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今天,我本来没准备讲话,刚才听到钱三强同志、叶笃正同志讲话中几次提到我的名字,我只好讲讲。1978年我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个光杆子。他们二位讲我做出了很多成绩,实际上我应该检讨。做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长期参加过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科学工作者,我参加今天这个会,确实感到非常高兴。钱三强同志十多天前就写信给我,邀我参加这个会,他讲,我对于委员会的成立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是的,我的心情确实非常高兴。我的高兴是有道理的,我就来讲讲这个道理。距现在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大概,用不着我来重复。我现在要谈谈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以至七十年前有关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一些情况。叶笃正同志提到,1919年我国就开始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这个我多少知道一些。中国最早的科学组织是中国科学社,它是1914年由一些留美的学生任鸿隽、杨铨、胡明复、胡刚复、秉志、竺可桢、王琎等发起,并与在法国留学生中以何鲁为首的“学群”社联合而成立的。1919年,我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那时中国科学社已搬回国内,先在上海大同大学,后来搬到南京成贤街文德里,一些成员把自己家里的藏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图书馆。整个社和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胡刚复先生,我的南高老师之一,同时在宁沪两地任教,家住在上海,每周他在南京三天,就住在科学社里。社内馆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落在他一人身上。中国科学社除按月出版《科学》杂志外,就开始从事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那时,准备名词审定稿件都是刻蜡版,印油印;我因常去科学社图书馆看书,也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胡刚复先生的助手,参加了一点这类工作。使我一生难忘的,就是在electricity译做“电气”这一条下,胡刚复先生注上：“电不是气。电气,电气,误人不浅！”还有一个例子,我要多讲几句。在三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东方杂志》上,题目叫做《论公分公分公分》。(注：见《东方杂志》第32卷第3号第79－82页)大家听起来,这个题目好不奇怪。那是我用来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度量衡局强制推行他们制定的度量衡法的。那时的度量衡单位名称,南京政府度量衡局规定：centimètre(厘米)叫公分,gramme(克)叫公分,面积单位déciare也叫公分。这是因为,那时我国接受了国际度量衡标准(公制),于是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就把中国老的度量衡单位前面都加了一个“公”字,例如公斤、公里、公尺、公升、公顷。由于老的度量衡单位名称到某一地步之后,就不再立专名,而统以分、厘、毫、丝、忽、微表之,因而尺、寸之后有分,两、钱之后有分,亩之后也有分,所以在公制中就有公分、公分、公分的出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召开会议,自然免不了要谈到这个单位名称问题,大家都不以度量衡局所公布的为然,特别是中国物理学会同仁,一致主张依国际度量衡命名法于mètre(米)和gramme(克)前各加语首Déci(分),Centi(厘),Milli(毫),Décimilli(丝),Centimilli(忽),Micro(微),和Déca(什),Hècto(佰),kilo(仟),Miria(万),Hectokilog(亿),Mèga(兆)。其实常用的也只不过Kilomètre(仟米),Mètre(米)Centimètre(厘米),Millimètre(毫米)和Kilogramme(仟克),gramme(克),Milligramme(毫克),以及Mégewatt(兆瓦),Ki1owatt(仟瓦),Watt(瓦)等而已。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度量衡局竟下令禁止编译馆会议所通过的度量衡单位名称方案。中国物理学会不得不派中央研究院杨肇燫与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两人去南京向行政院申诉,当时的院长汪精卫接见了我们。汪对我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公分、公分、公分》那篇文章,我曾从头到尾读过。义正辞严,应把实业部关于度量衡法的命令撒销”。我所以谈起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当然,现在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工作推动一定会比我们那时好得多。再举一个例子。大概1910年前后,南、北(即南京、北京)数学界所争的一个问题,就是mathematics是译成“数学”好还是译成“算学”好？北方主张叫“算学”,南方主张叫“数学”。我在前清末年读算术时用的书叫“笔算数学”。后来好长一个时期,小学、初中的arithmatic叫做算术。现在看来,各有各的好处,数学、算学大概也不致发生误会。我们现在讲“数理化”,不讲算理化,这是个习惯问题。一个概念有两种译名,而在不同的地方用,我想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用,就不行了。1978年以后,国家计量局(今天不知有没有在座的？)推行国际单位制,有一个大小数词头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国古代小数有分、厘、毫、丝、忽、微,微是10－⁶,而大数就是十、百、千、万、亿、兆,兆是10⁶。那时的亿是10⁵,兆比亿大,1兆等于10亿。我上中学时,那时中国人口是400兆,用现在的话讲起来就是4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官方把亿变成比兆大了,变成1亿等于100兆,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亿了。这个问题我希望搞科学史研究的同志,搞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同志可以研究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改起的。大小数词头的命名,国家计量局有一套,而我国已故物理学家、物理学会的王竹溪同志又有一套,王竹溪同志精通中国古代文字,我是很佩服他的,我佩服他懂我国古代文字比佩服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还要甚之。此外,那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刚刚成立,机构很大,任务也很重,它也有个名词定名的问题。我是副主编之一。他们也来同我讲,要我把名词审定工作抓起来,这样多的事情,使我这个光杆子不敢多管这项工作。要搞好名词工作,最终是要依靠广大群众,要大家都来使用。开始时是你们自己在搞,在翻译、定名,然后大家使用,你用、我用、大家用,用到一定程度,再来商量一下,审定一下。这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约定俗成”。不要一开始就找一些人,弄一个班子,关起门来,什么名词都来研究,印一大本一大本的词典。现在许多部门都在一本一本地印词典,我不便点名,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不少。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在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被去消了,至1978年,国家科委开会讨论恢复全国名词审定委员会时,我去参加了,武衡同志提出名词工作机构是否叫做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委员会,我就提出不要用“统一”两个字,改成“审定”为好。其实审定和统一没有多大区别,不过还是用“审定”更好一些,“统一”好象只能有一个。这也是非常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的。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哪一个人也不会全懂所有的学科。科协的学会就有100多个。搞名词审定工作,要依靠这些学会。这是我一贯的看法。要加强和学会的联系,学会与学会之间也要多联系。我们绝不要以为“我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在名词方面是权威”。国务院给了我们多大的权？当然国务院十分信任我们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60名委员,而且见到这个名单我很高兴,大概百分之九十几,我都是知道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头子组成的。虽然这样,有了一个有权威性的委员会,但是工作绝不要自满,自以为“我这个工作是权威”,不要这样。实际上这个权威不是什么人可以封的,不是胡耀邦同志可以给我们封的,也不是邓小平同志可以给我们封的,他们也不会来封。这个权威要通过我们的工作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这一点不知我讲得对不对,不对的话,你们只管批评。但我讲得都是我的心里话。总之,今天我很高兴,谢谢大家,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不想讲原来的那个问题,而想从严老在他的讲话里提到的那篇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出发,讲几个有关的问题。严老那篇文章是半个世纪之前即193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我昨天夜里找出来读了两遍,觉得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在五十年前提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些我们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今天不想讲原来提纲里写的全部内容,只讲原来提纲里第五段,结合介绍严老的这篇文章以及就读这篇文章后我想到的一些意见。严老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原文说：“今有长方形铜板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为8.93公分。”这段文章非常幽默,什么单位都是公分,满纸公分公分,因为当时长度、面积、重量的单位都定为公分。1932年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从1932年至1935年各个科学单位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度量衡名词问题的文章。严老的《论公分公分公分》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立论精辟,确实切中要害。他讲了上引的笑话后,认真地声称：“用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所定名称以写就之文章一段,其中长若干公分也,面积若干公分也,重若干公分也,密度每一立方公分若干公分也,固极正确而明瞭;其如满纸公分,令人望而生厌何！以我国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及丰富之文字,吾人于言长言重言地,尚不能得数个较适宜之度量衡名词而使用之,其将何以慰祖先而对来兹耶！实则采用任何三个不同之名词,如鸡犬豕或牛马羊,殆皆比公分公分公分略胜一筹。”作者沉痛地指出,以我国文明开化如此之早,语言文字如此之丰富,即使随便拿“马、牛、羊”或“鸡、犬、豕”来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都要比用一个术语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好得多。这里提出了现代术语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一个术语代表一个概念,并且一个术语在一个学科内只能代表一个概念。文章附带指出,照中国旧时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分、厘、毫都是不名数,即指最小单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科学进步了,度量非常精密了,就更不能把分、厘、毫都当做名数来使用。这里虽然是附带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但它的立论符合现代术语学关于尊重语言文字使用习惯的原理——这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不顾社会语言使用的习惯,常常会受到社会成员的抵制。