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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20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扩大)会议纪要中指出“关于名词审定的公布形式,委员会重申,以中文带头,并附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气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86年3月24日北片(北京)会议,4月5日南片(南京)会议〕纪要中也指出“中文打头,配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这与过去出版的英中科学词汇(例如英中气象学词汇)有所不同,后者是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的。这种不同是目的不同所致,根据这些不同,我们可以对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加以探讨。英中自然科学词汇,编写目的在于从英文来查阅相应的中文名词,以便在英译中时确定合适的中文译法。所以一个英文词可以列出几个相应的中文词。具体译法要根据英文词的内容、词义及该英文的上下文来决定。因此,必然需要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例如“Polarization”的相应中文为“极化”与“偏振”。但在谈到电磁波时,不能译为“极化”,只能译为“偏振”。而在谈到物质因磁感应而分正负两极时,只能称为“极化”,不能译为“偏振”。我国科学名词,大多来自外国词的翻译,所以有人一见到中文科学名词,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外文原词,虽然有些名词来自外文的意译,但也有不少中文科学名词来自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这是因为按字面或词面来翻译,最为省事,而且有些文字翻译者,不一定是所译这门学科的专家,有时所译的是一些新引入的科学名词,一下子难以从原文中体会到其确切的含义,不得不按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虽然如此,大多数用这种办法翻译出来的中文名词还是确当的。但是也还有一些外文名词由于用这个办法翻译,译成的中文名词不能符合原文的真正涵义,很不确切。但由于长期而广泛使用,就难以改正过来。例如云雾物理学中,常用“Concentration”一词,一般译为“浓度”,其实还应当看具体情况。当讨论溶液性云雨滴成分时,译为“浓度”是可以的。但如谈到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凝结核、气溶胶质粒或雨滴个数时,虽然英文也叫“Concentration”,中文应当译为“数密度”,而不应译为“浓度”,以免和溶液水滴成分浓度的概念相混淆。另外,“科学名词”和“习惯术语”是有区别的。“科学名词”是根据词义来厘定的,它应当是“名词符合实际含义”。而“习惯术语”有的固然就是“科学名词”,但有的却是某一些科技工作者为了使用方便,习惯对某一概念所作的通用称谓,它可能是科学名词的简称,这种简称有的简得合理,有的却简得很不科学。也可能仅是对原始概念中某一、二个特征的形象化夸张之词或类比之词。所造成的术语只能片面地表达原概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名词”,只能称为“习惯叫法”,如果对这些习惯叫法采用“望词探义”的办法探索其原义,只能造成认识的混乱。我们应当对它们进行修改,使之成为科学名词。外文书籍杂志中常有应用不确当的术语的。例如“Aerosol”,原义是“气溶胶”,表示既包含气体,也包含其中悬浮质粒的一种整体物。但为了方便计,英文中又将“Aerosol”表示这个整体物中的悬浮质粒,即将气溶胶中的悬浮质粒也称为“Aerosol”。这种为方便而采取的一词两义,是不恰当的。把一个东西的“整体”和“部分”都用同一名词表示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因为它必然会使人误解。可以认为:作为“气溶胶”意义的“Aerosol”属于“科学名词”,而作为“气溶胶微粒”意义的“Aerosol”属于不确切的术语。将“Aerosol particle”简称为“Aerosol”是应当反对的,正如把“气溶胶微粒”简称为“气溶胶”是荒谬的。可是英美科学文献上竟不合逻辑地广泛采用这种错误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词汇中列为:Aerosol 气溶胶,气溶胶粒子这是不妥的。应当改为如下的列法Aerosol 气溶胶Aerosol,(particles),气溶胶粒子较好。后一种列法,等于是否认“Aerosol”可译为气溶胶粒子,而是肯定“气溶胶粒子”的英文原文应是“Aerosol particles”。另有一种名词不能表达词的本义,这种情况是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一般说来,最初确定一个科学名词时,总是“名符其义”的。因而是确切的。但以后由于科技的发展,实际意义突破了名词的表面意义。起初仅是略有突破,故名词还基本上尚能表达意义。其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实际意义突破名词的表面意义较多,名词已不能很确切地表达实际意义。最后突破点过多,原名词不仅不能确切表达内涵的实际意义,而且如按原名词的表面意义来追索实际意义,会大大误解含义。