之“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3.“植物”一词,古籍中早有出现,而代表近代植物学概念的术语,要首推1847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编译的《植物学》〔10〕,这本书是很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 of Botany),最早把“Botany”创译为“植物学”。1867年才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将“Botanica”译成植学,诸如宇田川榕1835年发表的《植学启原》,1870年的《植学译签》以及1875年小野职悫的《植学浅解》等,在日本也有的学者把Botanica按音释译成“勃太尼加”,诸如1922年宇田川榕庵译成“菩多尼词经”〔11〕。4.“物理”一词,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览冥训》中就出现有“物理”一词,文中说：“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年)杨泉曾有《物理论》,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年)有《物理小识》一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8年)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包含物理学、化学之概括;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音译译成汉语“费西伽”直到1900年才正式创译“物理学”一词〔12〕。值得提及的是1868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在中国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资料统计该馆从1868－1909年共翻译西方科技图书176种,创译了大量科技术语,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甲午战争后,清代学者掀起戊戌变法,研究西学形成热潮,维新派以严复(1853－1921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翻译西方论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给科技翻译建立起信、达、雅的原则,成为科技翻译的典范,至今仍奉为经典,广泛使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中,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各个领域,科技术语也就日趋增多。老一辈科学家汉字学知识丰富、深邃,根据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创译了一大批令人信服的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3.5〕。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许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概念,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科技术语的审定,包括了翻译活动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历史,也是科技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在1950年初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60年代,已公布、出版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这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题。1981－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并任命了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现已成立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40余个,并审定出版、公布各学科名词术语20余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几年的艰苦的工作,在以汉语为基础的科技术语审定方面,建立起具有独特汉字系统的术语审定、翻译、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应用术语学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术语学体系做出了努力〔13〕。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运用以汉字学、汉语语音学知识来命名、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学者,应首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他根据汉字表意、表形的特点,汲取汉字、汉语的精华,几十年如一日审定、翻译了令人赞赏的大量物理学名词,成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掌握汉字、汉语知识的典范。把物理学名词译为汉语,这除了要准确表达物理学内容,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大家易懂、易读、易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物理学,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并最后加以审定,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14〕。诸如“激光(laser)、衍射(diffraction)”等。显示出汉字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真使人“望文生意”。做到了根据事物本质特征及属性,从概念做出术语的定义,反映出代表所指事物的内涵概念和外延的综合。二、汉字、汉语及其术语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趋增长,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过程中,严格来说这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汉字,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全世界有文字的语言约150种〔15〕,其中有12种主要语言,占总人口的60%。根据语言谱系分析,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54亿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几乎与世界英语圈15亿人相当〔16〕。汉字也是唯一保存象形文字演化系列的文字系统,经历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的演化过程,具有6000－7000年的悠久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经济走向集团化的21世纪,汉字汉语同样更是璀璨辉煌、更具强大生命力。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17〕,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对汉字、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和影响,做了崇高的估价和远见卓识的展望。1.香港知名人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根,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同时在他受聘担任港事顾问前夕,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言,“香港应当提倡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汉字,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2.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以及汉字汉语学家袁晓园教授在会上宣称：“21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9〕。3.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以前有人认为计算机是汉字、汉语的掘墓者、汉字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汉字不仅输入计算机,而且速度比拉丁字母快”〔19〕。事实正像钱伟长教授所指,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的危机;事实表明,计算机汉字编码技术的应用,给科技术语检索,以及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1)杭州大学外语系吴洁敏教授的突破性的成就——汉语节奏规律提出了系统地论证。他认为：“汉语节奏周期的三种组合模式——往复型、四环型和对立型”,并总结归纳出汉语有“音顿律、长短律、重轻律等7种节奏形式,认为“在一个语言链上套叠的节奏层次越多,形式越丰富,则声音越美”〔20〕。(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提出：“汉字、汉语特别适应于声音与计算机联络,因为汉字是单声调语言,比拼音语言中声段更具保真能力,语言信号可迅速地进行频谱分析;汉字形象千姿百态,具方形矩阵空间,蕴含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有利于技术上模拟形辨别,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汉字的逻辑结合与现代科学逻辑如出一辙,它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科技术语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具有多向发展的蘖生能力和无限的表现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可采用拼音法、拼形法、代码法等多种方法,加上汉字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更适宜调汇编码,输入速率极高”〔21〕。实事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着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汉字计算机编码的发明,是汉字和现代电子学结合的创举,许多专家说,“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其意义不亚于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次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张友渔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石井勋博士以他三十年从教的实践,得出：日本幼儿用日语学习汉字“较日文假名易学”、“愈早学习汉字效果愈佳”的结论。在会上还披露：一部反映汉字科学性的《神奇的汉字》专题电视片(四集)已拍摄完成。此外,为了推动全国汉语汉字的理论研究,进一步阐述汉语汉字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由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首都北京共同召开“汉语、汉字学术讨论会(1992.8.7－1992.8.9)。来自国内外83位专家学者就两大论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22〕：第一,关于汉语汉字特点的基本理论向题主要有：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汉语的功能,汉字的功能以及汉字的价值量问题;第二,关于汉字的发展前途主要包括：汉字发展的科学化,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心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以及汉字的卫生学问题。