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卓越的意见。他写道：“而同冠以无大意义之公字,……致有一名数义之失者,”什么都叫公,因为当时我国采用公制(C.G.S. system)所以凡是名词都加个公字,造成一个公字有三个意义。他指出,国民初年曾搞过公分、公厘、公毫,后来在长度单位中就改为粉、糎、粍,重量单位中就改为兝、兣、兞。文章指出,与其采用公分公厘公毫还不如用粉、兝这类字。后来在实践中却没有使用这些新造的方块字,却尊重中国语文古时的习惯,以分、厘、毫作为不名数去形容这些具体名数,就变成“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等,这样既显得系统化,又比较好念。文章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见,叫做“约定俗成”。他是这样写的：“固非一二人强立之名,特经十余年千百万人试用修正后,应有之结果,大势所趋,孰能禁之！”文章中又提出了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问题：“全国度量衡局近亦确有感悟。故特提倡凡长度面积重量小数之同名者,加偏旁以资识别：长度之公分,书作公;面积之公分,书作公坋;重量之公分,书作公;其它仿此。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办法,决非善策。”文章对新造的方块字,坋,,持否定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后学深思的。总之,严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创见的意见论点。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拿出来认真读一读。我昨夜读了,得到不少启发。因此,我按原来提纲第五段提出几点意见,向在座专家们请教：1.首先,我想到1935年严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代术语学的创始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术语学著作。维斯特认为,术语学是处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和分类学四门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命名时,首先要建立习惯基础上的技术标准,然后从这个技术标准出发,发展到规范化的标准,最后才照顾到国际化的标准。从习惯标准到规范标准,再从规范标准到国际化标准。这种分阶段的命名思想是有见地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阶段不一定划分得那么明确,阶段之间的距离也不一定很长。他还认为,术语的制定,其概念内涵要非常准确,同时要照顾到系统性即分类,以及单一性,即在单一学科内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但在多学科中共用同一个术语时可以称这术语为多义术语。2.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名词”,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当代信息科学中提到的术语。因为它不是语法上的名词,所以实际上包括了语法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比如“反馈”feedback,60至70年代香港出版的书刊译为“回授”,因此,biofeedback译为“生物回授”,现在我们用“反馈”,近来海外也用“反馈”了。“反馈”通常是一个名词,但有时却也可以当动词用。但它是一个术语,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里顺带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海外华人所用名词术语,常常同我们所用的不同,举一个最常见的例,computer海外通称“电脑”,我们则用“电子计算机”。是迁就即照抄海外译法还是根据我们的原则,科学地加以订定,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以为我们应当根据科学内涵、外延和祖国语言习惯加以审定,而不是简单的照抄或拒绝。3.名词术语采取音译还是采取意译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是“维他命”还是“维生素”？“维他命”是音译,“维生素”是意译。有人说,“维他命”只维他人的命不维自己的命,这就是望文生义,近乎诡辩了。又比如“雷达”,是望文而不能生义的。“雷达”(radar)是一种叫做acronym的缩略语,即把拼音文字几个字(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新词——“Laser”(莱塞→激光)也是这一类词。在非拼音化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只能意译或音译,而不能抽取每一个词的头一个汉字形成一个新的术语,我举出过典型的例子,即MIRV,我们用汉字表达,只能是一大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决不能略作“多分重运”。“莱塞”(laser)近来已习用“激光”了,这个是意译,好象还比较可取。此外,也有极少数名词术语,以音译传世,例如logic作“逻辑”,Hertz作“赫兹”——后者因为系人名转化而来,又当别论。有些术语半音译半意译,例如“分贝”(decibel)“分”是意译,“贝”是音译。那么究竟是译音容易望文生义,还是译意容易望文生义呢？看来两者都能望文生义。因为汉字同拼音文字不一样,所以我们搞名词术语工作比别的国家困难,别的国家拼音文字只要转写就行了,我们就不行。比如“控制论”(cybernetics),各国的文字如果是拼音的,转写过去就行了,如俄文、法文、德文都是这样。我们不行,只能用“控制论”,我在外国碰到一个台湾学者,他说他认为应该译成“制御学”,这也有道理,因为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原来有开船掌舵的意思。上海有个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不要用“控制论”这个词,因为容易同“自动控制”混淆。最近有同志发表文章,主张将cybernotics译成“赛博学”,这是音译了。由于我国还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要交际工具(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交际工具)的国家,除了人名、地名可以直接音译(转写)过来(最好初见时附原名),还有很多名词术语存在意译还是音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以为：一、用汉字音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常常会导致“望文生义”,因此,用汉字音译方法来引进新术语,一般地说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某一学科的一级术语(即通用的基本术语)更不可取。二、如果用汉语拼音(拉丁字母)转写,比如二级以下的内涵十分细小的术语,是可能的。三、已经在社会上习用的音译术语,一般不宜改动,即使有缺点,除非会引起岐义,否则以沿用旧译为宜。4.是造新字还是用旧字的问题。如刚才一位同志提到因为事物发展了,《康熙字典》几万个字中没有一个字能表示这种新事物或新概念,就应该造一个新的符号来表达这个事物或概念。——这个符号究竟是创造一个新汉字好还是利用几个汉字组成一个新词好,值得考虑。据已故王竹溪教授统计,《康熙字典》共47073个字,一般讲是42174个字(因为有重字、复字和其它原因,所以总字数有出入)。现在邮电部颁布的标准电码本是从0001到9999,中间有空字,所以不多于10000字。国家标准GB231－80中,第1集收入3755字,第2集收入3008字,共6763字,这是输入电子计算机的信息交换基本字符。按照七十年代的字频统计,采用2163万字的材料,共使用了6374个不同的汉字(有称为“字种”的)。最近,国家标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北航电子计算机系抽查了1380万字的材料(包括科技材料),使用汉字达8369个。我举出这许多数字来,说明作为一种符号,方块汉字的数量已不少了,它们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两个音节(即两个汉字)以至三四个音节的词,不造新字也能形成新词表达新的概念。如果承认这一点(即可以利用多个汉字组成一个词),那么,我以为不造新字更有利。过去已被社会公认并广泛流行的,如氕、氘、氚、熵等当然也不必去动它,今后我以为不必在造字上下功夫为宜。可以采取复合汉字组成新词来表达新的概念。例如kilowatt,过去造了一个新汉字：“瓩”,有人读做“千瓦”,有人读做“瓦千”,这个字究竟应该怎么读,旧字典里也查不到,现在好了,分写成两个字,即“千瓦”,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对应原文的kilowatt,我们把kilo译做“千”,把watt译做“瓦”,合成一个词“千瓦”,这不是很聪明么？5.约定俗成的问题。我不赞成改变已经习惯使用而在表达上没有重大缺陷的名词术语。例如,我不赞成用“赛博学”来代替“控制论”;即使“控制论”这样一个名词不能完全符合cybernetics这门科学的内涵,可是这些年这个词已经用开了,就不必改。再如“信息论”这样的词,也有不同意见,我看既已通行,就以不改为有利。当然,任何名词术语的使用,还有一个优选的过程,必要时会发生自然淘汰,最初创的不一定最后被采用。举个例子,去年美国突然流行AIDS.中央电视台1984年4月27日的国际新闻采用了卫星通讯的一段报道,AIDS译成：“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改译成“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后天”比之“获得性”更好理解。这是个非常长的词组,不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海外用音译。将来优选,或在优选过程中加以人工干预,这都是可能的。碰到新种情况,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就很容易办,如法文杂志把AIDS直接搬过去就行了。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优选,再加上人工干预(讨论审定)把它确定下来。6.一个术语可能有不同概念的问题,特别在不同学科里使用的时候会发生多义现象。比如information,信息论上译做“信息”,它至少还有下列几种意思：“消息”、“情报”、“问讯”、“资料室”、“通知”、“报告”、“见闻”等等。因此,一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不是都要统一呢？拼音文字很容易,直接转写就可以了(日文也不成问题,用假名译音)。我们汉语用多个术语对应一个,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问题,特定概念在特定时间里的术语的翻译方法可能有特殊的考虑。如军事科学中俄文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以前译成“战争艺术”,60年代译成“战争学术”,80年代争论这一问题,认为还是作“艺术”对,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和领导艺术一样的“艺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学科中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内涵是否清楚,如果清楚了,定名也许就比较好一些。拜读了严老的文章,使我想到了好些个问题,以上把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同大家讲一讲,不一定对,供大家考虑问题时参考。谢谢。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书名不准确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于1999年3月出版。因贯彻中国学术(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需要,我刊于1999年9月购书1册,目的是为了今后在我刊刊载文章的同时,对刊载的文章进行分类查询用。可是从书名来看,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对图书馆进行分类。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科技术语研究》1998年12月刊载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文章抨击了30年代初度量衡法中的混乱问题,一个公分可以是长度单位、面积单位及重量单位,一个名词包含三个不同的物理意义,使普通百姓不知所措,难以区分。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编制说明和使用手册前言中都提到书名“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由“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改名而来,简称都为“中图法”。对其简称没有异议,也能理解。可现在出版的第4版,书名全称改名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却使人难以理解了。依笔者之见,书名或用以前的名称“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或改为“中国图书分类法”。关键是图书二字不能省略,因为书中的内容是图书分类,而非图书馆分类。     

