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社会功能

如果科学可以定义为人类为取得真知而进行的有系统的精神探索的话,那么科学史也许可以说是描述和说明人类这种有系统的精神探索的历史。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科学史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或者换一个说法,研究科学史的意义何在? 在当今这个讲究“经济效益”的年代里,研究科学史有无经济效益?对此,任何人恐怕也不能断然予以全盘否认,因为扎实而可靠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对制定科技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确定科研方向和课题、组织协调科学研究工作等都是有实际意义的,至于与科学史密切相关的技术史的研究,对各产业部门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切不可夸大科学史研究的物质价值,也不必为迎合某些领导人的支持或某些团体的资助而吹嘘这种研究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为这是自欺欺人,因为科学史研究的物质价值(假如有的话)往往是间接的。     

科学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关于对象与结构

科学史编纂理论(编史学)涉及诸多基础理论;本文讨论的是科学史对象和科学史结构的有关概念与问题。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讨论了几个概念的涵义,认为科学史中难以应用科学哲学的“划界”准则;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讨论了“分期”问题,认为年代学方式仍是目前一种较好的构架(对以“科学革命”为纲深表怀疑);科学史一些内容比重问题也在这一部分中作了讨论。     

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联系

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比弗(D.de B.Beaver)在谈到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之间可能的联系时,曾模仿拉卡托斯(I.Lakatos)受康德(I.Kant)启示所言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来谈论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关系.     

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评介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介绍库恩把“革命”这一概念引进科学发展史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显然,这一观点不仅对研究科学史有意义,因为守旧的传统科学观并非仅存在于科学史研究领域之中。     

传记与真实的科学史

科学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学科。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他把科学史当作他的科学方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来使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科学史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科学史的这一作用仍然是成立的。西方科学的历史为西方科学发展的本质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而这种本质应当是把西方科学移向其他文化的指南。但是,科学史也是一门很新的科学。虽然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已经有了各种科学的历史,但是在20世纪以前没有综合的科学史学,而以科学史作为一     

地质学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当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人类的未来已成为整个学术界热烈探讨的课题。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就、资料和经验,为探讨人类现在、未来的新学科——科学学、科学社会学、未来学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在对自然科学问题所作的分析中,不可能脱离开对社会的分析,其分析的范围包括科学知识领域发展的内部规律和科学发展的逻辑理论,诸如科学理论形成和交替过程的条件与性质,科学机构的演变及方法上的改善,知识的细分化与整理,科学思维方法,科学语言和概念等。从而明确科学史研究的特点:首先要立足于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同时与哲学和社会科学密切相关。自然科学史是以批判来认识自然的途径和方法的特殊形式,在当前科学蓬勃发展的     

科学与历史:文明辩证观的一些理论问题

最后,在“科技史”栏里,《科学与历史:文明辩证观的一些理论问题》是英国剑桥远东科学史图书馆G·布普寄交本刊发表的.在这份为联合国大学“文明的探索.讲座准备的报告里,作者认为必须辨证地认识科学史中的一些理论观念。     

整体性原则是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自从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关于科学史的研究一直就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把科学的发展作为纯粹的知识进化来考察,即经常称之为的“内部方法”;另一种则是把科学活动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中加以分析,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因此也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科学史,即所谓“内史”和“外史”。内史主要是在某一学科内循其发展线索找出规律,如概念史、编年史、理论史等,但一般地,内史无法给出科学发展的动因和它的社会作用。外史则主要是从科学的外部来研究科学的发展,考察其社会、文化和思想根源,以及与人类其他知识活动的关系等。显然,由系统方法的整体性原则出发,必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于同一研究框架之中。     

从“氧气”到“氧”:从实物到概念

从科学史的视角来探究科学的发生发展,不仅可以一窥科学历程的全貌,还可以对科学概念的演进、科学理论的兴衰、科学思想的进步、科学方法的完善以及科学文化的传播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吴以义先生在海外学习研究科学史数十年,深谙其旨趣。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科学革命时代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比较交流等方面,著有《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等多本专著,立意、文笔俱佳。本刊酝酿多年的"科学史专栏"终于启动,给大家带来了吴先生探讨"氧化"概念的开篇之作。本栏目会向更多科学史家约稿,读者们可以在历史的语境下更加立体地理解科学,欣赏科学。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相互关系