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性优秀文字,历史最悠久,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可以说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更易激发其人的情趣,产生创造性思维;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易于形成人类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辨别事物,以及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23〕。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生活各种概念的符号集群,显示着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反映中国科技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独特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明确提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给出定义”。对圆、方、平、直、端都给出内涵定义。中国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构成,体现出了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汉语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从形、声、意方面都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和差异,表达出事物各自的特征和专属性。但也应该认识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方块字及读四声确实难度很大,在普及上有一定局限,进而也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据最近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的研究,发现汉字单音节、方块形体,是直观性文字,有人提出过于直观,影响人们认识过程的思维深化。汉字编码,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编码的方法上尚无统一规范和标准,呈现有一定混乱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加以管理〔24〕。尽管如此,从全世界不断持续高涨学汉语的热潮这个侧面,充分反映出汉字、汉语的强大生命力。据1988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陈雅玲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25〕这份材料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学生1800名,是世界上最大、系统学习汉语的专门机构;当时的联邦德国约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从1985－1986年两年翻了两番,从4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增加到20余所;日本大阪外语学院中文系入学分数,远远超过英文系,一段时间内,日本学习汉文、汉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大批知识界以喜爱汉字书法为高雅嗜好;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也是全美最大的学系。美国学华语热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形成第一波浪潮,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这股热潮掀起第二波,有200所高等学校创办汉语学专业,或中文系,进修汉语学生达1.3万人;1993年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预计将掀起这股热潮的第三波浪。加拿大近年来特别注重中文教育,其实是看中与太平洋盆地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发展贸易;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李英哲说：纽约的许多犹太人,不惜昂贵的学费进修中文,认为这对未来自己的事业会有助益。世界“汉语热”在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反映出更新的趋势〔26〕。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60多国、1000多所各类学校创办了汉语课或中文系。美国纽约教育局决定从1992年开始,将汉语列为所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正式教授的第二种外国语;美国还成立有“中国语文教师协会”并创办有专门学报,显示美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的力量。日本在校学生中上汉语课的约有10万人,日本广播协会举办汉语教学节目已有20年历史,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学习汉语者可达百万之众。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官方使用的语言之一,大力推广汉语。1986年成立了“华文教学研究会”,推广华语教学;政府还专门成立有标准汉语教学委员会,并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汉语教学〔26〕。我国为适应世界“汉语热”,前两年的资料表明,已在60多所高等院校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进行汉文化教学。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992年8月28日报导：“韩国大学中文系门庭若市,企业争聘中文人才”,三星和金星企业招聘人才,懂汉语为第一个条件。现时,除建国大学中文系外,其它单科大学也有许多学生进修中文课程;该报1993年10月25日发表成均馆大学李大垠教授专文《汉字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因素》〔16〕中提及“现在在地球上使用汉字的人口,大约有14亿人”,他在文中提出质疑说：“只使用谚文(韩文)能够充实我们的文字生活吗？……能够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能够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吗？从我的专业(经济学)来看,我想强调指出,在我们文字生活中,只用谚文是不行的。”文中最后说：“不久前,我们几位教授自动地组织了‘鼓励使用汉字教授会’。我们认为,现在专用谚文的趋势不仅使国民甚至使大学生也会成为汉字文盲。这样就难以进行专门研究和高水平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在大学掀起使用汉字的新风”。总之,随着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亚洲经济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的魅力,将不断激发着“汉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三、两岸科技术语的统一趋势我国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发祥地,如果说,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人口为14亿的话,我国就占11亿,还有我国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汉字、汉语的标准化,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更是举足轻重。因而,首先必须是两岸同宗同源的汉字、汉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才能发挥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岸术语,特别是翻译引进的术语缺乏相互交流,译法不同,诺如association,在遗传学上我们大陆译为联合,而台湾则译为配对,interference,大陆译为干涉,台湾译作干扰,outbreeding,大陆译为杂交繁殖,台湾则译为异交,restitution,大陆译为重建,台湾则译为复合作用等,大家已熟知的激光与雷射,计算机与电脑,硬盘与硬碟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两岸学者对术语翻译及统一、交流已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合作与研究：1.1991年6月初台湾省电脑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林宣宏,接受福建省计算机学会的邀请,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处理研讨会期间,已与该省“信息中心”达成共识,计划建立两岸电脑术语对照表,促进两岸信息交流中术语的统一〔27〕。双方在讨论中,碓认为两岸电脑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时很不相同,诸如computer,台湾译成电脑,大陆译作计算机,台湾译为硬碟,大陆则译为硬盘,台湾的印表机,大陆则译成打印机,记忆容量单位大陆译为兆,台湾直接用两字首的英文字母缩写成M.K,因而在两岸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中造成语言障碍,故双方决定：首先对两岸常用计算机(电脑)术语制成对照表,创造条件进行讨论,达到统一〔27〕。2.1991年8月份海峡两岸汉字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会上有40余学者报名发言,其内容涉及两岸汉字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的整理与汉字量化研究,汉字的独特书法艺术,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28〕。3.1992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邀请以张存浩教授为首的7位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以及他本人的访问大陆,开辟了相隔40余年两岸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学术对话”,在彼此访问期间,都发现两岸在“学术对话”和交流中涉及术语上的差别,特别是翻译汉字的不同,影响交流。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导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29〕。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最共通的语言”。该报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说：两岸电子学的汉字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为“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在这方面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4.1992年7月2日台湾“文建会”通过了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30〕(台湾联合报)。5.1992年8月31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研讨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籍以统一专业术语,弘扬民族文化。