物理学名词审定的早期工作——怀念杨肇燫、陆学善

物理学这个名词源出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名。在这本书里作者论及自然与运动的性质与规律,希腊文的书名原意是自然论。到中世纪把希腊文译成拉丁文physica,显然是从希腊文音译过来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上,物理一词的出现几乎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同时。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有一段简短文字,意思是说阳燧取火,慈石引铁,这些奇异现象不可能用耳目来明白其‘物理’,这物理两字泛指事物的缘由。不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我国先秦《淮南子》所称的物理两字的原意,都是从观察自然现象入手,这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惯用的物之至理的意义迥然不同。明代,我国的理学家王阳明有格物致知之说,可惜他对竹而坐意欲格竹之理而致知,格到病了,还没明白竹子生长的道理。但是格致两字却成为我国物理学(广义说自然科学)名词的先声。中国虽早在明末及清代已从耶稣会传教士口授了西洋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著作。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他写的《西学凡》一书中,称今日之物理学为“费西加”,显系由希腊文或拉丁文音译而来。十九世纪日本译著西方科技书籍日多,“费西加”之称甚盛,并说明费西加者穷物理之学。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不久日本官方明确物理学之名称。物理之名肇始于此。汉日同文,随之物理学名词出现于我国科技书籍。我国有组织地集合专家们从事科技名词的审定工作则在清末有译学馆、科技名词编订馆。进入民国,先后有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译名统一委员会等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审定物理学名词,还涉及科技各方面,特别是在度量衡制度的确定和大小数命名法方面。譬如entropy一名词当时议论纷纭不能决定,最后胡刚复先生说,此名词的物理含意深奥须多字翻译,又不合汉字规范,于是他建议译成一个汉字“熵”。火代表与热学有关,含义为温度T与热量Q之商,熵读如商,议遂决,沿用至今人咸称善。这是译名一法之范例,中外文字不同,不必拘泥于外文。我国物理学名词的审定由中国物理学会在当时国立编译馆统一组织之下开始的。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开会凡七八日。杨肇燫对此工作最为积极,每日必到。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此即为今日《英汉物理学词汇》所采用。杨肇燫对物理学名词的审定有极浓厚的兴趣。stress与strain两词一向译为应力与应变。他认为应力尤为不妥,盖应力无单位面积受力大小之含义。杨肇燫建议stress译为胁强,strain译为胁变,而pressure则应为压强而非压力。这是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第一次审定物理学名词,以后由单位或个人建议的名词陆续送审定的前后计百数。1937年抗日战争军兴,学校、研究所向西迁移,离乱之际,国运如缕,一夕数惊,居处无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暂无暇顾及。然而有少数物理学者暂避上海租界,如杨肇燫留守前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陆学善留守暂迁上海的前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此外犹有王福山、叶蕴理、许国保等。这辈有良心有骨气的中国科学家虽与内地不通讯息,工资断绝,生活艰难,而不甘事敌,乃由杨肇燫发起乙酉学社之组织。请看杨肇燫所写的缘起：“民国三十四年之初(1945年——编注),抗日战事犹酣,曙光未露,殊深风雨如晦之感。本社同人蛰居沪滨,幽忧隐愤,共相策励,亟思藉韬潜之光阴,从事于严正科学之述作,为将来复兴作育人才之准备,效涓埃之助……”他们商定译述的丛书大都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的著作,如陆学善译了普朗克的《力学概论》和《柔体力学》两书,杨肇燫译的阿波拉汉—贝克的《电学理论》。他们在译述过程中对物理学名词十分斟酌。例如陆学善译的两册力学,如遇一个新名词,必在每页脚注下将原文注出,使读者知道译名的由来,不啻是一册英汉力学词汇。不仅如此,杨肇燫、陆学善等人借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每周集会一次,共同商讨物理学名词的译审工作。如crystal一词,昔译结晶,其义未确,改译为晶体,而crystal－lization则为结晶。又lattice原译为晶格,改定为点阵,其义更为贴切。乙酉学社自抗战时以迄期抗战胜利到解放之前,杨肇燫、陆学善等人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积累了数千词条,对解放初期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奠定了良好而丰厚的基础。这工作小组经一年的努力审定了近一万条名词,编写成《物理学名词》一书。杨肇燫、陆学善不仅始终参加名词审查工作小组,而且杨肇燫当时任科学社编辑之责,担任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分汉英、英汉两部分,便于检索。《物理学名词》就成为我国物理学名词最完善最早的辞书,物理学的发展甚速,新词汇日有增益,审定词条年有增添,而杨肇燫、陆学善两人今已作古。回首前尘,他们二位在物理学名词审订工作中做了开创性工作,将永为后人所纪念.     

编纂《新编华英工学字汇》缘起

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自服务北洋^①,从事工程之际,凡关于工学之名称,辄随时记录。至修筑京张铁路时,复偕该路工程司^②时相讨论,搜辑渐多。任粤路^③后更参酌彼间习惯名称,逐次增益,积二十年之岁月,勉得成编。至于所译名词,或根据旧籍,或沿用俗名,中国所未译出者,必征集众意,方始决定,斟酌损益,易稿屡矣。惟是天佑学识多疏,见闻尤狭,遗漏舛谬,正复不少,不敢遽以所译者作为定名,出而问世。乃前岁中华工程师会成立,各会员闻天佑辑有是篇,屡促付梓,以符会章审定名词之旨;辞不获已,乃重加校勘,以付梨枣,冀以供研究统一名词者之采择;且备技术家之便于应用而已。并将凡例数则列后：(以下略)本文选自詹同济(詹天佑的孙子)先生编著的《詹天佑创业著述精选和创业哲学思想研究》(1999年4月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一书。詹同济先生在该书中注明：“本文引自詹天佑著《新编华英工学字汇》(1915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之专著。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词典。本文反映词书作者,在西学东渐的年代,对工程技术名词汉译工作的重视。词书之编著,是为了工学事业之实用;而在我国现代化工程事业发展中,工程技术名词标准化之贡献,自应同时记入史册。”——本刊注 ① 1888年詹天佑先生开始在北洋铁路(即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工作。② 当时的技术职务名,即有行政管理职权的工程师。③ 指当时的粤汉铁路。     

编纂《新编华英工学字汇》缘起

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 ,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 ,历时虽久 ,工学名称 ,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 ,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 ,文化蹶兴 ,所用名称 ,多系汉字 ,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 ;留东学子沿而用之 ,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 ,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 ,南言北言之异 ,以及日本名词之别 ;搀杂错乱 ,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 ,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 ,不揣浅陋 ,久欲编译工学名词 ,以便实用。自服务北洋① ,从事工程之际 ,凡关于工学之名称 ,辄随时记录。至修筑京张铁路时 ,复偕该路工程司 ② 时相讨论 ,搜辑渐多。任粤路 ③ 后…     

化学名词的统一工作（摘要）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各位代表：今天,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化学会名词委员会向大会致热情的祝贺！1950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那时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领导这项工作,各个学会分别组织名词小组开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革时期,委员会停止活动。1977年以来,各学科的名词小组又继续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化学名词来说,科学出版社于1982至1984年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还在1984年出版了《英汉化学化工词汇》,可以说基本满足了我国广大化学工作者的需要。现在国务院调整了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组织,重新抓起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相信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各学科名词小组的努力,必将进一步使我国的名词工作更臻完善。化学名词工作,在我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华南何了然和华东徐寿分别译出了韦尔斯(Welis)的巨著《化学原理和应用》(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他们所使用的化学名词和化学术语,可以说提供了基础。民国时代,国立编译馆出版了一部《化学命名原则》,归纳出一套系统命名法。然而旧中国的官方机构基本上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索,闹了一些笑话,有如“公分”一词,既是一克,又是一厘米,硬性推行,引起了混乱,后遗症迄今还存在。只有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的科学技术事业中,坚定地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名词工作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名词工作,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基础建设性工作,它起着准确地传播科学的作用,并在应用实践中提供便利。因此它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奔腾向前,今天名词审定委员会充实了新鲜血液,以新的面貌和姿态展开活动,准备大力推进各学科的名词工作,我衷心祝愿委员会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就！谢谢！     