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大会于1978年9月在意大利比萨市举行,会议期间曾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怎样才能进行互助?”为题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讨论会上发言的有意大利的E.阿加西、加拿大的R.巴特斯、美国的J.梅尔道克和芬兰的Y.辛杰卡。 R.巴特斯在发言中指出,哲学和科学史只是在本世纪才获得独立地位。起初,每一门学科的问题都相当狭窄—历史家只积累说明过去东西的细节,而哲学家则建立摆脱了心理学、历史、价值——摆脱了逻辑学和语义学手段难以达到的一切的科学模式。     

科学史教育与科学素质的培养

罗马作家西塞罗（M．T．Cicero）说过：“一个人不／了解他出生之前的事情，那他始终只是一个孩子。”哲学家培根（F．Bacon）也说过：“读史可以明智。”近年来，国际科学教育界已认识到了科学史在科学教育过程中对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大力提倡把科学史纳入到科学课程中。中国科学教育界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已把科学史纳入内容标准，在教学实践中科学史教育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     

方以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意义

明末清初,在中国科学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西方科学开始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科学合流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方向。方以智的科学哲学思想力图从科学方法论上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表现了中国传统科学在历史的洄流中向前跃进而又挣脱不了旧有巢臼那样一种状态。     

科学史:目标、方法和对象——克劳德·德布鲁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克劳德·德布鲁(Claude Debru,下图),1944年生于法国,与米歇尔·福柯同为法国科学哲学家巴赫拉尔和坎古兰的学生,现为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通讯院士,国际科学史学院通讯院士,德国Leopoldina自然科学研究院院士,在生物医学历史和哲学方面著述甚多。     

信念与科学发现

1959年波普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英文版著作,题目为:《科学发现的逻辑》,但书的内容却完全否认科学发现有什么逻辑可言,尤其反对所谓归纳逻辑。如此一来,科学发现似乎被逐出了理性的殿堂,而成为非理性的产物。当然,这种看法并非是全新的观点,有些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早已注意过这个问题。例如乔治·萨顿曾指出:关于科学史“至少还有三种观点:逻辑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值得更为详细地研究”,他这里也包含着对     

先进的苏联科学技术史工作

早在24年以前,一位英国学者在訪問了苏联科学界以后,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苏联的一般学者对于科学史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而攻之弥勤。按照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言之,任何时代的文明皆建筑于当代的生产制度之上。这一原理以一种特殊的意义賦与科学史的探討,而使之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是以苏联的科学史研究最为活跃,苏联科学院为科学史的研究設有专门机构”。(見克罗守著“苏联科学”,包玉珂譯,1937年,商务印书館出版,第503頁)。这位学者看到的是1934—1935年的情形,那时苏联科学院在列宁格勒設有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所內分数学物理学史組、生     

科学进步的概念

科学进步通常被看作是科学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形式,如艺术和宗教相比较所具有的决定性特征之一。事实上,科学知识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无疑是朝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从巴乐哥式过渡到洛可可式是不是进步?无标题音乐和有标题音乐相比熟为进步?对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确切的、单一的回答。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代古典力学是科学发展的进步,则是很显然的。重要的是必须指明,科学进步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研究科学的基本方针的各门学科中,即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以及科研组织学的范围内,都占有中心地位。     

论近代科学精神萌芽的两个阶段

近代科学精神在中世纪后经文艺复兴运动逐步形成,到十八世纪趋于成熟。对于这一过程一般的科学史著作均给予详尽的论述,然而对于近代科学精神在文艺复兴运动期间萌芽的具体过程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我们认为,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有两个阶段:在文艺复兴期间先有一个古代自然哲学的复兴,然后近代科学精神在此基础上萌芽。在对这些方面作了分析之后,不仅将有助于了解这一段科学史,尤其有助于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想与古代自然哲学的关系,以及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意义。     

关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的几种观点

中国为何未来生近代科学？这是科学史界长期探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对国内外一部分著名学者关于这一问题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系统考察和简要分析,由此可深化我们对这类问题的认识。     

对开展中国数学史研究工作的建议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访问莫斯科大学时,莫斯科大学数学科学史的负责人曾提出需要中国数学史材料,彼得罗夫斯基校长也屡次要求推荐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科学通报,1953年8月号)。最近苏联数学史专家尤西恺维奇教授在苏联科学院物理数学史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关于古代中国数学的报告。科学通报本年4月号登载了关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消息。这些都对中国数学史研究工作者起了莫大的鼓舞作用。正当目前准备大量展开各项科学研究工作之际,特提出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意见,以供大家讨论时的参考。     

由生活的启示导致的重大科学发现

<正>英国进化论者赫胥黎认为,生活常识与科学并不对立。他说:"完整化了的常识就是科学。"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有科学道理,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是科学认识的重要源泉。在科学史上,一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得益于在生活中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