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当前两岸使用的术语有相当部分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给两岸学术交流造成颇大不便,特别影响了相互的信息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故而引起两岸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讨论中,两岸学者共同希望,积极开展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促进两岸学者的合作,拟订两岸术语交流、协调与统一计划,使汉字术语系统早日规范化、标准化,扩大汉字、汉语地区,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影响,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31〕。6.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31〕,在发表共同协议中提出了“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问题,全国名词委作为对口单位,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7.“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公布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分委员会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广泛联系。诸如1993年11月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亢沛(台湾大学教授)共同研讨两岸物理学名词时,提出两岸物理学名词“约有20%是不同的,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最后商定“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地区,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物理学名词而努力。这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2〕。由此表明,当前汉字、汉语,及以其为特征的科技术语的研讨与统一、协调,不仅反映出了海峡两岸、港澳学人的多年愿望,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只有尽快地协调统一、规范化,才能使汉字、汉语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在亚洲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起到应起的重要作用,并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现代应用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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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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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1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科技术语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天津、内蒙、陕西等地的学者、教授共50余人。他们当中有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叶蜚声、伍铁平等,有物理学赵凯华教授、电子学陈太一教授、自动化王子平教授等。自然科学家与汉语语言文字学专家集聚一堂,把国际术语学理论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共同探讨具有我国汉字特点的自然科学术语的理论、命名的原则和方法,这在我国还是首次。这次会议也反映出术语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属性的特点。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章综教授代表钱三强主任致开幕词。全国名委黄昭厚副主任作了《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的专题报告。他介绍了目前我国科技术语的现状,说明了我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原则以及全国名委的审定工作规划。在两天的会议上先后有30余人发了言。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在题为《国家审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的报告中,回顾了物理学界从19世纪初以来名词工作所走过的道路,说明了物理学科学家历来有关心、重视名词工作的优良传统,直到现在一些物理学家仍然自愿组织起来每月召开例会,讨论物理学名词。报告中谈到中国物理学名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他还充分肯定了我国科技名词所走的中国化的道路,并介绍了物理学名词审定过程中力求做到准确、简明、科学性和通俗性统一的原则,以及怎样处理好专用性和通俗性关系的问题。报告还就物理学名词审定中几个订名改动较大的词作了具体说明。陈太一教授作了《从电子信息学科探讨汉字科技术语命名》的报告,他说,现代电子信息新术语的特点是数量多,诞生速度快,交叉现象多,有些可溯源,有的有任意性(如informatics等),大量使用缩略语形式。命名中要准确掌握概念;正确运用汉语复合词的组词规则;订名要简明;学科之间力求做到订名统一,但不强求统一。报告中介绍了电子学名词委员会对某些比较级术语系统命名的意见：以中文“甚、超、特、极”分别对应英文V(very),U(ultra),S(super),E(extreme)。他还建议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修饰词(如：信桥bridge中的“信”)。计算机技术在术语学当中的应用技术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各种类型的术语数据库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创建更先进的术语数据库是我国汉语术语工作者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理工大学王子平教授等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并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具有智能前端式的自动化术语数据库(ITDBA)》的发言,介绍了他们研究的成果,例如ITDBA的总体结构;硬件环境的选择;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择;对具有智能前端式总体结构的确定;ITDBA的功能和运行情况等。关于术语数据库的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的金万平同志作了《术语数据库及其标准化工作的现状与分析》的发言,介绍了术语数据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特点;国内外术语数据库开发的概况及问题分析;我国术语数据库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和正在制定的国家标准“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基本规定”的框架。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吴鸿适教授和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田方增研究员结合审定工作分别以“论术语的缩略化”和“关于数学名词审定工作”为题开展了研究(先寄来论文提要)。研讨会得到了语言学界的支持。著名语言学家,原语委副主任周有光教授的题为“漫谈科技术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论文,在会上引起反响。文章介绍了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术语的特点,即第一次是吸收中国儒家文化,吸收儒家术语。第二次吸收中国佛教文化,吸收中国式的佛教术语。第三次学习西洋文化,吸收西洋科技术语。其中第三次翻译西洋术语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汉字意译(创新字和利用原汉字)和音译(用片假名)。从术语民族化到术语国际化。但仍存在难懂、难记的问题。中国吸收西洋术语也经历了创造新汉字的单音节术语阶段和创造意译的双音节术语(包括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周有光教授在对这几种方案的优劣进行剖析比较后提出逐步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以后再进一步考虑长期的术语政策。关于汉语术语民族化、国际化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应走“中间化道路”。他在发言中比较了按涵义(概念)订名和选用西方语言(引进的术语)的音相近的汉字订名两种方式的利弊,也说明了汉语有跨时间、跨地区和表意性的优点,他赞扬化学界学者们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文章分五个部分论述,即(1)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2)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3)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4)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5)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甚至是等义词,但在术语用法中是精确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是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枢纽,这里汇集了一些老的术语工作者和近年从事术语工作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我国术语工作的一支专业队伍。办公室的同志们在参加、组织名词审定工作的同时注意不断提高术语学理论水平,积累实践经验。这次研讨会上他们写出了10篇论文,题材广泛,内容较丰富,有一定水平。例如吴凤鸣编审的“试论我国科技术语的特征及其传统性”;卢慧筠同志的“概念体系与科技名词审定”;梁际翔同志的“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究”;王宝瑄同志的“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冯宋明同志的“科技术语的主旨是概念内涵”;樊静同志的“试论汉语术语的科学命名”;李玉英同志的“漫谈科技名词订名中的几种类型”;吴俭同志的“科技术语定义浅谈”等。在研讨会上发言或提交论文的还有：国家语委高景成先生的“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所长戴庆厦教授的“我国少数民族科技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内蒙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吉木彦的“讨论审定统一蒙古语名语术语的一般原则”,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粟武宾的“有关术语标准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瑞平的“科技术语审定中求创新的途径”,该所副研究员董光壁的“两个科学新词分形(ARCTAL)和混沌(CHAOS)”,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于喜海的“关于科技术语译名与审定的联想”,军事科学研究院裴景峰的“关于军事术语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刘仲林副教授“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术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王渝丽的《论海峡两岸术语的统一》等。