可见“词”与“义”两者,“义”是主动方面,“名”只是为表达“义”而确定的。由于意义在不断随时代而发展,名词也就有“生、老、病、死”或“一分为二”。当涵义因发展而不能由原名词来表达时,原名词就成为废词,或者原名词重行规定其使用范围。其不能为原名词所表达的部分含义,另订新词。例如“Green house effect”译为“温室效应”,其义为将来自太阳的短波辐射尽量允许通过而到达地面,而阻滞地面及低层大气的长波辐射逸向太空的大气保温效应。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效应与农业上的温室玻璃保护室内植物、保持室内温度不致下降的作用是一样的。因而认为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是十分恰当的。这样就把大气的这种保温效应,称之为“温室效应”。但在1909年,胡特(R.W.Wood)做了一个实验。他建了两个相似的小室,一个盖了玻璃,另一个盖了岩盐晶片(roek salt)。岩盐对长波及短波辐射都是透明的,因此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应不存在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仅存在于盖玻璃的小室,预期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内,温度应低于盖玻璃的小室。但测量结果,这两个小室内达到了几乎相等的高温。这说明温室效应并不是主要由于玻璃能令短波通过而将长波吸收之故,而主要是由于玻璃或岩盐晶片阻止室内暖气上升,不使热量移出室外,又阻止室外较冷空气进入降低室内温度所致。根据研究,玻璃阻止室内冷暖空气交流造成的保温效应比它允许短波辐射进入而阻止长波辐射逸出的保温效应大到四到五倍。但大气的保温效应却的确是由于大气能使短波辐射透入而阻止大量长波辐射逸出大气所致。这样一来,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变成为不伦不类。如果再将大气的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就成为“名”不符“义”。在这种情况下,R.G. Fleagle和J.A.Businger在《An Introduction to Atmospheric physics》(1963)中建议将大气的允许短波通过并阻止长波逸出的保温效应改称为“Atmospheric effeet(大气效应)”。J.M.Wallace和P.V.Hobbs在《Atmospheric Science,An Introductory Survey》(1977)中也同意这个新名词。但这个新名词并不确切。因为“大气效应”这个名词太含糊了。例如我们在大气中观测星体,由于星光的散射,使我们看到的星,似乎较大,这也是大气的效应。此外,“蒙气差”也是大气效应使然。所以为区别大气的光的效应,我认为应称之为“Atmospheric heat preserving effect,而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写为:Atmospheric(heat preserving)effect大气保温效应较好。括号表示英文原文中没有,但是应补上为好。另一方面,“温室效应”(Green howe effect)这一名词是否废用了呢?也不废用。由于薄膜温床、土壤增温剂的发展,它们的增温效应或保温效应的确与玻璃温室的效应可以类比。因此“温室效应”的内涵意义已与气象名词史中的历史上“温室效应”的意义不同了,它仅表示由于安装了透明或半透明膜状或片状物,使室内外空气及热量难以交换而导致的室内保温效应。这是旧名词有了新涵义,使旧名词得到了新生。但旧涵义却给予了新名词“大气保温效应”了。由于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到通行,有一个推广过程。具有旧涵义的“温室效应”一词,在气象、气候学界久已通用。而且在相邻学科中也在采用。很多人还不知道上述胡特的实验,因此目前仍有不少文献在把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我们有责任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将其纠正,并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中,名实相符地确定“温室效应”和“大气保温效应”这两个名词,并明确其间的区别。综上所述,英中科学词汇是以英文词为主来考虑中文译名的。所以必需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中文译名必须按英文名词的实际含义来译,而不是字面或词面的翻译。又因为一个英文名词,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词义。因此一个英文科学名词应当可以配有几个不同的中文名词。但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审定中国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标准当然应当是中文科学名词是否与其实际含义相符。而不是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相符,这是因为用中文科学名词的是中国人。他在写中文科学论文时,并没有必要先考虑所用名词相当于英文什么词。他要使所写的论文能为人看懂,所需要的是他所用的科学名词能否表达名词所代表的实际意义。能表达,则其论文就能为人看懂,否则就不能被人看懂,从而先去写论文的目的。在科学教学中,也要求“名符其义”。使学生接受科学知识较为顺利。