第三组代表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首先我代表第三组全体同志祝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我们组全体代表热烈拥护业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原则上讨论通过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和《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同时对“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规划”和“委员会1985年工作安排”表示满意。大家一致认为自然科学学术名词的审定工作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基础性工作,它将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文献编撰与检索、出版及科技信息的传递,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坚信,这次大会对我国科技的飞速发展,并使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将会是一大促进,对我国四化建设将显示出不可忽视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组的各位代表尽管来自不同学科,且所在的学会的名词审定工作处于不同的进展阶段,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情,那就是愿意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各方面名词审定的先进经验,结合各自学科的具体情况,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尽快的把名词审定工作搞上去。这次会上我们聆听了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中有丰富经验的老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也听取了有关学科的经验介绍,这对于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每个代表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委员会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委员会办公室、会务组各位同志周密的组织安排,也衷心感谢燕翔饭店的同志们对我们会议期间的多方的生活照顾和关心。在讨论过程中,我们还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如有可能请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和办公室同志对我们的建议予以足够的重视。1.近期内抓紧条件较好的有关分委员会的工作,力争在年内公布第一批大家公认的无争议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以显示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后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成果,这将会给名词审定的进一步工作带来很大影响。2.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可否按正常财务手续拨给已经成立的分委员会适量的活动经费,其中最好能包括各分委员会兼职的从事名词审定工作人员一定数量的经济补贴。3.为了使我们的名词审定工作开展的更顺利,我们建议于近期内以全国科协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名义把名词审定工作的国家任务下达给有关参加名词审定工作的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以上当否,请斟酌考虑。大会马上就要闭幕了,我们一定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带回各自的学会和分委员会中去,并进行学习和传达。在名词审定过程中始终贯彻这次大会确认的有关条例和规划安排。为名词审定工作做出新的成绩。祝同志们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续)

张之洞特别强调日籍汉译的便捷、有效:至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会奏,力陈变法诸事,其中之一是“奖励译书”,特别提倡翻译日本法政、文教类书籍:缘日本言政言学各书,有自创自纂者,有转移西国书者,有就西国书重加删订酌改者,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如此则既精而且速矣。[15]时人热衷日籍,首要原因是翻…     

《天文学名词》的审定

天文学名词的审定从1984年下达任务到1986年完成送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送审稿,前后历时三年。现在我代表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向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做工作汇报。中国天文学家一向重视名词的定名和统一。从《史记·天官书》起,两千年来,一直以汉文记载、公布、讲授和传播天文学知识和著作。近现代天文学从西方传入之后,汉文仍是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这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背景,致使中国天文学家始终将天文学名词作为天文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后,即将天文学名词定为学会的一项长期性工作。1930年成立了天文学译名和定名的审定组织。1933年,经当时的教育部核定出版了《天文学名词》,以部令公布。这是中国现代天文学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天文学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天文学会名词审定委员会又修订和增补编辑了新的《天文学名词》,于1952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颁布。近三十多年来,天文学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新的分支学科,发现了新的天体和天象,出现了新的理论和技术,相应地天文学名词和术语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的天文学名词已不能适应和满足今日天文知识的传播,天文文献的编篡、出版和检索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需要和要求。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4年3月下达了天文学名词审定和公布的任务。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审定、统一和颁布天文学名词的重要社会效益,愉快地接受了重托,作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将这一任务作为首要工作,全力以赶地展开。下面将就选词范围、编排体例、审定程序和人名译名四个方面汇报。选词范围 审定任务下达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审定的规模和范围。1933年公布的词条是1300个。1952年颁布的共1700个。中国天文学会主持编辑的俄英中对照天文学名词(1958年版)收词5000个。受中国天文学会委托编辑的《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一版(1974年)有名词6000个,第二版(当时尚未出版)收词16000个。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设想是作为第一批,审定并公布天文学名词2000个左右。天文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遂将选词范围确定为现代中国天文学文献、教材和报刊中经常出现的天文学专业基本名词。这个拟定的选词范围意味着,有些基本名词虽然经常出现在天文学文献中,但若是其它专业的名词,则不在入选之列。例如：光谱,物质、函数、曲线、离子、稀释。然而由它们作为基本词组成的天文专业特有的名词,则在选词范围之内。例如：光谱型,星际物质,光度函数,生长曲线,负氢离子,稀化因子。有些词虽是天文学名词,但较为生僻,在现代天文学中不经常出现,也不列入审定。例如,尼奎斯特(Nyquist)采样定理,勒梅特(Lemaitre)正规化。此外,在确认不会产生误解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复合词的数量。例如：在入选之列的有“照相星等”和“极限星等”,复合词“极限照相星等”则不收。为了能反映现代天文学的时代特征,要选入和审定一批天文学新词。例如：质心力学时,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棱栅,黑洞,物质占优期。这样,按这一拟议的选词范围,于1984年3月,以待出版的《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为基础,选出词目3500个,在分委员会召开审定会之前一个月印发给每个委员。198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审定会的任务是拟定审定条例,并以此为据,审定初选出的天文学名词。审定会上选定了2000个作为第一批审定的基本名词。会后打印成征求意见稿,连同选词范围和审定条例,一并分送天文学界和物理、数学等相邻学科的分委员会征求意见。在此之后,又经过1985年和1986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审定会,审定的天文学名词几经增删和调整,最后,在1987年的上报稿中确定第一批收词为1956个。编排体例 1933年公布的天文学名词的编排是英德法日汉五文对照。1952年颁布的是英汉对照。这次审定将采取怎样的形式呢？我们认为,审定的目的是为定名和统一,由国家公布的应是一批经过审定并统一规范化了的汉文名词,其中既有外国天文学名词的译名,也有中国自古有之的天文学术语。在中国固有的天文学名词中,有些是只在中国天文学史中经常出现,例如：三垣二十八宿的恒星专名和星群专名,古代历法名词和术语,古代天文学说专名,古代天文仪器专名。还有些则是治用至今的基本名词,例如：赤道、黄道、子午圈、卯酉圈、天极、中天、岁差、彗星、新星等等。这样,分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商定,审定和统一的《天文学名词》是汉文名词为主体,并为每一个汉文名词,配上符合国际习惯用法的英文名。例如：测时—time determina－tion,韧致辐射—bremsstrahlung,分光解—spectroscopic orbit。对于中国固有的名词,则配上内涵一致或接近的英文名词。例如：司天监—imperial astronomer,浑象—celestial globe,霜降—First Frost。以汉文名词为主,配以符合国际习惯用法的英文或其他外文名的编排体例,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的主要特点。此外,为了便于查讯和检索,确定要附有英文索引和汉语拼音索引。审定程序 1984年,分委员会在召开第一次审定会之前,专门研究了如何有效地发挥分委员会拥有天文学各分支学科的专家的有利条件。我们决定,将初选出的3500个名词,按天文学、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天文学史、天文仪器共6个分支学科,并按星系和宇宙、恒星和银河系、太阳、太阳系共4个天体层次,分为10类,打印成分类词表。还编出星座、黄道十二宫、二十四节气、星系、星团、星云、恒星、星际分子、天然卫星、月面、流星群共11个天体专名表和天象专名表。分委员会把分类词表和专用词表,分别发给不同分支学科的委员,只要求审定本人最熟悉的专业的名词和术语。鉴于天文名词按分支学科分类尚没有成熟的框架和方案,我们一再申明,《天文学名词》的学科分类和层次分类,并非严谨的分类研究,仅是便于审定和查索,所以,分类本身不是审定的对象。这样,由于要求分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审定的不是3500个词的词表,而是与每个委员所熟悉的领域关系最深的300－400个词,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分委员会内一级的审查质量和效率,也对名词的增删,对各分支学科,各层次之间的调整和平衡提供了方便。随后,在1984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审定会上,顺利地通过了选词规范、编辑条例和审定条例,并审编出载有2000个名词的天文学名词分类词表和专用词表。会后,作为征求意见稿印发全国有关专家和单位广泛征求意见。1985年6月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任务是研究和审议征求意见稿回收的反馈意见,修订《天文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提出要对《天文学名词》中一些新词、概念易于混淆的有争议的词以及有我国特点的名词作简明的注释,并要求《天文学名词》在按分支学科和天体层次的分类词表内,名词按内涵的相关性排序。会后,分委员会拟定了100个新词和概念易于混淆的名词,分配给委员分头撰写注释,并将《天文学名词》分类词表按内涵相关性重新排序。例如：摄动、摄动理论、普遍摄动、特殊摄动、摄动体、受摄体、摄动函数、长期摄动、周期摄动等几个内涵相近的名词编排成群。又如,星族、星族Ⅰ、星族Ⅱ、星族Ⅲ、盘族、臂族、晕族等几个词也排列一起。1986年4月举行了第三次审定会。审定会完成了《天文学名词》的定稿,其中第一部分是天文学中常见的基本词,第二部分是天体专名和天象专名的11个表,共收词1956个,并对其中100个词加了注释。会后由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用计算机编印成册,作为送审稿上报全国委员会。1986年6月以全国委员会钱三强主任名义,将送审稿分送全国委员会中的天文学科的全国委员及指定的专家进行复审。1986年7月分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对复审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逐步作出答复,再次送有关专家复审。1987年4月举行了第四次审定委员会会议,对送审稿作了必要的修饰和补充,完成了《天文学名词》的前言、编排说明、名词正文和注释、天体和天象词表的全部定稿,并由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用计算机编辑了英文索引和汉语拼音索引,作为上报稿,上报国务院。《天文学名词》所经历的审定程序是第一次审定完成征求意见稿,送同行评议。第二次审定根据评议意见完成修订稿。第三次审定完善修订稿,作为送审稿,由全国委员会送专家复审。第四次审定根据复审意见完善送审稿,作为上报稿,上报国务院。人名译名 现代天文学的常用的和基本的名词和术语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人名命名的天象、天体、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常数、图表、方法、效应、关系、定律、定理和学说,还有以人名命名的月面结构、小行星。《天文学名词》送审稿的汇编和审定在1984－1986年期间,当时,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尚未成立。我们就尽可能少地选用和审定含有人名的名词和术语。既便这样,在第一批《天文学名词》1956个之中,仍有头人名的名词143个,涉及104个科学家译名。占名词总数的7%。在这批含有人名和地名的天文学名词的汉文名审定过程中,采用了名从主人,约定俗成,遵从规范,适当简化,靠拢主科,避免生僻共六条准则。名从主人——查明人物的国别,尽可能地按照该国的发音或国际习惯的发音,确定其汉文名。约定俗成——有些人名的译名由来已久,甚至能上溯到清代末年李善兰时代,就沿用不变。遵从规范——近年已陆续有多种文种的姓名译名手册问世,就尽量遵从规范,不另译定。适当简化——有些外国姓氏的音译很长,在容许范围内,适当简化。靠拢主科——在天文学中,有一批含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以及其它非天文学家的姓名的名词和术语,按靠拢主科的原则,遵照其它学科的译名,不再另定。避免生僻——除少数流传已久约定俗成者外,力求避免采用生僻少用的汉字。关于含有地名的天文学名词,在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天文图表、地面陨星坑、月面结构、火星表面地形、小行星之中都有,这更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过,在《天文学名词》中,只有12个含有地名的基本名词,涉及10个地名。在此就不细说了。最后,对当前的和今后的名词审定提三点建议和希望。名词审定和统一工作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上一次国家颁布天文学名词是1952年,距今已35年了。鉴于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再过些年,就要审定并颁布第二批天文学名词。它将包括一些重要新词的补充,以及对第一批名词的可能有的修订。应该把对新词的汇集、整理、定名、做为分委员会的长期工作的一部分。还应着手安排涉及人名、地名、神名的天文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建议全国委员会考虑建立计算机管理的名词词库。关于分委员会的名词审定和挂靠单位的支持问题——天文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没有专职人员,委员们都是天文学家。他们来自全国五个天文台和四个大学天文系和天文专业。过去三、四年的名词审定全都是业余活动,只是由于所在单位的支持,特别是分委员会中分工负责名词审定的挂靠单位的多方面支持,才得以有效地完成。现在,科研单位的人员和经费都分配到科研课题。凡不列入课题的项目,很难再得到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以及工作时间的保证。所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交办的任务,要争取列入名词审定的负责人或主要工作人员所在单位的课题计划。也许应提请尚在进行名词审定的各个分委员会加以考虑。对于《天文学名词》公布和出版的一点希望——《天文学名词》的颁布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一件大事,希望把好出版的质量关,我们说的出版质量主要指的是文字差错率和版式差错率。力求做到编辑和排印中可能有的差错,消灭在出版之前。     