术语学(terminology)是一门较新的交叉性学科,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加拿大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和苏联学派,他们共同之点是都属于拼音文字。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优秀文化传统之一,随着汉字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汉字的优越性将更为人们认识。汉字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字文化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目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聘请了约一千六百多位各学科专家开展名词审定,国内还有很多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事或关心名词术语工作。这次研讨会仅仅是术语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全国名委以后还将继续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应该在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的同时更加注意研究总结有我国汉字特点的术语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努力为弘扬汉字文化而作出一代科学工作者的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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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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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引进外来术语的方式是我国学术界长期研讨、探索的老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意译、音译、音义混译、直接引用等。其中,采取意译的方式在我国一直居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术语层出不穷,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新形势,科技名词术语和社会语言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科技术语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工作,更快更好地引进新术语,需要认真地加以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书面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比较和分析,提取出较好的意见,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本期先刊登几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以后还将陆续发表有关意见。欢迎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踊跃参加研讨。[1]“语言的开放性特点与稳定性特征的绝对性相比较来说,开放性只具有相对性,在语言诸多属性中,是与稳定性特性相辅相成的附属特性。”[1]语言的开放性主要受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进展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所激励,不断地增加新词、淘汰旧词,使语言使用更为丰富多彩。我国内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创造新词;外部条件变化则在对外交往中伴随外来事物的渗入而吸纳外来语。前者保持着民族性,而后者在长期影响下会引起语言的某些异化或归化问题。语言的开放性说明语言始终是活跃的,反映着全球性和时代特性,而词汇的扩展和更新将首当其冲。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二、汉字汉语的生命力汉字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与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相结合,不断地潜移默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既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也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到近代,汉字汉语面临时代的挑战“有过三次,看来这三次都解决了。第一次挑战是有线电报。……第二次挑战是打字机的出现。……第三次挑战是计算机的出现。”[2]我们已经解决了汉字的通用键盘输入和终端显示,中文Windows操作环境和其他文图处理软件,以及开通汉语网络等一系列问题都已出色地解决。当然并不否认,计算机语言编程问题上全部依靠英文字符承担,这仅限于专业范围内的行家任务而已。“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出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3]信息社会早已提出了计算机的语音输入和机器的语音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语音辨识的这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各国的研究成果都未能达到准确可靠的辨识,在此领域拼音文字并不比方块文字优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研究,都有成就,但都不成熟,不能进入应用。汉字汉语将和英语等拼音文字在较长的路程上并存竞进。“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4]20世纪初随着洋货和外来语蜂拥进入,上海滩曾出现过一种食而不化的“洋泾浜”语言。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生产上的发展,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消化和吸纳,洋泾浜语言早已被淘汰,成为历史上瞬间的小插曲。汉语中吸纳了外来的咖啡、咖喱等生活通用词汇,但在科技领域许多术语都被更为贴切简明的汉语科学语词所取代,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汉语对外来语具有很大的吸纳和归化能力。三、当前外来语的吸纳方法汉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新的特点是,“本来属于某些专业领域的语言文字渐渐溢出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流入普通生活中,……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思考,关注标准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有其现实意义。”[5]在信息网络、金融、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新名词和语词已溢出到广大的新闻媒体报导、通俗读物和日常生活中,往往行家们尚未明确界定的概念,媒体首先公开传播。其中有些较为得当者广为流传后,按约定俗成被定名采纳;但也有造成歧义或过分模糊,以至故弄玄虚或晦涩难懂者,以及一个概念多个名词者,总要淘汰一些,被较贴切者取代。当前对新名词吸纳方法,有如下几种(参见表1)。* 不译成分包括：1)阿拉伯数字、外语字母及其字符串：如数量表达、量的单位、分类排序号、编码号、数学式、化学分子式、主页网址、电子邮件网址等;2)专用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名、工商厂家和公司名、产品的商标和专利名、操作系统软件程序和工具名、网络和网站名等;生物和药品的拉丁文名等;3)未译的缩略语;4)未译的新词。全音节直译和字面直译不受欢迎。汉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在字节上不能一一对应,有的音节勉强换成汉语后相差太远。一个词全音节直译后,组成一长串怪调,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更不知所云。例如将音译的“厄戈诺米克斯”改为意译“工效学”,立即望文生义了。短音节简译和音译加注较受欢迎。例如卡介苗原文很长(bacille Calmette-Guérin),由于是卡默特和介兰两位法国科学家首先创制的,把两个人名简译成卡介,并说明其属性为疫苗,立即被普遍采用。又如“invar”译成“殷钢”容易接受。这是对外来语归化吸纳的典型方法,即“以借用成分加上本族语言中固有的构词材料构成外来词,例如啤酒、卡车……,其中‘酒’‘车’等都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材料”[3],并且表明了此概念的属性。对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性修饰语作前缀,例如在电信中使用的桥(bridge),可译作“信桥”。活译远胜过死译,例如Laser按字面死译突出了“放大”的属性,但实际应用中利用了光放大功能的器件实现一个光辐射系统。活译成“激光”突出了光的属性,以“激”为前缀使其具体化一些,只用了两个汉字表达得何等贴切。只有对概念有了深刻理解的行家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定名。这也说明定名上要对概念吃透,确保科学性,不必拘泥于原来的字面或原汁原味。半音半意者也可取,例如“安匝”、“玻尔磁子”等等,前一半音译,后一半意译。谐音者更妙,但创意者要挖空心思,使得音义兼顾,例如“声呐”、“基因”等,有例不少。这些译法,充分表现了我们汉字汉语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表达潜力。自从颁布了阿拉伯数字纳入汉语的文本中以后,字符串纳入汉语文本中也已常见。当此网络信息的大潮下,文章中大量出现厂商和商标、软件和工具、网络和网站等专用名,以及大量缩略语,难于翻译,应接不暇。文章中直接搬用原生词,插入外语专用名已不罕见。关于专用名以往认为限于人名和地名,现在专用名已扩大到许多由外国商家自定义起名的,冠以大写字母或小写,或数字的名词或组合词,可拼读或不可拼读的缩略语等等,五花八门。这个潮流正是语言开放性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已不能花大量精力于牛角尖上,不要为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音译的死规则争论不休了,应该主动脱出,对大量的新的专用词不译为好。扩大专用名范围,包括网络、网站名,允许在汉语文章中直接搬用外语原生词的那些专用名词。尽管汉语文章中出现中外文混杂,但在构词、语法等主要方面仍然保持着汉语的民族性和传统特性。专用名按意译不妥,明明一个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利的软件,翻译成一个汉语名词,岂不替他穿上汉服,鱼目混珠。专用名音译也不妥,吱吱哇哇的洋腔汉字一大串,绕口难读,自己不懂,洋人也不明。对某些专用名采用不译加尾缀的方法效果较好。例如磁盘操作系统可以写为“DOS操作系统”(OS虽有重复之嫌,但无关紧要,由于DOS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视窗操作系统可写为“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类推,文章中可以很方便地夹入“Pentium处理器”、“中文Linux系统”、“Web服务器”、“TCP/IP协议”、“IE－4软件包”、“Java语言”、“Archie工具”等等。缩略语中的专用名和非专用名应分别对待。专用名一般可不译而照搬。非专用语可按其完整词的全称译出。目前文章中对缩略语的处理方法已有新招,例如一篇文章中某个缩略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列出全称,以后只写缩略字符;对于译出词字数较长的译名,一般也只在文章最初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只写简称或缩略语。许多缩略语不带母音,不能拼读,则很少音译(例外音译者也有,如“克格勃”)。