如果审定名词的人首先考虑的是中文名词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的意义相符。那么由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不一定都是和实际含义相符。结果所确定的中文科学名词,就往往做不到“名符其义”,这样的审定是失败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虽然不必考虑外文,但确定名词后,仍应考虑与中文科学名词相应的外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科学须要国际交流。但是这时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所以应是根据中文科学名词来翻译外文,即中译外的问题。并不是从中文科学名词来追索外文的原词问题。而且在“附以外文”或“中译外”时,也不应只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而是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实际涵义来译。当然如中文科学名词在审定时已能“词符其义”,则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亦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审定中文科学名词后所列的表应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的意义。当然,中文也有科学名词和科技习惯用语之区别。在我们进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对于合乎名词内涵实际意义的习惯用语,也应当作为科学名词加以肯定,但对那些不能表达真正涵义的习惯用语性名词,却是应当摒弃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它们译为外文。例如“飞机拉烟”这一习惯用语是指飞机凝结尾迹。但可能被人误解为飞机被高炮击中而边飞边冒烟燃烧的现象。既有“飞机凝结尾迹”较确当的名词,就没有必要再用“飞机拉烟”这种不确切的习惯用语。尽管“飞机拉烟”还在有些飞行员中使用,但在科学名词审定中,应否定这个名词以防止不确切习语的扩散。方法就是不将这个词列入科学名词之列。这是有利于科学名词的纯洁化与规范化的。什么叫“名符其义”呢?一个名词只能用少数几个字。但却要表达其实际内涵意义。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对于较为复杂的意义,要想简单明了地表达在名词中,有不少困难。只有含义较为单纯的,确定名词才较为容易。如“雨量器”、“云系”等。较为复杂的,则名词中点出其最主要特征即可。如“寒潮”(“寒”是指其冷暖特性、“潮”是指其来势特点)。再复杂些的如“雷达”〔它是英译中造出的名词,原文是“Radar”,而“Radar”是英文“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与测距)”的缩写〕它能很好表达其内容意义。表达风向与等压线关系的定律有许多种表述方法。并曾为许多人发现过这种关系。为强调白贝罗(Buys Ballot)的功绩及其表达方法,所确定的“白贝罗定律”这一名词也是确切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应对名词的含义重行加以明确,以达到“名符其义”。例如“湍流”一词,从字义来看,按《说文》,湍:“疾濑也”。查《辞海》,濑:“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可见“湍流”原义是水流过沙石而产生紊乱的流动,属于“动力乱流”。另一方面,外文乱流叫“Turbulence”,“湍”音“Tuan”,其始音相近,因此将“湍流”作为“动力乱流”的名词,有其优点。但不应推广其意义为包括一切乱流。因为将“湍流”包括“热力乱流”显然没有根据。“湍”字明确地仅有动力乱流之义而无热力乱流之义。也有人将乱流称为“紊流”(“紊”表示丝线之乱),用它表示各种乱流当然可以。但正象用“湍流”表示“动力乱流”一样,这名词太古气盎然,不够直截了当。其实,既通俗、又直截了当、不会引起人们误解的名词“乱流”已为不少人采用了。而且在“乱流”前面加上“动力”或“热力”两字而变为“动力乱流”或“热力乱流”,就能表达两种产生原因不同的乱流,既方便、也含义明确、又妥贴,因此用“乱流”这一现成名词是很理想的。它符合“望词知义”、“词符其义”的原则。当然,用“湍流”两字似乎“典雅”一些。但“典雅”和“妥贴”两种属性如互不相容的话,从确定科学名词的原则来说,我宁可要“妥贴”,因为“妥贴”意味着“词符其义”,至于“湍”音“Tuan”与英文的“Turbulence”的始音相近的优点,早已因为“湍”字太“典雅”而常被人误念为“Chuan(喘)”所抵消掉了。因此从“词符其义”的原则来许定,我认为用“乱流”、“动力乱流”、“热力乱流”等一套名词较好。当然,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气象书籍将乱流称为“湍流”,但是也有一些书仍用“乱流”。当前是气象学名词审定之时,审定的目的就应当是判定名词的优劣,并以“词符其义”为标准的。将“乱流”定为规范化气象学名词,并无多大困难,只要在审定表中写为:乱流(曾称湍流) Turbulence 即可。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果中文的科学名词以中文打头,配以英文,而英文是根据中文词翻译的,并不是追索中文科学名词的英文原词,因而会发生下列一些现象,即:先由英中科学词汇中由英文名词查出相应的中文名词,然后再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利用此中文名词查出相应的英文名词。