简单易学的强肾健体保健法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肾气充盈,则精力充沛,筋骨强健,步履轻快,神思敏捷,肾气亏损则阳气虚弱,腰膝酸软,易感风寒,生疾病等。肾虚病症有阴虚、阳虚之分。肾阴虚者,有肺热、咽燥、腰膝酸     

《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补正

2006年春,笔者应《科技术语研究》（现名《中国科技术语》）之约,拟写了《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以下简称“探源”）与《台风和飓风的异同》两文,分别在《科技术语研究》第8卷第2期和第3期上刊出。本为应差而为,未料反响颇多。近日网搜发现“探源”一文流传更广,颇为忐忑,盖因“探源”涉及之台风命名表又有更替者,     

科技新词编译的一些杂感

很高兴能看到一份专门研究华文科技名词的刊物正式问世。希望它的发行和流通会引起大家对此方面之重视与兴趣。本人一年多来与名词委员会各位工作同仁有多次接触,深知他们在华文科技名词上所下的工夫,真正是既深且广。一套即时而恰当的华文科技名词不但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用,它应该也会为全世界人士在需要使用华文名词时提供不少方便。我个人虽非这方面之专家,但是协调两岸之各种学会专家,时间久了,也有一些感想,在此提出来供大家参考：1.新词之订定宜讲求慎重与效率并重这一项原则,参与其事者大多知道也有同感。但是一旦作下去,总容易字字斟酌,务求完美而失去实用上之时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上级主管机关往往不够重视,支持不足,但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者自己如何更能“熟能生巧”、加快步调,也很重要。2.订定名词和推广名词的使用也应并重这项原则又是众人皆知但是却疏于落实。处此一知识爆炸时代,每一学科隔几年出一本该学科名词修订本,要希望人人都去买都去查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委托台湾的资讯策进委员会将所有已确定的名词全部上网,甚至连未确定之新词的研讨工作也以上网方式方便全世界人使用和参与。这项工作预定在今年夏天即可以开始执行,希望大家多支持,因为这个资料库内容越丰富,就越容易诱导一般人去使用查询。3.应留意英文与中文之差异性大多数科技新词都是先有英文名,所以订定中文名词,实质上只是在建立高明的翻译技术。我们翻译时,要注意中英文之基本差异,而不宜做一对一之直翻。这是因为英文一字之含义变化性大于中文字之故。譬如,“right”一字,可以包含“右”、“立刻(right away,right now)”和“权利”等意思。这在中文里是很少见的。譬如一个“右”或是“权”字,我们即使将它与其他字组合,很难让这个字脱离它原先主要之含义。所以这项中文之特质不能强加到英文上。譬如“space”在一般状态是当作空间的含义来使用,但是若指外太空,即宜换一词来说明而不宜学英文将同一字词作多用途,这在中文体系是不习惯甚至容易造成混乱。4.造新字和以音译方式造新词宜慎重中文的特质是以一组现有字以其原有含义造一新词。譬如鹿(deer)可以延伸为长颈鹿(giraffe),这是中文之优点。所以即使不识长颈鹿,也猜得到一定是与鹿有关而且颈子较长之动物。但是英文之deer与giraffe就毫无关联。所以需要记忆之英文词远超过中文词。此一中文特色应尽量维持。但是有时候也必须发明新字,譬如发现一个新元素,而元素都是以一单字如氢、氧来表示,所以我们就必须创新字。数字组成一中文新词,当然是以意译为主,但是如果能兼顾音译,自然更妙。譬如gene译成基因,即是一例。新近很流行之LIGA技术,它包括了电解、光罩和精密加工等技术,本身是数个德文字头之组合,有些类似LASER。所以我曾建议用“厘刻”来译,可以做到含义与发音都考虑进去。现在有人提议的克隆(clone)就是纯音译,有些遗憾。但是若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纯意译或音意兼备,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科学名词折射出历史与文化

科学名词对中华文化起着传承和丰富的作用。许多科学名词的定名都折射出一段可歌可叹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我国史籍积淀源远流长,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这“谷”与“陵”即表达了亘古不变的地学概念,世人至今仍为先人的智慧和文化所折服。汉初的《尔雅》中科学名词收录过半,俨成体系,展示了中华古代科技发展的风貌。经过了1000多年的辉煌后,进入16世纪的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在探索富国强民之路的漫漫历程中,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一进程中,大量新概念、新名词滚滚涌入。如何消化这些名词,给出恰当的中文定名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先哲们坚持不懈,为科技概念的厘清和科技名词的厘定,埋首进行了艰难探索。比如,为引入“逻辑”之学说,我国学人历时300年,研其所云,明其精义,曾创造出“名学”、“辩学”、“论理学”等译名50余种,最后“逻辑”一词方得独占鳌头,可见学问艰深,定名之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举步维艰,大批先辈科学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化解万难,在引进消化西方先进技术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创制了一大批具有中华文化品位和特点的名词,如“物理”(physics)、“阻尼”(damping)等,从而为我国近代科技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华民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科技名词委应运而生。在其20年的历程中,已审定公布了67种科技名词,展示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体现着专家、学者们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学风。不是吗,ergonomics一词仅英文的同义词就有6个之多,其汉语译名在15部词典里就有21个！该词有着全新的科技概念,如何汉化、吸收,为我所用,科学家们殚精竭虑,从分析此学科的全貌和精髓入手,在众多的译名中择其优者“工效学”,定名准确、科学、客观,令人赞叹！由此而及近年,名词委联合国家语言检测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每年公布十大科技名词,哪一个名词的诞生不铭刻着时代的印记？2005年,“航天工程”一词伴随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将永远载入史册,永远闪烁着时代的光辉。我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时刻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脚步吻合着。本刊编辑部     