可拼读者如果概念明确仍以全称的意译为多,个别按拼读音译者也有(如鹰式导弹HAWK)。按拼读音译者少见(如艾滋病)。凡是按拼音译出的缩略语词,应加后缀以表明其属性(如前例表明是导弹、病)。专用语和缩略语的音节超过4个汉字以上的,音译不如不译。以上列举的外来语处理和吸纳方法,归纳了现今许多报章杂志,包括《计算机世界》、《电脑世界》、《网络世界》等期刊上的有效方法,已被大众公认并接受。四、音译和意译的比较外来语汇历来音译、意译都用,无明确限制,各有利弊。列表如下(见表2)。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多数专家推崇意译,发表过如下的一些观点。“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6]“在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中夹杂一个用汉字音译的术语,的确不好栖身的,因为每个汉字本身都有意义,往往看不出这个音译术语是从哪儿起到哪儿止,念起来也很费劲,不受欢迎。……术语是我们词汇的一部分,移植进来后,还要生根开花,因此要照顾到中国化问题。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既不能标音也能转写,而要考虑采取一种折衷方式。”[7]“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8]以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客观和中肯。在定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要过分地在音译或意译上认定一方,主要看效果。由于汉语表意性强,有时能按涵义(概念)选取简练词汇定名,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借音选取适当词汇定名。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曾赞扬化学界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办法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即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 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9]他提倡的仿译,即软译或活译,不要硬译,不要死译或直译。五、我们面临的任务1.认真做好外来语汇的吸纳工作从事翻译和定名工作的人员要发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在外来语的吸纳和归化方法上要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巧为所用,保持民族性、兼顾国际性。“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从量上看是新词的增长要比旧词的消亡多得多;新义的增加也要比旧义的消失多得多。从质上看,产生了意义更概括,区别更细微的词,既能表达高度抽象的哲理、原理,也能表达各种细微的物质属性。”[1]复合词在增长,并逐渐双音节或多音节化。汉语术语的字数应控制在3～4字的限度,尤其基本术语,更应字数少,易于派生应用。由于方块的汉字和拼音语种在音素上不相对应,汉字不能像其他拼音语种那样采用同声换符方法,也不能仿照日语片假名音译方法。汉语拼音字符只能作语音学习、异读拼音和字典索引注音之用,一般不能当作文章内的汉语成分用。汉语对外国语的吸纳方法应如表1所列的①和②方法归化为汉语为主,并采用③方法不译,直接搬用为辅助,开放了语言异化之门。对于我国目前文化程度提高、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势态下是可接受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上的领导地位,但英语词汇并不是全部都最科学或最好。对其中某些取名不当的,我们命名时不应硬搬、死译。例如,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所有“力学运动”,英语统称为“mechanical motion(机械运动)”,现已很难纠正①。又如大量地实现各种处理功能的“电脑”,由于当时从承担计算任务而创制出来的,命名为“计算机”,至今已感不妥了。(早期从用于家电中的微处理器出发译为“电脑”,正是歪打正着,或者说不拘泥于字面而活译,具有先见之明。)计算机与电脑之争,并不是译名上的不当,而是英语原生词造成的。2.认真做好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一个国家采用法律手段对文字语言的发展作必要的归导和调节作用早有先例,如规定官方用语、第二语言等。这种上层建筑的调控有其必要性。我国推行普通话,颁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体字方案等都已见成效。国家的术语规范化工作不容忽视。近期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等部分的新词推荐名,都很好,起到了归导作用。推荐了“电子邮件”之类术语后,“伊妹儿”之类戏嬉之词立即匿迹。本文虽然提出了少量外国语新词和较多的专用语、缩略语可以不译的做法,但在公布汉语推荐名后,有了确切的对应词,就可采纳使用。例如在专业书刊里,“WINDOWS”、“Archie”等原生词夹入混用,但其他场合就可用“视窗操作系统”、“阿奇工具”等统一术语了。全国范围的上层权威性机构承担术语规范化工作非常必要。有时译者限于知识面和理解角度不同,也欢迎规范化,使有据可依。在翻译工作中,尚在文理结构、情调气氛等其他方面仍给译者留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国历次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对术语定名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对语言的开放性始终没有企图施加约制,相反地促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附录：典型译名选例 --------------------第7页①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11页① 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已开始把“力学运动”作正名,“机械运动”为异名。——编者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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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我国术语翻译的准确性,文章讨论以下8个问题：①应当区分概念性术语与非概念性术语;②应当坚持对概念性术语的“专词专译”;③正确处理术语翻译中的“一词多译”问题;④正确处理“同义词翻译”;⑤正确地表达“词组型术语”的构成;⑥保护音译术语的文化意义;⑦在术语翻译中应当精于炼宇;⑧建立有助于提高我国术语准确性的术语管理体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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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术语字母词在新闻语体中不同文章领域的差异和分布,并就文章领域对术语字母词使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和文章领域相关。其中,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中国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新闻语体中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当代汉语与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接触(主要是书面接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与广阶段。在当代汉语中的表现就是大量使用字母词①,字母词是由字母语素参与构成的词,或字母语素单独,或字母语素与汉字语素、数字语素、符号等一起构成字母词(如“CT”“卡拉OK”“F1”“.cn”等),引起了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科技术语研究》等刊物特设专栏讨论字母词问题。政府主管部门连续几次召开有关问题学术讨论会。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字母词中外文缩略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现代术语多用缩略语表达。“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1]“形译是将源术语的书写形式照搬进本族语。……近些年,形译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现象多了起来,例如：ASCⅡ、CAD、CD、CPU……”[2]因此术语在字母词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70%以上。用字母词表达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术语字母词”。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字母词的使用。术语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如何呢？为此笔者做了一项有关考察。一、考察对象本研究把考察对象分为三个地点：北京、上海和广州;两种性质：日报和晚报。本研究最终的考察对象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6种报纸。本研究所考察的语料均来自于6种报纸的网络版。二、考察方法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是6种报纸2003年的语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总体2003年的报纸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周。周一为10月27日,周二为1月7日,周三为7月2日,周四为12月4日,周五为8月15日,周六为6月14日,周日为9月28日。6种报纸样本所构成的语料库共约600万字(6006315字)。考察结果用统计软件SPSS11.5处理。三、术语字母词的切分首先,要区分字母词与非字母词。字母词是汉语词语,它与外文原词(如“flash”)不同,外文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是外文词语在汉语中的混用,不属于词汇的借用;而一般却把外文缩略语在汉语中的使用(如“CT”)看做词汇的借用,即外文缩略语是外来借形词。其主要原因和字母词的概念原型有关。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字母词就是由字母参与构成的词语,如“阿Q”等,既然是字母词首先要读字母名称音,如“X射线”等,而不读语言系统音。再次形体要大写,如“F学校”等。而外文缩略语多数读字母名称音;而且一般大写。因此,外文缩略语与字母词的概念原型相吻合。而外文原词则不同,它们读外语语音系统音,而且一般情况下小写。汉语拼音缩略语是受外文缩略语构词方式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如“HSK(汉语水平考试)”,是字母词;但汉语拼音原词不是字母词,如“Beijing”等,正如外文原词不是字母词一样;小于词的单位如汉语的字母如“ㄚ、ㄧ”,英文的语素如“im-”等,也不属于字母词的范围。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只切分术语字母词。本研究对术语字母词切分的基本原则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具体处理情况如下：第一,双字母及多字母一般情况能单独使用并有一定意义的作为一个词处理,如CDMA等;如果与汉字相连,而汉字一般又不单独使用,看做一个字母词,如CDMA网。第二,单字母意义不确定,一般和汉字或数字连用共同构成字母词,如“3G(第三代)”等;第三,计量单位如“m”“g”作为独立的单位处理,带“/”字符的复合单位切分为两个字母词,如“mg/L”。第四,产品型号和品牌分开使用时看做不同的字母词,如“MAZD新款A6……”,其中的“MAZD”和“A6”是两个字母词,一个是产品品牌,一个是产品型号;连用时看做一个短语,如“MAZDA6是新款……”,不再切分。第五,含有缩略成分的单位一般作为一个字母词处理。“汽车牌号”中的地名标志一般缩略为一个字,如“京F29445”,其中“北京”缩写为“京”。