这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最初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科学名词,可能出入很大,这不是矛盾了吗?我认为这不是矛盾,而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必要追求这种相同。但是由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我们要求的是按原英文名词的实际意义译出的,即使是按英文名词的字面或词面译出。但极大多数是“词符其义”的。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名词,绝大多数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是相同的。审定表中的英文名词,又是按“词符其义”的标准译出的。因此可以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按上面办法所得的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原始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名词是相同的。仅有在少数情况下,这两种英文名词并不相同。相同是合理的,不相同也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不相同,或许正可说明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科学名词,由于通过“词符其义”的甄别,更科学、更确切,而且由此所译出的英文名词,也更明确、更具体、更易使读者明了其内涵的意义。结论是: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应是“词符其义”,气象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也应当是如此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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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新名词总是伴随新知识而来,所以也是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确切地说,是科技名词爆炸的时代。面临名词的爆炸式的产生,作为国家科技名词的审定机构,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在过去几年中,全国名词委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绝大多数学科的基本名词已经审定完毕。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对今后的任务进行审视。这里我仅就几个问题说几点粗浅的意见。一、新词收集审定的重点仍是基本名词名词收集审定的重点应是基本名词——特别是教课书、科普读物、报刊、影视、生活、词典、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名词。这些词使用最频繁,一旦混淆则影响深远。尽管新词层出不穷,但新词中只有一部分会成为基本名词,这些词应该是新词收集审定的重点。另外一些词只会在学术刊物和著作中使用,也要注意收集审定。还有一些偏窄词,在学术期刊著作中出现的机会也不多。虽然应加收集,但不急于审定。因为今后学术论文的发表将以英文为主,这些名词的中文定名的必要性不大。有些新词一出现就会立即成为基本名词,例如行星探测器,新发现的古生物,新元素的名称等。哪些词应看作基本名词,也需要研究。因此,我们不仅要审定名词本身,也要审定名词的基本性。对新的基本名词的出现,定名应该越快越好。否则一个不恰当的词用惯了,再改就难了。对此我建议全国名词委应建立一种快速反应机制,比如,有关学科有个三人小组,或在北京的委员及时磋商出一个意见,迅速提出定名意见供学术界讨论。例如,国外新的航天器,应由航天、天文、空间三个名词委组成一个协调小组,在发射前就提出定名初步意见。专有名词往往也是基本名词。例如,航天器名称,亮星、星云、小行星名称,都是基本名词。我们应首先抓还没有定名的专有名词的定名工作。一些源于中国的词,需要对外传播、对外推介的科技产品器物的名称,如中药名,古天文名词,我国新发现的物种、古生物,如孔子鸟,中华龙鸟等,应尽早审定,并审定其英文词。二、重视名词推广虽然全国名词委的名称中只有审定之意,但我们的工作绝不限于审定。名词的推广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审定而不推广,不规范的词就会继续流传,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就只能承认它了,审定成了空谈。过去,全国名词委举行的一些热点新词新闻发布会在推广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为搞好推广工作,建议在一些报刊开辟科技名词园地,加强和科技期刊的联系,主动将审定的名词通知新华社、大报、杂志。介入专业学术期刊评奖,设置名词正确性标准,或设科技名词规范奖。因特网也要尽快利用起来。本来我建议名词委建立自己的名词网站,但这样专的网站,查的人未必多,不如在综合性的科技网站上开名词专栏。查别的信息时顺便就知道了名词专栏的存在,就可查规范的名词。