人名、地名和科技名词相互关系及其译名协调问题

一、人名与地名之间,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关系人名学、地名学、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学都属于专名学的范畴。研究专名学内容之一是探索人地名之间以及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让我们着眼一下人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一部分姓氏是来源于地名的。以我国为例,今天不少姓氏是从当时的国名、封地、市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而来的。如周武王封于燕(今河北蓟县),他们的后代就姓燕;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今河北大名县),他们的后代就姓卫。又如商时诸侯国：梅、阮、密;周初诸侯国：膝、盛、禹、凡、华、蔡、虢;春秋诸侯国：郯、任、陨、皖等后来都成为姓氏了。像秦、晋、楚、陈、韩、赵、魏等姓,也都是得名于当时的国名。古时管(在今山东省成山县)、表(在今甘肃酒泉)、瀛(今河北省境内)、藉(今甘肃省境内),凡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就以管、表、瀛、藉为姓。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姓氏从人名学研究也证明,这些国家不少姓氏是采用地名的。以英国为例,11世纪以前一般人并无姓氏,只是到了11至12世纪才盛行姓氏,其中一些家族开始采用地名作为姓氏,如英语中所熟悉的林肯、华盛顿、威尔福德、黑尔福德、黑斯廷斯、威斯特摩兰、牛顿等姓氏都取自英国地名。反之,世界不少国家中的地名则是以人的姓氏或名字命名的。以美国和苏联为例,这两个国家常以人名来命名地名,为了纪念本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科学家以及各界著名人士都有成千上万地名是以人名命名的。美国历届所有总统(除了现今健在四位外),都有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地方。让我们瞭望一下宇宙天体地形命名即可发现,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宇宙要素工作组倡议下,凡是月球、火星上山口名称一律采用世界上古今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来命名。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人、地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名于首任总统的姓氏,而移居美国的华盛顿祖先其姓氏则得名于英格兰的华盛顿村,真可谓人地名浑为一体了。作为专名学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各个学科为了纪念一些杰出科学家在本学科领域当中的贡献,经常以其姓氏来命名术语;或者以其相关的地点命名术语,后者多反映在地学各学科。以《天文学名词》为例,现代天文学常见的基本名词和术语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人名命名的天象、天体、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常数、方法、效应、定理等,以地名命名的有天文术语、天文台站、地球表面陨星坑、天体表面结构、小行星等。以化学中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在107个元素名称当中,就有19个元素命名与地名有关：如镅(Am)和铕(Eu)是得名于洲名：铜(Cu)、钫(Fr)、镓(Ga)、锗(Ge)、钋(Po)和钌(Ru)均得名于国名;锎(Cf)、钪(Sc)、铥(Tm)均得名于地区名;锫(Bk)、铒(Er)、铪(Hf)钬(Ho)、镥(Lu)、镜(Yb)和钇(Y)均得名于城市名;铼(Re)则得名于河流名。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关系,尤其在地学各个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生物学中表现更为明显。在地质古生物学中,塞武纪、侏罗纪和泥盆纪的命名分别来源法国、英国的地名;有关造山运动名称如加里东、华力西、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也来源于欧亚山名;有关冰期和间冰期名称主要来自于河流名称,有的甚至是一些小河名。在地理学名词中,泰加林、普纳高原、克山病等均来源地名。可以说,在各个自然学科中大多有与地名有关的名词术语。二、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在译名上应注意协调统一人名、地名以及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人、地名成分的术语,一般来说,从构词上以及方便使用来看,无疑地都应做到同名同译。国外专家也十分注意名词术语和人、地名拼写的一致。1979年,当我国国务院宣布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以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时,其中将Peking改为Beijing时,英美专家来函认为中国猿人(北京人)Pekingman、北京鸭Peking Duck已进入英语词汇,为保持它们之间的拼写一致,建议北京拼写宜不改动为好。当然我们未采纳这一意见,但它说明了地名与包含该地名的术语需要取得拼写上的一致。苏联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在50年代也存在着名词术语与地名译写的不统一的现象。据50年代统计,苏联当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与地名有关的外来词进入俄语中。然而,以西里尔字母转写世界各国外来词时并无严格的规则遵循,翻译上依然存在一名多译的混乱状况。为此,在1960年8月5日苏联科学院不得不把地名译音问题提交到科学院主席团讨论。并在科学院所属的文化和语言处成立外来语地名拼写和译音协调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并委托该委员会尽快地制定出转写外来语地名的规则。由于苏联科学院系统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组织力量实施,嗣后,在苏联有关俄语当中的科技外来词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译写由于缺乏统一的归口,各行业之间,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各立门户,为此致使外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出现一名多译现象则是屡见不鲜的。以Beaufort为例,人名译为“博福特”,地名译为“波弗特”,气象学有关名词译为“蒲福”;同一自然科学家的姓氏在不同学科经常存在几种不同的汉译名。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不久,立即设置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这一机构从事这一方面工作。以下我想谈一下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地名成分的术语其汉译名如何统一的意见。为了实现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规范,中国地名委员会商请新华通讯社、总参测绘局、海司航保部、测绘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以及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1982年1月6日成立了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外国地名译写工作计划,拟定、修订外国地名译写原则、外语译音表和细则,审查以地名委员会名义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的书刊等。自开展活动以来,译写小组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汉、法汉、德汉、西汉、阿拉伯汉和俄汉译音表,另外制定了波汉、捷汉、泰汉、缅汉、印地汉等44种外语译音表草案。在译名通则和译音表基础上,1982年编辑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5年编辑出版了《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今年编辑出版了《联邦德国地名译名手册》,即将出版《苏联地名译名手册》;1982－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了由肃德荣、周定国、郭德荣主编的大型《世界地名录》,本书包含中外地名近30万条目,为全国科技界提供了一部详尽的标准汉字译名的外国地名工具书。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在翻译和审定外国地名时,也注意到在自然科学中一些沿用已久的汉译名作为惯用予以保留。如法国境内省名Jura以及法国、瑞士交界山名Jura,照顾了地质界的习惯译法译为“侏罗”;意大利地名Pisa和荷兰地名Leiden,照顾了物理学界的译名,分别译为“比萨”和“莱顿”,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经中国地名委员会审查和出版的各国地名译名手册,其汉译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也正如钱三强同志在“努力实现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一文中所指出的“遇有外国地名时,要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订的规范地名,加以统一表达”。为此,为保证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译名的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自然科学名词,凡包含有外国地名成分的名词术语其汉译名原则上必须与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译名要统一。遇到个别译名有不同意见时,各分学科可反馈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外组协商解决。据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学科名词征求意见草案,发现不少与地名有关或来源于地名的自然科学名词其汉译名与地名译名并不一致,需要再协调统一。随着名词审定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相应地要分批来解决与地名译名协调统一。既然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经统计,来源于地名的外来词有上千之多,那末我们在这方面工作量也应是大致差不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外国地名的术语译名一定要和地名译名完全统一。比如“格林威治”与“格林尼治”可暂求同存异,到适当的时候和条件成熟再解决。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和实例仍然不少,如美国州名Massachusetts,译为“马萨诸塞”,而作为高等院校则译为“麻省”;Sandwich在英语地名中译为“桑威奇”,而作为食品名称则译为“三明治”。地质古生物年代名泥盆纪、寒武纪则分别得名于英国地名德文郡和坎布里亚,由于泥盆纪、寒武纪来源于日文汉字,当然这就无必要另统一译名了。显而易见,在接受汉字译名遗产时,由于历史原因包袱确实太重。想全面地理顺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之间的译名,决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通过横向联系,应尽可能避免像Greenwich出现一名两译的现象。三、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与地理通名的统一一般来说,地名由专名和通名所组成。在翻译外国地名的通名时通常采用意译。意译的通名原则上应与自然科学名词一致、关系密切的地学各个学科,尤其是地理学和海洋学的有关名词,实际上也是最常见的地理通名部分。而月球星体名称,有关地理通名如环形山、陨星坑等则属于天文学名词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有地名成分的自然科学名词的译名应依赖于外国地名的译名,而外国地名的通名翻译又依赖于地学有关学科名词的订正。中国地名委员会为了适应编辑《世界海洋地名录》的需要,使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文译名规范化,于1987年4月17－18日在杭州召开了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译名审定会,会上审定了60多条海底地名的地理通名。代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学科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所有关同志也参加此次会议,此成果也可看作为海洋学名词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加强横向协作,加速我国人、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在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委员、各位代表：今天,全国科技名词委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隆重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回顾总结第四届委员会以及20年来的科技名词工作,商讨和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规划,表彰为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聘任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内容丰富,意义深远。在此,我谨代表教育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受到表彰的突出贡献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借此机会,向全国科技名词战线上的专家学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刚才路甬祥副委员长的致辞,对20年来的科技名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计划要点,还系统总结了20年来科技名词工作的成就和基本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巨大支持下取得的,是科技名词战线全体同志辛勤工作的结果。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伴随着科技发展产生的科技名词,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撑科技发展、传播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名词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国家语言的统一规范和健康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字因新鲜科技名词的不断加入而更加绚丽。近期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放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对于传播科技知识、推广科技成果和国内外科技交流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将为中华文化迅速走向世界,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方面,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作用。教育部历来积极参与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自1985年委员会成立以来,不仅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大量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参加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目前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在校学生2.3亿人,他们是我国各项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在国民教育中传授使用规范化的科技名词,在教材中强制推广规范化的科技名词,不仅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科技名词是在科技创新实践中创造发展的,是知识传播与科技交流的工具和载体,也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内容。我国高校85万专任教师既是创新的实践者,也是知识的传授者,是科技名词工作的重要主体之一。术语学是一门交叉甚广的学科,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高等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综合、人才集中的优势,开设相关专业,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推动科技名词规范化理论的发展。教育部作为国务院语言文字信息和应用管理职能部门,将继续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大力支持全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即将颁布,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正在研究制定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科技、教育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让我们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研究新形势,探讨新方法,开创新局面,不断把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推向前进,为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审定统一科学名词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