四、结果与分析(一)当代汉语中术语字母词的类型“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1]计量单位、代号、产品型号等都是用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因此都是术语,但它们都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1]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们只是一些代码,一般不把它们作为“词”看待。代号如汽车牌号(“京B98933”),其中的字母只是一个区别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其中的数字也只是一个顺序号;产品型号如汽车型号(A6),其中的字母一般是汽车品牌的首字母(“A”是“AUDI”的首字母),其中的数字是产品顺序号。代号和产品型号应该说是语言文字符号的符号,是语言文字的替代品,具有抽象的代码性质;计量单位一般是词内首字母缩写(如cm是centimeter的缩写),属于量词的范畴,在汉语中早期都有汉译形式,一般也都使用汉译形式,字母形式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学科领域中作为汉译形式的替代品而使用,一般称之为“单位符号”,而且一般读汉译形式音,不读字母音,因此计量单位也具有较强的替代品的性质;只有一般术语,如“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样本语料库中共出现一般术语、代号、产品型号和计量单位四种类型。一般术语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计量单位、代号和产品型号是非典型的术语字母词。(二)当代汉语中使用术语字母词的数量考察结果为,样本中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①,占字母词总数的72.90%。②平均1358个字中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术语字母词所占比例为0.07%。如果平均词长以2字来计算的话,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折合为3003157.5个词,平均约679个词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约占0.15%。平均每种报纸每天出现90.27词次术语字母词。其中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最多,共3543词次,占80.10%;其次是产品型号、计量单位和代号,共880词次,占19.9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374词次,占8.46%;再次是计量单位,共300词次,占6.78%;代号最少,共206词次,占4.66%。以上数据为字母词在样本中出现的实际次数。由于文章内容不同、作者用词习惯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出现字母词多少不同,因此每篇文章同一字母词以一次计算较为科学。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词次实际上是基于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的。③这样得到的数据是,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2111词次,术语字母词1081个,具体情况如表1：从表1可知,其中典型术语最多,共1463词次,占69.30%;非典型术语共648词次,占30.7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296词次,代号212词次,计量单位140词次。术语字母词中典型术语比例最高,是因为术语直接“移植”了大量的外文缩略语。(三)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和文章领域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大学一级学科的11个门类划分术语类别,即“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除“农学”“哲学”“历史学”术语字母词在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中没有出现外,其他学科术语皆有使用。非典型术语字母词因有其特殊性,本研究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6种报纸样本中典型术语字母词共1463词次。其学科分布考察结果见表2：其中“工学”术语最多,共539词次,占36.84%;其次是经济学术语,共396词次,占27.07%;“管理学”“理学”“法学”术语最少。④不同学科术语在不同文章领域的分布情况是不同的,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文章,分别为459词次和375词次,分别占31.37%和25.63%。“经济”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原因是“金融”和“汽车”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是因为“信息”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少的是军事领域文章,共7词次,占0.49%;另外教育96词次,社会生活90词次,体育129词次,文化58词次,医药109词次,娱乐73词次,政法67词次。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汉语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而术语的准确翻译要建立在对术语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上,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满足即时引进和交流的需要,因此大量的术语不再翻译而直接移植过来。[4]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解释的话,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军事领域术语字母词使用较少主要和军事领域文章较少有关,同时也和语篇的性质有关,军事领域文章一般内容较为严肃,风格较为严谨,较少使用术语字母词。[5]不同的文章领域,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有统计学上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呢？方差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文章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是有差异的(F=102.507,概值<0.001),因此可以说术语字母词与文章领域相关。同时,从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来看,“工学”术语有327词次用在了“科技”领域,因为“工学”术语中大部分为“信息”“通信”“计算机”类术语,而“科技”类文章中又大部分是“信息科技”文章,所以说,“工学”术语集中运用在“信息科技”领域中,占60.67%;“医学”术语有96词次用在“医药保健”文章领域中,占51.89%;“经济学”术语有341词次用在“经济”领域的文章中占86.11%;“教育学”术语有102词次用在了“体育”领域,占62.96%,这是因为“教育学”术语包含了“体育学”术语;“文学”术语有33词次用在了“娱乐”领域文章中,占40.74%,这是因为“文学”术语包括了“艺术学”术语;“管理学”术语多在“经济”领域中使用,共23词次,占45.10%,因为“管理学”术语包括了“经济管理学”术语。从以上分析可知,术语字母词的分布比较集中,大多数术语字母词都在各自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中使用;分布面相对较广的术语字母词是“工学”和“医学”术语,“工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信息科技领域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医学”术语表现为与人们生活较密切的疾病名与医疗仪器名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但总起来看,跨出学科领域流播到非相关学科特别是一般生活领域的术语字母词是有限的。(四)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字母词虽然是汉语词语,但毕竟是借形词,有学者多次提出字母词在文章首次出现时要加必要的注释,那么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中使用时注释的情况如何呢？因代号、产品型号、计量单位都是在专业范围内使用的有特殊用途的术语字母词,一般无需解释,一般阅读者也不必知道它们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本研究根据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把术语字母词加注的情况分为：“在括注中”,如“醛糖还原酶抑制剂(ARI)”;“后汉注”,如“IEMN(微体电子)”;“有句子解释”,如“GMP是指药品生产质量全面管理控制的国际通行标准”;“并用汉字词前”,如“多功能运动车SUV”;“并用字母词前”,如“CAN多路传送协议”;“对举”,如“SARS……;非典……”。对表1中1463词次典型术语字母词考察结果见表3：其中228词次有注释,占术语字母词的15.58%。“在括注中”即在括号中出现的术语字母词,共82词次,占术语字母词的5.60%,占注释类型的35.96%。“在括注中”是对汉语翻译的外文注释,应该说它们不是在汉语行文中直接使用的术语字母词,如果把此种情况也看作有注释的话,有注释的术语字母词也只有15%强;而且像“对举”这样的注释是非常微弱的,如果对术语字母词一无所知,“对举”对帮助理解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后汉注”才是典型的对术语的注释,但只占注释类型的17.98%,占术语字母词的2.80%。因此,应该说术语字母词注释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五、结论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6006315字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占字母词总数6068词次的72.90%;(二)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与文章领域相关,科技领域与经济领域文章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三)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 本论文是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十五”课题——“汉语外来词语规范原则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YB105-15,得到国家语委经费支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宇明教授的指导,在此谨表--------------------------第19页① 本研究所称“字母词”也包括“语”,为简洁起见称为字母词。--------------------------第21页① 本考察所用“词次”是指字母词的个数及其频度总和。② 所有字母词共6068词次,字母词1603个。除术语外,另有专名307词次、普通词语1338词次。③ 这种统计方法使用的词次实际上是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尹斌庸、方世增[3]：“什么是‘分布率’呢？如果把语料分成若干组,一个词在多少组里出现(不管出现次数),就说它的分布指数是多少。”④ 需要说明的是：“工学”包括“信息”“计算机”“网络”“电子”“通信”“交通”“化妆品”等术语;“经济学”包括“金融”“股市”“商业”“房地产”“汽车”“保险”“宏观经济”“旅游”等术语;“管理学”包括“工商管理”“出版”“人事”等术语;“理学”包括“化学”“物理”等术语;“法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等术语。