我最近在筹建一个科技网站ScienceDr.com,欢迎名词委在这个网上开名词检索专栏,还包括关于名词的讨论。三、加强基础研究全国名词委在基础研究上做过不少工作。在术语学的研究中,特别是术语体系中的逻辑结构,如“种”与“属”的关系等,在名词审定工作中很有指导意义。但是,中文科技名词的基础是中文术语学。术语学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成熟的。而中文的术语学不同于一般的术语学,是用中文表达科技术语的概念,有其特殊性,带有中文本身的特色。中文术语学理论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例如,借字、造字、缩略词、音译词、多音词的构造准则,新创字的发音规则等等都有待研究,应在中文语言学的高度进行理论研究,这是丰富发展祖国语言的基础性研究。过去开展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个别词的研究,如世纪,太空和空间,光碟与光盘等。也有些涉及到基本理论问题。例如,最近几期《科技术语研究》上登载的关于建立最小汉字小字符集的文章,张碧涌的短文中关于调制解调器和“猫”的叫法问题,都涉及到中文术语学的原则问题。在名词具体审定工作中,涉及到中文术语学的原则的讨论也不少,有很多专家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但还比较零星。建议首先总结一下现在各学科名词审定工作中的涉及中文术语学原则的成果和见解,提出一些原则问题,引起争论,不是具体词的争论而是定名原则的争论。召开几次研讨会,推动这项工作。逐步形成中文术语学体系,进而反过来用理论指导名词审定的实践。四、抓好交叉学科协调名词审定的目的是名词的统一。涉及交叉学科的名词,几个学科的审定结果会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为统一名词,单一学科就无能为力了。希望全国名词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例如,航天飞行器的名称,涉及航天、天文、空间三个学科,我建议建立一个三学科协调委员会,提出一些分工原则和协商办法,但这件事应由全国名词委出面牵头。其他学科我想也有类似问题。五、建立名词中新字、生僻字的发音规则这本来也属于中文术语学的范围。之所以要单独讲,是因为通常谈名词审定只涉及词义,读音问题比较特殊。主要是化学药物领域,新造字和生僻字较多,就是很有学问的人,见到这些新字也都不知道怎样读。如果有一个发音规则,让人们不必一个一个地去查字典就好了。* 李启斌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第六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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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后,中文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明显受到日文无机化学名词命名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地方便是其名词上有一个“化”字,而且元素的顺序恰巧与它们的分子式相反。从法文化学名词的角度来看,这并无不妥之处.但自鸦片战争之后,英文是中国人翻译外国名词的最主要来源,从英文化学名词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名词便显得有些不恰当。有趣的是,这些与分子式相反的无机名词早在1868年便在《化学入门》中出现过,但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20世纪后,含有“化”字的无机名词便大量出现在中文化学书籍中,这其中也包括具有官方色彩的化学出版物,例如,1907年的《化学语汇》及1920的《化学术语》。大量与“化”字有关的化学名词及来自翻译日本化学书籍是促进这类中文无机名词形成的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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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为什么把这种总线定名为firewire ,没有查到根据。但把它译成“火线” ,这种“字对字”的译法 ,实在是欠考虑。中文“火线”指的是交流电力系统中单相电源中有电的那根线。多年来已约定俗成 ,表义也准确。相应的英文是livewire或pow erline。也就是说 ,firewire在英文中并没有“火线”的含意 ,也不会造成意义的混淆。而在中文中由于误译 ,引起了混淆。计算机领域中有许多名词是借用地名或人名。如Java ,此词本身含义是爪哇咖啡 ,如果译成“爪哇语言” ,就会误认为是爪哇这个地方的语言。有人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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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t一词的中文译名,在审定<植物学名词>时,曾经过很多次讨论,仍未能订定一个合适的名词.这一名词,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欧美植物形态解剖学界以专业名词形式风行以来,我国植物学和农林学术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法.