大家盼望很久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我内心十分高兴,热烈祝贺！科学名词需要审定与统一,才便于交流经验和学生学习。如果名词各行其是,必然会形成错乱,不能互相了解。在旧中国许多科学家曾努力把外文科学名词,译成汉文,花了不少功夫,但由于未曾统一,各行其是,学生学习须死背硬记外文名词,增加了学习困难,我们老一辈人都深知彼时的苦楚。解放以后,党对科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名词室,在郭沫若院长主持下,审定了一批基础科学的名词,花了几年时间,又征求了全国科学家意见,终于完成和公布了这些名词,在国内已经施行,效果很好。竺可桢副院长曾同我说过：“印度一位文字学家,到中国访问,他认为把全套外文名词,能用中文译出,是一件奇迹,简直不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已经做成功了,所以我国对于科学名词的翻译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科学不断在进步,尤其六十年代以后,进展特别迅速,新的科学名词飞速增加,现在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进一步把科学名词重新审定,是我国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非常及时和需要的。回忆五十年代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以本人所参加的工作为例,先把已有的汉译名词收集起来,再根据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把一本美国出版的新词典所译成的底稿,作为蓝本,请了若干位专家,在北京讨论审议,每周用一天时间,共花了三年才完成。有时可以因为不同意见,互相拍桌争论,但终于获得统一结果。我们当时争议的原因大致有这几种：(1)中国的科学名词译法大都是意译,就是根据原文的意义来译,很少音译。那么对于这些外文名词的原义要了解,有的人不甚了解,只从常识来判断,当然会引起非议;(2)在当时日本的名词,有一定影响,他们从前很多是采用汉文古书中的名词来引用的,这是好的,值得我们采用,但是有些名词他们引用错了,而我们再坚持错译,那便引起争论;(3)有些名词在学术界已经通用,硬要引经据典把它改掉,那也不必,因此也会争论;(4)有些科学名词是从前所没有的,完全是新生事物,要找出一个正确恰当的汉名很不容易,有时须要造出一个新汉字,当时汉字简化委员会和汉语拼音等组织会提出抗议,也是争论问题之一。六十年代以来,科学进展特别快,预料未来十年科学将会加速发展,所以新的科学名词也随之而迅速增加,而且可以是新生事物、新发现的原理,如何用汉文翻译出来,困难一定会有的,须要我们努力去做。前面已经说过,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汉译科学名词,须要具备一些条件：(1)对于科学名词的科学内容和意义必须彻底了解,这点也很不易做到,因为新的名词最先发表在原始著作中,科学著作每年都有成千累万篇,那能都已读过,必须有人去找寻摘录;(2)既是由外文译成中文,那么对外文和中文的修养程度要求不能不高,否则如何审定？有些名词在不同的学科都是相同的一个字,例如femur(复数为femora)在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都有这个字,有译为股或股骨(高等动物),有译为股节或腿节(昆虫);又如humerus(复数humeri)在高等动物译为肱骨,而在昆虫则译为肩。诸如此类的名词同一字而有不同译法,我们审定时应怎么办？我认为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例如高等动物是内骨胳,有股骨,而昆虫是外骨骼,只能称股节;至于肩则更应存异,例如人有肩,而昆虫的肩则指翅的外角或中胸背板的前角。由于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身体构造截然不同,不可能也不需要求得译名的一致,只可存异。但是必需说明：我们遇到可以求同的还是以取得一致为上策。我们这儿所指的“名词”相当于外文的“term”,而不是语法上的“noun”。因此名词中还包括其它许多形容词、数词、冠词等等,例如bi－,di－,deuto－,binary等,中文上只有二、两、双,用那个字正确恰当？还有许多外文的颜色,汉语用于颜色的没有那么多,外文没有绿只有青,也是互相不同的,至于新发现的物质,新发现的现象等等,文字上从来没有过,则须造出新字来,这在化学、物理学中累有出现,我国造了许多新字来译它们,过去文字学界人士对此颇有意见,其实这些字非新造不可,因为在原来的康熙字典中根本没有。人类文化不断在提高,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哪能用旧有文字来框住它,文化愈高,词汇愈多,这是进步现象,无可非议。还要说明一点,“名词”与“名称”是两回事,即term与name之别,中外都是区别看待,但近年竟有把这两词混淆起来,在运动中有人强迫科学家翻译许多名称,这是愚蠢的！例如世界上昆虫有一百多万种,他们乱抓几千个昆虫名称,认为有用处,其实不然,昆虫通用的是学名(拉丁文的双名法),至于普通名称则随各国语言不同而异,大多数昆虫只有学名,尚无普通名称,硬要译成中名是浪费而无必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党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的提高很重视,将来可能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科学名词出版,汉译的名词,再转译为某一民族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新名词材料来源,如果找到一本新近出版的名词字典,那当然落得现成,尤其大都可能是英文版,比较容易了解;如果没有这样一本现成的东西,既然是新名词,就必需从文献中去零找,那很费时费事,数、理、化、天、地、生以及其它学科,都各有细致的分支学科,可以就专长分工去做,当然还是一件费功夫的事情,但是如果做成功了,那在词汇方面还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这样做,而不要弄一本外国的十年廿年前的现成材料,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学科不同,内容各异,但各学科一定有许多共同的原则性问题,把共同的原则定下来,有章可循,大家分头去做,名词审定统一工作便能做得又快又好。前面说过,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奠基石,对于我们的后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对于我国的科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个人对于名词工作经验很少,只是就我所知提出来同大家交流经验。我和大家具有同样的心愿,今后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把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做好！     