另外,“医学”包括“药学”“卫生”等术语;“教育学”包括“教育”“体育”等术语;“文学”包括“音乐”“美术”“动画”“电影”“语言学”“服装设计”“舞蹈”“电子游戏”“集邮”等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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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在一次术语工作座谈会上我曾以“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①为题谈了我对术语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在纯术语方面最好多向术语国际化靠拢,即用汉语拼音,而不是用汉字音译。如今十六七年过去了。我想再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一、面向世界现在的世界已大大不同于1984年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更是大不同于当年的中国。就拿Internet来说吧,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式引入我国是在1994年,在这之后,轰轰烈烈的网络时代在我国也开始了。新事物引入后,有人形译(Internet),有人意译(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交互网……)。到了1997年,才给它定名为因特网。说到这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当初不如不创立因特网这个词儿,而直接使用Internet。②结果今天造成了“三分天下”(即互联网、因特网和Internet)的局面。由于没有采用Internet,因而使I时代、IP卡、IP电话、Irobot之类词的解释缺少了理据。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对待外来的东西,的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区别对待：(1)搞自己的以LINUX为基础的操作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尤其是要害部门的电脑系统的安全。(2)域名之类的东西,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在域名问题上,我觉得除了使用汉字外,还应该特别强调一下使用汉语拼音,因为汉字不便走出国门,相反地汉语拼音倒能全球通。(3)Internet这样的术语,既然以字母词形式已经在IT界流行,就不必再给它定一个汉字的音译词,因为Internet正如TV一样,是一个国际词。Internet已经进入许多语言,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文Internet,德文Internet,意大利文Internet,西班牙文Internet,日文インタネット,俄文интернет。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未来发展的预测。顺便提一下,利用汉语拼音标记外来语,这是一种借用外来语的新方式,即形译。也许有人会说,直接吸收Internet在许多方面与汉语不合。如说“音节结构特殊”,人们不好发音。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在说WTO、APEC、CDMA、EMAIL这些与汉语音节不合的词时,不是没发生任何困难吗。要知道,外国在吸收我们汉语的词语时,也不完全符合它们的音节结构,如QI“气”、QIGONG“气功”、ZHUANG“壮族”。又比如还有人说,“与汉字文章不协调”,不像样。相反,我倒觉得很好,一是增加了清晰度,非常醒目;二是增加了电脑信息处理的精确度。大家知道,像中文和日文这类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无空格的语言,在信息处理时首先都要进行词的自动切分,由于日文中的刀口多(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外文、数字及其他符号),因而比中文切分容易,而且正确率高。我们应该考虑现实需要,现在的计算机刊物,不让出现拉丁字母行吗,没有ICQ,OICQ,GPRS,CDMA,MUD,FLASH,C++语言等字母词行吗？二、面向未来未来什么样子,很难估计。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起码在今后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术语产生最多的地方仍是西方,因为科技比较发达的地方是术语的发源地。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术语将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仍坚守意译的老路,依旧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还是另辟蹊径？这是值得每个术语工作者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国吸收外来语的情况。外来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来语有以下四种：(1)音译词,如咖啡、沙龙;(2)半音译半意译词,如啤酒、伦琴射线、马克思主义;(3)用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标记的(或带有这些字母的)词,如CT、DNA、BP机、卡拉OK、β胡萝卜素、γ射线;(4)直接从日语借用的汉字词,如场合、手续、干部。以上是‘外来语’的严格定义。实际上由借音和借形两部分词组成的,(1)、(2)属于借音,(3)、(4)属于借形,因此也叫形译词。(3)是通过汉语拼音,(4)是通过汉字。(3)和(4)只是在借形这一点上相同,由于所用的介质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前者实质上是形译+音译,而后者则完全是形译。狭义(3)类似于外语之间的借用,例如从德语到英语的Kindergarten→kindergarden;从英语到德语的computer→Computer或Komputer,disco→Disko。狭义(3)既优于日文的片假名转写,例如コンピュタ(计算机)、ディスプレイ(荧光屏),也优于俄语字母的转写компьютер(计算机)、дисплей(荧光屏)(来自英语computer、display)。广义的外来语有两种：(1)仿照原词的结构和意义翻译过来的仿译词(calque),也叫直译词,如honeymoon蜜月、Ubermensch(德)/superman(英)超人、dark horse黑马;(2)用汉语表达的外来概念词,如电灯、电话之类的意译词。目前,使用最多的借用方式是狭义的(1)、(2)、(3)和广义的(2)。而术语界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多采用一些狭义(3),即汉语拼音字母形译词。我是狭义(3)的拥护者,也即“拿来主义”的拥护者。这类形译词叫字母词。字母词中分纯字母词(如CT、DNA)和带字母的词(如BP机、卡拉OK)两类。现在,这类词越来越多,原因是它们有不少优点。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1)快 可以不费力地拿来就用,如国际上新近出现IP phone,我们很快就有了“IP电话”;(2)简 写起来简便,如VCD,仅三四画,但要用汉字写,“激光视盘”就要写41画;(3)明 十分醒目,尤其在一堆汉字中夹杂一些字母词,如KTV,DNA,ISO,MBA,一下就映入眼帘;(4) 广用处广,很多字母词不仅能在国内使用,而且在国外也适用。由于上述优点,字母词在讲究效率的信息社会里不断涌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我们的科技界已经大量采用字母词了,不过还时常加上狭义(1)作为“伴侣”。如表示十进倍数单位词头名称的Giga吉咖、Tera太拉、Peta拍它、Exa艾可萨;以及表示十进分数单位词头名称的nano纳诺、pico皮可、femto飞母托、atto阿托。由此而产生硬盘40G、T比特等说法。这里还需要指出,狭义(3)在某些场合是完全照搬,上面的一些例子都属于此类。它们类似于外国人地名的照搬。但在某些场合可以采用标音转写方式,即按照一定规则对原语进行适当处理,以便于译语吸纳。还有一点请注意：字母词当中,有一小部分是汉语拼音的缩略语,如GB“国标”,HSK“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托福”等等,千万不要把它们也当成形译词。三、面向现代化这里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理论问题。技术方面,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已普遍展开,这是很大的进步。如何使数据库的格式标准化,注意兼容性,这是关系到资源共享的大问题。如何使检索工具方便好用,既能查全查准,又能照顾汉字的特殊情况,这又是检验数据库优劣的大问题。我认为,采用以词为基础的全拼音检索法是最理想、最有前途的。关于理论方面,这里面包括如何认识现代汉语,如何认识汉语发展的方向,以及如何促进汉语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认识到现代汉语早已不是单音节语了,因此必须放弃字本位,树立词本位。其次要看到汉语构词法已有很大变化,具体地说,其形态学构词方式大大丰富了①,词缀和类词缀不断增加(其他语言也如此,如英语像mock-、too-、-speak、-to-be也都成了词缀了)②,越来越多地使用派生法就是一个证明。一次性、可行性、可读性、操作性、可操作、可操作性、不稳定性、女男爵、非赢利性、可兑换性、可持续(发展)……,试想,如果不把这些汉字串作为一个整体,人怎么认读,又怎么让机器处理呢？有了正确认识,也就不会再抱着字本位不放了。这不仅是术语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汉语方面所要考虑的问题。说实话,搞术语的单位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最好的。还没有发生北京电视台曾经把“北京新闻”写成Beijing xin wen,以及把“北京您早”写成Morning Bei jing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造新汉字似乎也属于现代化范围。元素名层出不穷,总靠创造新汉字来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办法。这些新汉字,虽然主要是少数科技人员使用,但是技术上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电脑中的字库不时要增补,各种词典的检索法以及图书馆的目录也都要经常改动。为什么不应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不是要“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③吗？为此,我写了一篇《别拿汉语拼音当外文》(发表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9年10月号)。其中我试着用汉语拼音把101—109号元素名进行了标音转写,结果好得很。请大家比较：总起来说,如何使汉语现代化,术语工作走什么路不无关系。如果术语工作者注重词本位,不造新汉字,多采用一些字母词,我想一定会有利于汉语的现代化。四、民族语中的术语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里我建议：在确定新术语时,最好直接采用汉语的字母词,不必再另翻译。也许某民族使用的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开始使用这种字母词,会感到不协调。不过,应该认识到,这是最可取的办法。说实在的,要说不协调,汉字与拉丁字母最不协调了,但是,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字母词。过去汉语语言词典里不收字母词(最早收字母词的是《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自1996年修订第三版时也开始附加字母词),而现在许多词典都以附加字母词作为一大优点。例如,最近商务印书馆在新版《新华词典》问世时就特别强调,这本词典收这类字母词比其他词典都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字母词的涌现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词会越来越多。现在这类词不仅作为词典的附录存在,而且开始已有专门的词典收录它们。①因此说,直接采用字母词是大势所趋。现在,各民族都在学普通话,并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汉语拼音,还有不少人学习英语,这样也就为吸纳这些字母词打下了基础。但愿我们的兄弟民族能选择一条捷径,为发展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创造有利条件。②综上所述,恳切希望术语界从三个面向角度来考虑考虑术语的发展问题。