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究其原因,可能由于shoot这一名词是后来植物学家们借用原来的一个普通英文词赋予新的专业内容的缘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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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应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说就是要实现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定首先是定量,只有实现了定量才谈得上实现其他三定。定量就是要确定记录现代汉语所需要的单字数(字种数)。要实现现代汉字的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逐步限制和减少汉字的字数,使得通用汉字的字数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已故的语文改革家刘泽先先生曾经说过“造新字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1],这个意见值得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包括外来词的吸收。不断增加的新词,对丰富和发展汉语的词汇具有积极的意义。新词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新字,我们要努力做到增加新词而不增加新字。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绝大多数的新词是用原有的构词成分组成的复音词。例如“电灯、电话、电车、电视”是新词,其中的“电、灯、话、车、视”都是原有的构词成分,记录这些构词成分的字也是原有的,不是新造的。近百年来,汉语增加了一些单音词,其中有些是外来词。记录这些单音词,主要使用已有的字,同时也新造了一些字。例如“打(dozen)”、“听(tin)”、“盾”(荷兰、越南的货币单位),是让原有的字增加了新的职务;“泵(pump)”、“啤(beer)”、“吨(ton)”,是新造的字。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复音词可以不增加新字,而单音词有时要增加新字。此外,因为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新造字差不多都有同音字。许多同音字用眼睛看可以分得清,靠耳朵听却分不清,如作为姓氏的“张”和“章”。靠目治,不靠耳治,这和传声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新造字的又一个缺陷。为了不增加新字,就要提倡多用复音词,尽量避免单音词,而近百年化学名词发展的传统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尽量使用单音词。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时就开始为元素名称造新字,到了20世纪又为有机化学名词造新字。例如,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把“白金”叫做“铂”,把“白铅”叫做“锌”。既然用了单音词,又不喜欢使用假借字,就只得造新字。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代有人统计,近百年来新造的化学字多达647个[2]。这次为105~109号元素造新字,走的还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请化学家考虑:考虑新的化学元素能不能不用单音词?这样做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语言学家早就提出来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包括化学上的术语,代替汉字的音译术语。例如“锿”改为Einsteini,“钔”改为Mendelevi,“镑”改为Lawrenci。周有光先生指出:“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国科技术语的面貌将焕然一新,科技的发展将由于术语的革新而得到方便。”[3]拼音转写已经提倡了许多年,可是至今还没有被采用。是理论上还有不妥之处,还是习惯势力在阻挠,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如果我们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大局来考虑,就应该把不造新字这个原则肯定下来。新的解决办法总能找到的。或者实现术语的复音化,或者采用拼音转写,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会遇到习惯势力的抵抗。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有时也是必须改变的,这就要全面衡量利弊得失。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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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编辑部转来的林元章先生《对“等离子体”名称的质疑》一文 ,我们早有同感。