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土地征收的现状与完善

土地征收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强制转移非国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上属于公用征收。土地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土地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市场和政府得以实现。土地征收作为政府配置土地资源的方式,主要在于满足公共利益需要;对于非公共利益需要的项目用地必须采取市场方式予以配置。土地征收关系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对社会影响深远。本文主要阐述了土地征收的现状与完善。     

哲学基础、政治基点和时代吁求——社群主义“强势国家观”得以建构的缘由

"强势国家观"是社群主义者根据西方社会的变迁与时俱进地建构起的国家观。其中,新集体主义、积极的集体权利和时代吁求分别是其得以建构的哲学基础、政治基点和现实基础。在此国家观下,社群价值、集体权利、公共利益优先、国家积极作为等成为当时代的又一话语体系和价值导向。这一国家观的提出为当时代的西方社会提供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又一选择路径,弥补了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化危机,从而成为可与新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政治思潮。     

明初"里老人"理诉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明初"里老人"是普遍存在于理诉中的乡村社会政治现象,也是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具体制度上的体现,它依托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通过理诉息讼、劝谕教化,力求达到政平讼理的理想境界,在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实现了对民众的教化,节约了司法成本,减少了盘剥及官民矛盾.在当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明初"里老人"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及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的逐步"放权",人民公社时期遭到贬抑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步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技术变迁等因素则消解了原有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的"回归"和乡村精英的觉悟又共同催生了新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给乡村社会的整合带来了曙光。乡村公共文化变迁的历史表明:只有充分发挥国家、市场与乡村精英协同联动的作用,把握好乡村公共文化开展的向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系统、促进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好的公共文化生活就会得以重构,村庄秩序重建和社区整合的目的就能有望达成。     

村制还是制村:民国时期山西“村制”制度考察

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为加强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整合,而实行地方自治则是当时通常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山西进行创制新"村制"探索,并最终走上了乡村社会体制变革的道路。由此,国家权力不仅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正式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替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组织。由此可知,当时国家政策不仅在有计划地改造基层社会,且已成功介入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再构、权威重塑等领域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对民国时期以山西"村制"为主要内容的具体考察,可以揭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思潮兴衰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认定——由“重庆钉子户事件”引发的思考

房屋拆迁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拆迁行为合法性的基本标准和价值基点,但我国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哪怕只言片语的解释,导致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公共利益的滥用。＂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我们对公共利益认定的思考,本文通过对＂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从而归纳出我国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     

公共政策制订中公共利益形成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履行其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本质是代表和实现公共利益,在政策制定中是否存在公共利益以及如何形成公共利益,已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公共利益的概念出发,认为阿罗不可能定理对公共利益不可能形成的推论存在着理论缺陷,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从另一新的视野为公共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框架,创建了公共利益形成的制度平台和公民参与的途径。     

乡村生态与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女干部”形象

"乡村女干部"形象,同时具有"女性"与"社会价值"两种属性,因其蕴含丰富,在当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有所挖掘。在十七年文学中,她们常被塑造为革命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在新时期小说中,又有了更多颠覆性的展示。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于乡村女干部形象群的塑造,集中表现出了乡村政治生态与女干部政途失意、乡村伦理与女干部在经纪中两难、乡村现实生存条件与女干部婚恋悲剧等诸多现实因素之间的关系。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乡村女干部"形象群美学与镜像价值的相辅相成,大大增添了其认识乡村的可能性与限度。     

更正作者声明

应作者要求及所有作者授权同意,原刊载于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S2期)《"国家-社会"视域下农村民间组织的官民二重性困境——以石狮市锦尚镇老人协会为例》一文,作者更改为:第一作者为黄歆彤,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肖雨,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特此声明更正!     