最后我还想提两个一直没得到结论的问题求教于智者：(1)不言而喻,我们的术语发展同世界术语的发展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学者总要记忆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术语。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好,尤其是在纯术语范围内？(2)印度直接用英语术语,日本用片假名吸收大量术语,对他们的科技发展有没有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以上这两个问题希望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研究。这绝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 ---------------第13页① “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收入刘涌泉著《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242—24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② 全国科技名词委当时公布推荐用“因特网”,并不否定用英文Internet,要根据媒体对象情况定。——编者注-----------------第15页① 我们的语法学家以前只承认前缀有两三个,后缀也不过十来个,而如今应该说各有几十个。详见《语文现代化论丛》5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② 参见Collins Cobuild的《构词法》：a mock-English public house一家仿英国式的酒吧,the too-familiar list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一张司空见惯的经济困难清单,that unique language known as computer-speak被称为电脑语言的专门语言,mother-to-be快当妈妈的人。据该书统计,现代英语的词缀约300个。③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第16页① 参见刘涌泉编著《字母词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ettered-words》,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② 交稿后四五个月,看到新出版的《藏英新词词典》(Paul G.Hackett编,2001),词条选自近几年的《西藏日报》和《拉萨晚报》,约5 000条,其中就收了BP机、T恤衫、X光等字母词,不过不是拉丁字母和汉字混合,而是拉丁字母与藏文合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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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汉两种语言的构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使汉译的科技术语更具理据性,往往需要增词。增词的主要途径有：逻辑增词、修辞增词、常识性增词。其总体目的是使汉译术语符合汉语习惯,显得更为形象、生动。科技术语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确切、简洁、具有理据性。其中确切、简洁是基本准则,而为了做到具有理据性,有时就牵涉到增词的问题。下面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汉语是典型的分析语,其特征是一般不用形态变化,而用词序及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英语则属综合分析语(综合语的特征是运用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关系,如拉丁语),其词序不如拉丁语灵活,但也不如汉语固定。英语有形态变化,其形态变化主要是动词的变化和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的变化,以及词缀变化。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英语是拼音文字,有26个字母,用这些字母可拼写成各个词。一个词根可派生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造字比较容易。汉字是方块字,基本没有形态变化,造字难。测验表明,汉字最难学,但汉语最容易学。王力先生指出,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这些特点对构词法也有重要的影响。汉语构词法与西方语言的构词法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汉语主要属于句法型构词法,通过构词法创造出来的汉语术语有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结构;在拥有词形变化的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构词类型则属于形态学类型,基于这一点,在翻译术语(尤其是合成术语)时,我们应联系汉语词法上的特点,结合传统的音译、意译、音意结合等翻译方法,适当地将术语译成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结构。在这几种结构中,往往需要增词。其中在主谓式、动宾式术语中主要增加动词,而在偏正结构的术语中则主要增加名词,此外,在某些场合还需要增加副词、形容词等词类。1.增加动词在科技词汇中,大量采用名词性前置定语代替各种结构的西方语言的后置定语。而汉语中使用的动词远比英语中多,因而在术语汉译时,通常需增加动词以使意义更加完整。如：ballast car 运碴车drum barrow 放线车general goods station 综合性货运站又如动名词具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属性,因而汉译时可增加具有动词概念的词：programming 程序设计coding 编码automatic centering 自动对中再如某些小品词也具有动词意义,翻译时需增加动词：up-and-down train 上下行列车on-board computer 机载计算机2.增加名词作为术语,其主体就是名词结构,但有时需增加原文中隐含的名词,使汉译的术语更加形象,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增加纯粹的名词,一是增加“式”、“性”、“态”之类的词,如：high-wide load indicator 货车装载高宽表示器high-wide load clearance detector 货车装载高宽限界检测器pressure cooling 压流冷却这里增加了表示范畴概念的名词“货车”和名词“流”。一般说来,“式”跟在名词后,而“性”、“态”则常附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如：bite fitting 卡套式接头suspension insulator 悬挂式绝缘器oil bath air filter 油浴式空气滤清器piggyback 背负式运输(指把汽车直接开到火车上运输)stiff piston 刚性活塞dynamic flip-flop 动态触发器在术语翻译中,一般不用助词“的”,而代之以“式”、“性”之类的词,如：portable generator 便携式发电机有时增加名词可提高理据性效果,如：Y-direction Y轴向loran 兰远航仪3.增加副词主要是增加表示时间概念的副词：lift & carry-forward motion 先提升后前送动作FOR (free on rail) 铁路费用已付4.增加形容词这主要指在熟悉术语内涵的基础上增词,如：cut and cover 明挖法(地铁施工中,先将地面挖开,然后将地铁隧道衬砌好再恢复地貌的方法。)up-and-down hump yard 双向驼峰编组场dump truck 自卸卡车增词的场合和增词的方式千差万别,其中最主要增词方式有：1.根据术语内涵增词,这属逻辑增词,如：walkie-talkie 步话机automatic width control one-shot 自动脉宽控制单稳电路average seek time 平均寻道时间bipolar memory device 双极半导体存储装置2.增词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这属修辞增词,在汉语中,我们偏向于采用双字结构,如：initial compression 初始压缩key switch 按键开关3.根据常识增词,以使汉译的术语更为形象、准确,如：dog clutch 爪形离合器infinite adjustment 无级调速rubber-metal spring 橡胶-金属夹心弹簧hi-rail track evaluation car 公铁两用轨道检查车portable transmitter-receiver 便携式收发两用机three-aspect high colour light signal 高柱三示彩色灯信号4.增词以简化语法合成词的翻译,如：speed control by field weakening 磁场弱化法速度控制不宜译为“采用削弱磁场的速度控制”,而适当地增加一个汉字“法”,译文效果就大为改观。要在众多术语的翻译中找出增词的规律,有相当大的难度,这里所做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讨论和总结,希望能够对术语的译名有所益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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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国内公开发表的三篇典型术语误译纠错论文为例,对术语误译使用的翻译方法和术语正译使用的翻译方法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三篇术语误译纠错论文中术语误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均为“现有译法”,而术语正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均为“找译译法”。文中的“找译译法”指的是依据原语术语的含义,通过适当的方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的翻译方法。“现有译法”指的是在目前翻译专著、论文中经常提及的直译、意译、音译等术语翻译方法。原语术语,按其在译语中有无对应的译语术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另一类是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在我国术语翻译文献中,虽未见到“找译译法”的字样和系统的理论论述,但不时会见到诸多译者以不同方式表达出的“找译译法”思想。“找译译法”是我国术语翻译宝库中的瑰宝,继承“找译译法”并将其付诸翻译实践对于降低术语误译率、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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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给中国带来的不只是基督教,还有西方的科学,如地理学、天文学等。他创制了不少名词,如“经线(子午线)”“纬线”“经度”“纬度”等,这些名词一直沿用至今,而且成为中日两国相关学科中的标准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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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1。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2);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3),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4)。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5)“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6),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7)),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8)。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