此名词英文是 plasma ,其他拼音文字都采用类似的拼法或音译。中文是方块字 ,科学名词尽量采用意译是我们的传统。意译有“望文生义”的好处 ,但要有分寸 ,过之则将留下后患。近年来我们的新实践经验表明 ,意译要掌握几条原则。1 新名词应该尽量照字面直译 ,企图在译名中包含概念解说的作法不一定可取“等离子体”译名的缺点有二 ,一是太长(一般以二三字为宜 ) ,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 ,它已不能概括此词现代的含义。这些缺点都源于当初订名时企图把概念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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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是西方文物保护界使用较频繁的专业术语,但由于东西方文化以及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其中文名一直以来难以准确认定。因此,有必要从英文语境以及概念凝练过程研究setting,析理其内在底蕴和含义,以探讨中文语境下的贴切译词。setting通常多与人类的主观活动相关,不仅限于表达“环境”之义,以复合名词“背景环境”作为术语setting的中文译词,可以较大程度地还原setting的多层次含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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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oplasma一词的中文定名尚未统一,有的资料中称为枝原体,而另一些资料中则称为支原体.也有的工具书中在定名为枝原体的同时注明"又称为支原体".一般看来,枝原体与支原体两个名词音同,含义也差不多,无须再去吹毛求疵了.然而从定名从严的角度考虑,尚有推敲的余地.虽然,"枝"与"支"二字仅是音同字不同,含义也基本相同,但是,作为一个名词的中文定名来说,最好还是统一为一个名称为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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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和“甙”英文glycoside对应的中文译名为[糖]苷又称配糖物,简称“苷”,旧称“甙”。它是由糖类通过它们的还原性基团与其他含有羟基的物质如醇类、酚类、甾醇等缩合而成的化合物,“苷”和“甙”表示的是同一个概念。glycoside最早的译名出现在1932年。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在第86节复杂之糖类项下定为“配糖物”。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第92节,将glycoside一词定为“甙”[旧称配糖物]。后又于1953年该书的修订本中对为何定为“甙”字作了说明:《化学命名原则》(1932年)将glycoside定名为“配糖物”,因为名称太长,不便用作复合名词。故医学名词审查会创用“苷”字,但在化学中,早已规定芳香族与脂环族母核名称均用草字头的字代表,所以“苷”字与原则抵触,不宜采用。在其后于1955年由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在glycoside项下译为“糖苷”。由此看出医药卫生组并未采纳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查小组的建议。这两个词就在各自领域中使用起来,其结果造成了同一概念不同名称。到1960年《有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中有关章节被删掉,回避了“苷”与“甙”的使用问题,但随后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订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再版本)仍坚持使用“甙”字,由于该书有一定的影响,使不统一进一步加剧。其后在1977年编订《英汉生物化学词汇》(科学出版社)时,在有二十多个院校和研究单位参加的审稿会上,化学与生化界达成共识,认为“甙”字这个新造字字形怪异,学习者难懂、难记、难读。“苷”虽为草字头,但在化学名词用字中也有不少带草头的字并不具有芳香性,另外生化名词中此字出现的频率颇高,并考虑到生化界长期使用习惯,应此在前言中着重说明,化学界弃用“甙”改用“苷”与生物化学界保持一致。这一决定既达到名词的统一,又减少了化学造字,这个决定也反映在1980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在尔后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里得到全面贯彻,“甙”的作用在学术界逐渐减少,但在与其相关的学科如:生物药物和药用植物成分中已习惯使用“甙”字。由于多年使用改起来尚需时日,但这一不统一的名词已经引起了各审定委员会的注意。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999年公布的《药学名词》的前言中就明确表示:关于“苷”和“甙”,虽分别在生物药物和药用植物成分中已习惯使用,但存在争议。