从三老到民望

三老曾在两汉的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发挥重要的缓冲、沟通作用,但作为制度化的三老却及汉而终。不过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体制下的民望、乡望,以及保留了三老某些特点的耆老、社老、乡老等乡村老人层,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这类作用。以邑义为代表的信仰结合,在此期地方社会生活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老人层亦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关于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

本文就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主体及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意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广泛保护。其次,有利于维护正当社会秩序。再次,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最后,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预防的功能。公益诉讼制度是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极为有效的司法途径,这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共同经验,因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为适应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病人照料与乡村孝道——基于冀南沙村的田野考察

运用一个北方乡村的田野资料,从慢性病人照料的视角,考察疾病谱的变化对乡村孝道的考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慢性病人照料不仅影响了成年子女的家庭生活,还带来了家庭关系的变动,并进一步凸显了乡村老人的赡养问题。不过,乡村的养老危机主要不是因为"孝道的衰落"。沙村慢性病人照料的现实表明,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绝大多数子女依然在尽力照料老人;如果过分强调"孝道的衰落",我们就会忽视上述事实,就会忽视农村养老问题的制度根源。     

经济伦理变迁下当代中国乡村共同体的振兴治理

经济行为背后不仅蕴藏着人们的基本伦理道德的行为价值选择逻辑,也反映着丰富伦理价值规范的影响。伦理道德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化维度,是观察和分析一个社会体系最为重要的视角。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以"乡土"为特色的传统经济伦理体系。乡村经济伦理体系的变迁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经济伦理观念和伦理体系,对国家乡村振兴治理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与冲击。基于当代中国乡村经济伦理变迁这一基本事实,从共同体重建的维度力图探寻乡村振兴战略下国家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     

也谈公务员精神

公务员精神是一种由多种品质构成的价值共同体。追求公共利益是公务员精神的本质要求,它要求公务员在公共领域作为"公共人"而非"经济人"存在,以公共利益为信仰,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职业标准;强化责任意识是公务员精神的制度约束,它要求加强作为外部控制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和作为内部控制的道德法则等自律建设,使信仰与责任统一;维护社会公正是公务员精神的路径选择,它要求公务员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指向公共善;培育高尚人格是公务员精神的理想升华,它要求公务员具有鲜明的荣辱观,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具有较高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     

试论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近代中国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广大军民艰苦抗战的同时,在乡村政权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最终创造出“三三制”这一既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特征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它改变了传统以乡绅地主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国家政治权力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以现代政党组织的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乡村管理体制是新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雏形,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借鉴。     

论公诉权的回归与完善

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共同调整。一旦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需要代表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专门国家机关通过公诉手段救济。完整的公诉权应当包含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应然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由检察机关掌握刑事、民事、行政公诉权具有正当性。     

浅析物权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由于我国物权法对国家征收所做的规定不够明确,以致近年来国家在以公共利益需要为由进行征收与拆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更加激烈。特别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和界定产生了极大争议,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一个难题。本文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提出了些许了个人观点,并提出了一些制度和方法来解决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安全监管信息公开问题的法理考察——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信息公开为例

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公开是对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一种行政行为。政府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在我国受传统行政方式及思想的影响,个别行政主体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现象;在公开还是不公开信息的利益博弈中,公共利益成为关键的平衡器。从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的法律位阶、与公民知情权的关系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角度分析,那些公开的信息,其背后的公共利益往往与知情权、民主政治、公众参与等价值相关;而不公开的信息,其背后的公共利益则更多考虑公共安全与社会利益。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公共利益的两面性的存在,加大了安监部门政府信息公开中利益衡量的复杂程度。安监部门决定某一信息是否公开,不仅需要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还需要在合法与合理中体现出政府部门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执法的智慧与自信。     

老骥志在千里 创新写就人生——记曾雄飞科技创新55年座谈会

正7月21日,由惠州市发明协会主办,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广东科技》杂志社、惠州市曾子文化促进会等机构协办的"曾雄飞科技创新55年座谈会"在惠州宾馆热烈召开。座谈会上,来自惠州市发明协会、惠州学院、科技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共同向一位年届八十、以毕生精力投入科研创新的老科学工作者致敬。这位老人就是惠州市三宝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雄飞。他五十五年如一日地持续科研创新,为国家和社会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乡村组织振兴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市场、社会等外部资源进入乡村社会,乡村组织在承接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却呈现出既"脱嵌"于乡村社会又"脱嵌"于乡镇政府的双重"脱嵌"情境,其发展逐渐"悬浮化".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文章基于嵌入性理论,从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关系嵌入四个维度探索乡村组织嵌入性发展的实施路径,以期实现乡村组织嵌入乡村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