编写科技词汇的一点体会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际间文化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使我国社会各阶层学习和使用外语日广,特别是英语更为普遍。为了便于广大知识界的学习,我国近二十年来出版了大量中外文对照的各种科技词汇,词典或辞典等工具书,尤以英汉对照者为多,估计有四、五十种之多,这对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近代科学技术向纵横方向发展,各专门学科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和相互渗透。如电子学几乎和每门学科有关,计量学也不例外。因此近年出版的各种科技的专业词汇书所搜集名词术语的内容和范围日益增加,这类工具书有越出越厚之势。这样往往使一个英语科技名词术语能从几本或十多本词汇书中查到,而且常常译名不统一,使读者难以选择。例如：“metrology”一词有译成基本度量学,〔基本〕度量衡学,度量衡学,度量衡制,计量制和计量学等6种译法。“Izod impact test”中的“Izod”有译成“埃左”,“艾泽”,“伊兆特”,“艾卓德”,“伊佐德”,“艾氏”和“爱氏”等7种译法,使读者无所适从。我最近从编写有关计量测试的专业词汇书中体会到,在确定英文科技名词术语的译名时,应考虑下列五个特性。一、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要把外文科技名词的含义准确而又严格地译成中文名词。如“metrology”这个词原意是指“关于测量的知识领域”,因此将它译成“计量学”,显然比“基本度量学”,“度量衡学”和“度量衡制”等更确切,科学性更好。又如“Kilogram”这个质量的主单位过去被译成“公斤”,现在则按照该词的词头“kilo”(千)和词身“gram”(克)译成“千克”,则更直观,科学性更强。至于声学中的感觉噪声的单位“noy”,现在有译成“呐”和“纳”的。我以为“纳”现已作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词头“nano”(纳诺)的符号,为了避免混乱,“noy”以译成“呐”更为严格。虽则在1977年7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出的,“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规定淘汰“哩”,“呎”,“吋”,“”和“”,“”,“”和“”等所造的计量单位用字,但未提及“呐”,而且“呐”在我国并非新造的字。二、习惯性这里所谓习惯性就是对某一科技名词术语的习惯译法,人们习惯了,往往不愿轻易更改。我以为一个译名若用惯了而又不会引起混乱,就不一定去改它。例如“pressure”原来译成“压力”,后来有人认为科学性欠佳,主张改译为“压强”。但“强”比“力”写起来麻烦多了,也可说后面提到的“使用性”差多了,但我以为译成“压力”并不致造成很大混乱,故仍主张维持习惯的译法。但习惯并不是永远不能改的,遇到必要时仍以废除习惯译名为宜。如长度的主单位“meter”过去习惯译名为“公尺”,“metric system”过去习惯译名是“公制”。195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中规定我国采用公制。但该制度中的“公分”“公厘”既为长度的导出单位,又是质量的导出单位,这样在使用中容易造成混乱。因此近一、二十年来科技界、计量部门主张用“米”代替“公尺”,用“米制”代替“公制”二字,这样科学性更强,或者说科学性战胜习惯性了。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命令”中更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这个更改。三、使用性这里所说的使用性好,就是指一个译名易懂、易记、易写。若能使一个科技译名具有三“易”特性,则它就会有生命力。如把一些带外国人姓名的科技名词按拼音直译则显得繁锁。过去曾把“Avogadro number”和“Brinell hardness”直译成“阿佛伽德罗数”和“布里涅耳氏硬度”,但若译成“阿氏数”和“布氏硬度”则会大大提高译名的使用性。当然简化了有时也可能出现混乱。我主张在适当场合,尽量使外国姓名“氏”化。如我国现已常用的一些译名“摄氏度”,“华氏度”,“布氏硬度”,“洛氏硬度”,“肖氏硬度”,“麦氏真空计”和“莫氏锥度”等等。再如“resolution”一词,现有词汇书中,有译成“分辨能力”,“分辨本领”,“分辨率”和“分辨力”的。从科学性讲以前二个译名为好,但从使用性来看,则四个译名除前二字“分辨”均相同外,显然“力”比“率”,“能力”比“本领”易写且省时多了。所以我主张把“resolution”一词译成“分辨力”。四、对应性所谓对应性是指从外文名词译成中文或从中文名词再译成外文时的对应译法。一个外文名词有时可能有多个含义,我主张每个含义最好只有一个中文的对应译名,这样既便于使用又利于由中文反译成对应的外文名词。但目前我国已出版的一些词汇书中,往往有的外文名词的一个含义被译成多个中文译名,让读者选择。如物理学中的“noise level”、有的词汇书把它译成噪声〔干扰,杂音〕电平,噪声级,噪声水平,噪音级等。我主张单译成噪声级就可以了,因为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误差理论中的“Standard deviation”现有译成“标准偏差”和“标准差”的。从对应性看,我认为译成前者为妥。因“标准差”在译成外文时,容易误译为“standard difference”。又如“strain gauge”有译成“变形测定器”“伸长计”,“张力计”,“应变片”和“应变仪”等的,从对应性看,我以为译成“应变仪”较妥。五、发展性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一个名词术语也常会发生变化,个别老的会变得不合适而被废除,新的又被创造出来。如计量学单位的词头,过去曾用过“milli－micro”和“micro－micro”(曾被译作毫微和微微),1960年第11届国际计量大会决议分别用“nano－”(译作纳诺)和“peco－”(译作皮可)来代替。而“micron”(符号为μ)原译为微米,但因后来将“micro”(符号也为μ)作为单位词头使用,所以1967年第13届国际计量大会决议废除“micron”的使用,而微米的英文改用“micrometer”(符号为μm),符号“μ”代表“micro”作词头使用。可是我国在七十年代,或甚至八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词汇书中,还列入“micron”(译作微米),“milli micro”(译作毫微)和“micro－micro”(译作微微)。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些已被废除使用的名词术语,我以为在新编或再版的词汇书中,可以不列入,或要列入时也应注明“已废”二字。上面提出的五个特性可供大家在编写或修订词汇书时参考。当然在确定一个外文名词术语的译名时,有时可能多考虑一点科学性或习惯性,而有时又可能多考虑一些使用性或对应性,这就要具体分析了。总之,要使译名定得确切,使读者乐于采用而使它有生命力,就要多多衡量上述五个特性。由于目前已有大量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的各种外文和中文对照的词汇(包括辞典、词典)书的出版发行,而科技名词的译名的统一工作没有跟上,因而已造成一定的混乱局面。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希望国家加强对这方面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加速制订各种学科专门名词术语(包括各种外文对照的)的国家标准或部门标准,作为编写各种专业或综合性词汇书的参考。同时还希望新编或修订上述词汇书时,多多参考其它有关专业词汇书的较确切的译法,而不应仅仅搜集各种词汇书中现有的各种译法,加以综合而成。以上所写一点体会,一定不够全面或有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经1985年4月26日第一届全体委员会通过试行)

一、总则(一)为了适应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促进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早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名词委员会)。(二)受国务院委托,经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商定,名词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牵头。(三)名词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机构。凡经名词委员会审定公布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教学、科研、生产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遵照使用。二、组织机构(四)名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其中设常务副主任委员一人,委员若干人。名词委员会组成人员一般不超过七十人,为香港、台湾各留两名代表名额。以便增补。委员任期四年。为了使名词工作后继有人,要逐步增加中年科学家的委员名额。(五)名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由中国科学院决定。其他副主任委员由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协、国家标准局推荐。委员由自然科学各主要学会推荐的知名科学家和各分委员会主任担任。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名聘任。(六)名词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室。办公室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研究室经办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并开展术语学的研究工作。其业务活动在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直接领导下进行。(七)名词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主要是通过上一年度工作总结和讨论安排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在名词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组成常委会,负责名词委员会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与实施,主任委员和常务副主任委员则负责日常性工作。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会议每年召开四次,必要时,由主任委员随时召集之。重大方针性问题,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共同商定后,联名报请国务院决定。(八)各主要学科应成立本学科的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名词委员会的分委员会,在名词委员会统筹规划、统一安排下,负责制定本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计划和长远规划,并开展各项审定活动。上述各项活动要积极争取各学会的支持。(九)分委员会委员由有关学会推荐,经与名词委员会办公室协商后由名词委员会聘任。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1～2人,秘书1人,委员若干人,一般不得超过25人。(十)各分委员会根据本学科具体情况,可按分支学科划分为若干审定小组,分别负责审定。三、其他(十一)为了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的开展,名词委员会创办《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学术刊物。(十二)为及时报道名词委员会工作动态,交流各学科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情况,名词委员会不定期印发工作《简报》。(十三)委员会外文名称英文：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f Unifying Natura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rms俄文：Haционaльный комитeт по yнифиkaции Tepминов ecтecтвeнныx и тeх-ничeckих нayk в Китae(十四)本条例由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试行,其解释权属于名词委员会。     

谈谈生物化学名词审定工作

生物化学名词审定,起源于1986年6月间,月初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李玉英同志、樊静同志先后来沪,促进了在沪的生化学会会员的积极性,对于名词统一的迫切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经过部分会员的酝酿,决定正式筹备,组织生物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并即着手进行名词统一的工作。同年8月18－22日,在上海成立,接着即进行工作,参加的有来自上海、北京以及少数天津、南京、杭州等地的约30位生化工作者。在第一次工作会上,明确了：(1)制定生物化学的基本名词和(2)按类群关系分类。会上提出了共约3000余条,经反复切磋,初步确定了1356条,按类群关系分为9类,其中若干条附有说明,汇总后寄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审阅,然后由生化学会办公室计算机打印,交印刷厂胶印,装订成册,作为《征求意见稿》寄全国各地生化工作者征求意见。1987年2月至6月间,陆续收到173位专家的回函及意见,共提出意见2783条。我们已将这些意见及具体建议整理完毕,正由在沪的几位委员进行研究,将于今年11月下半月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确定的名词将于整理后上报全国审定委员会,同时提出第二批待审基础名词若干条,继续审定。一年有余的工作中,逐渐加深了对于各词统一必要性的认识。生物化学为生物学和化学所构成,其交叉性必然很强。生物化学在发展过程中又和更多的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病毒学等有多方面的交叉,因此广大的教师队伍对于生物化学名词统一的必要性感觉尤为深刻。《征求意见稿》的寄发对象,多为教学和研究第一线上的工作者。他们的反应甚为热烈,均能以主人翁的精神认真负责地提出修改、补充等意见,有因当事人出国在外,由共事者“毛遂自荐”,也有“接受委托”,甚至有“抱病代理”的动人事例。这一切均说明,要求“正确、合理、统一”的名词的愿望确是人同此心的！在这年余的工作中,感觉到有下列两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1)生化名词和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甚强,迫切需要和有关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委员进行横向交流。交流的要点应该原则上确定哪些是学科的基础名词,哪些是几个学科的共同使用的基础名词,这些共同使用的名词是否通过协商,约定由某一学科制订,而由其它共使用的学科接受使用。另外,还有哪些名词属于借用的范畴,即某一学科不承担制订的任务,需要时即借用之。(2)各学科的定名工作是否需要一个先后次序？如酶学为生物化学的重要分支,但酶的名词,不免要使用它所作用的底物之名,而底物时常是具体的化学物质,似乎应该先定物质的名,而后定酶的名,或者是否各学科自行单独确定了,然后仅就不同的词进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