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考虑到在已公布的《化学名词》和《生物化学名词》中均推荐使用“苷”字,现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统一改“甙”为“苷”。最近修订的《中国药典》也改“甙”为“苷”。看来这个词的统一得到学术界的支持,这样既少了用字又减轻了学生学习的负担,避免混淆,真是一举多得的事。“肽”和“胜”最近语文界的一位朋友和我谈起化学用字“肽”和“胜”的区别,希望就我了解的一些情况作一介绍。严格地讲“肽”和“胜”是属于生物化学的用字,“肽”字最早见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于1954年11月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对应的英文名是peptide,沿用至今。“胜”字有两个出处,最早见于1922年北京协和医学校编印的《生理化学名词草案》,它对应的英文为proteins(今译为蛋白质)。另一个是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中,将缩氨酸,即n分子氨基酸,缩去n-1分子的水而成的化合物,总称为胜(peptide),亦称缩氨酸。这个字就等同于生化名词中的“肽”字,但在以后公布的1960年《化学命名原则》和1980年《化学命名原则》中,“胜”字就不再使用。“胜”字现在看起来并不陌生,因为它是“勝”字的简体字。但当时造这个字时,简体胜字尚未使用,而且作为化学新字读音为shēng(音生)属会意法造字。“蛋白(质)”与“朊”《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2期在“热点词\难点词纵横谈”栏目下,发表了几位专家对prion定名讨论的意见,大部分专家的建议中都赞成译为“××朊”或“朊××”。对于“朊”字的来历,本人翻阅了有关资料。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中写到“朊(音阮;英文名为protein):protein称为蛋白质,但不便用作复合名词的词根。故本小组(注:指化学名词审查小组)特从“月”从“元”创用新字“朊”,定音为“阮”,作为蛋白质复合名词的词根。1951年7月中国生物化学会上海分会在其所编订的生物化学名词草案中,亦决定将protein译成朊。在该书译名原则中写道:“protein拟译为朊。protein一字为1939年荷兰化学家Mulder所创,意即生物最基本之物质,今译作‘朊’,其意义同。”上面这段文字中,看后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就是说“朊”是由化学名词小组最先定的还是中国生物化学名词上海分会定的。经查找资料,这段说明文字虽刊登在1953年《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的附录中,但1951年7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中已经使用了这个字,后因有些人对造这个字有意见,故在1953年修订本中加了说明,仍坚持使用“朊”字。“朊”字,由化学名词小组制订的,另外一个佐证:由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于1955年4月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protein仍译为蛋白[质],这是解放后第一个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看来是没有采纳化学名词小组的意见。这个词的译名在化学和生化界引起了混乱,直到1975年为配合1960年《化学命名原则》的修订工作,中国化学会化学名词小组,对“朊”字进行了讨论,提出废止“朊”这个生僻的单音词,代以通用的多音词“蛋白(质)”。尔后,我国第一本《英汉生物化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77)出版时,在该书前言中曾写到:“蛋白质或蛋白”(protein)与“朊”,经讨论推荐用“蛋白质或蛋白”,不再用“朊”。《英汉生物化学词汇》出版时国内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很重视,当时参加编订的单位有二十余个。1984年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也全部将“朊”改用“蛋白质”或“蛋白”。至此“朊”字使用频率逐渐降低。1990年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也没有出现“朊”这个词。似乎这个争议已不复存在,但在前面提到对prion一词定名讨论中,生化界的专家们把“朊”字又提了出来,就此我曾请教过有关专家,若定名为“××朊”或“朊××”就必须对“朊”字有个说明赋予它新的含义,因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1984年6月5日(84)第4号简报“化学用字及读音”讨论会纪要中,重申1975年废除“朊”字的决定,“朊”的换用字为蛋白或蛋白质。关于1975年为何废止使用“朊”,主要是减少化学用字特别是造新字,二是尊重生化学界的意见,因为蛋白(质)一词在生化界已经使用习惯不便于更改。这次讨论对prion定名又启用“朊”字,笔者认为若“朊”字没有新的含义,仍代表“蛋白(质)”还是不造新字,使用“××蛋白”或“蛋白××”为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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