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美:艾青诗歌形式的自由性探寻

艾青将自由体新诗创作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其突出成就在于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形式。艾青提倡诗的"散文美",这主要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新诗形式的自由性;一是新诗语言的口语美。艾青抛开一切外在形式的羁绊,保存真正诗的个性,这就使他的诗作的思想容量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与弹性。朴素的诗歌语言是艾青追求散文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艺术探求的至高境界。     

艾青的诗歌审美价值观论析

艾青在《诗论》中着重阐发的是中国新诗的审美价值标准问题。真、善、美是艾青诗歌审美价值观的基石。诗要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必备条件，真与善必须通过美的形式来表现。真、善、美必须有机地统一，而不能唯真、唯善、唯美。这就确定了准确的审美价值方位，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丰富的诗美内涵。艾奇认为新诗要注重形象的塑造，注意吸收口语的养料，提倡诗歌的散文美，是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歌形式观既相冲突又相交叉的，显示出了互补与融合的效应。     

对《红色手推车》的“陌生化”解读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主张“思在物中”,糅合现代绘画艺术;拒绝说教,坚持以日常事物入诗并将其陌生化,以唤醒人们重新认识生活、感知艺术。“陌生化”是用文学技巧将熟悉的文学事实变陌生,唤醒读者去感受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与威廉斯的诗歌理念不谋而合。威廉斯在《红色手推车》中,通过诗歌语言、结构,视听感官和意象上的“陌生化”手法,凸显了诗歌的艺术魅力,让读者真正听到、看到并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美好。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舍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陌生化语言诗中最多的原因——诗歌语言陌生化初探

普通语言转化成学作品语言，必须经过陌生化的作用。学作品中又以诗歌的陌生化语言最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因诗歌是主情的艺术．极富于想象，而诗歌语言最不及物．内指性最强．使诗最语言最有可能陌生化；并一方面，因诗人心中最容易形成独特审美意象，诗歌语言与普通语言距离最远，普通语言求“达”．诗最语言求“婉”，这又使诗歌语言最有必要陌生化。     

论明清石湾陶艺的美学特色

明清是石湾陶艺创作风格、艺术特色的奠基时期。明清石湾陶艺注重表现,富有生活气息,简约质朴,豪放自然,尤其在人物眼神与衣纹的刻划、“素胎烧制”等艺术表现技巧方面所作出的探索,终经后来历代艺人的发扬光大,已成为今天石湾陶艺所特有的“有意味的形式”,并展示出强烈的艺术魅力。     

王维诗歌英译研究述评

王维（701-761），唐代伟大诗人，诗歌、音乐、绘画兼擅，笃信佛教禅宗。因其绘画造诣，被誉为“南宗画派之祖”；因其以禅入诗被誉为“诗佛”；因其音乐造诣，初为官时为太乐丞。其诗歌因其以画入诗、以禅入诗、以音乐入诗闻名。MarshaL．Wagner曾说，“近几十年来，王维的诗歌翻译数量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诗人都要多。”（1981：i）从王维在我国文坛的地位及其庞大的英译数量来看，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王维的诗歌英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维诗歌英译数量庞大，而学者对其诗歌英译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对王维诗歌的英译状况及对其诗歌的英译研究情况，以为更多的学者在此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民族文学的良心──论高准的诗及其创作道路

台湾诗人高准正生在台湾“现代主义之声盈天下”的时代。他强调诗的民族性、爱国性，扎根于本土，亲风雅余绪；主张诗要有社会性，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提出了新诗的“新八不主义”。其诗歌不仅力求内容之完美，而且力求形式之完整，毫无斧凿之痕。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特征

李金发在1925年出版《微雨》，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端，至30年代，戴望舒又成功地对其进行了整合，使之臻于成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意义乃是开辟了一条古今融合，中外融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路子。由于它的基本特征是“远离现实，深掘内心”，所以它在反映现实方面显得无力，但在艺术上的成就却令人瞩目。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特征是鲜明的，一是具有唯美主义倾向；二是抒发忧郁的情思；三是追求纯诗的理想；四是远距离审美。这些艺术特点被其他诗歌派别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论艾青的诗歌形式

艾青的诗歌形式演变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自由诗前期(1928年——1941年);自由诗后期(1942年——1948年);新格律诗前期(1949年——1964年);新格律诗后期(1977年一1984年);每个时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艾青所提供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典型形态具有丰富的弹性和延展性,同时具有情感的自然律动功能,在审美上集自然之美、整齐之美、变化之美于一身。艾青诗歌形式的演变体现了诗歌自身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历史时代的变革所决定的,它为20世纪中国新诗的形式变迁提供了一面镜子,为中国诗坛提供了自由体和新格律体这两种成功形式的范例。     

从互立互补看艾青新诗意象的造型艺术

在新诗意象的熔铸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审美视野中,寻觅诗人艾青创作的个性特点.文章从对应互立、相反相成的特殊视角切入,着重从心理定格与形象升华、浓墨着色与简笔素描、缩微强化与特写放大、虚实相生与物我互宅、典型呈示与动态流变、全息聚焦与高密辐射等六个方面讨论其诗歌意象的艺术造型手段,从而构成艾青新诗艺术反映的全息视屏.通过艾青诗作塑造意象的表现手法的分析,揭示出诗人在利用矛盾张力的审美整合中所作出的艺术化育、超越与创新.     

浅谈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

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李贺的诗歌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是诗歌苑囿中一朵奇葩。李贺的诗在语言、构思、主题的表现等方面都惊人耳目,外在的语言实际上折射的是他苦楚的心。当然出有诗篇以丰富的想象展示了他远大理想抱负的一面。多舛的命运与建功立业的欲望猛烈碰撞使他的诗具有了历久不衰的魅力。     

平凡之中见伟大——简评罗伯特·弗罗斯特《修墙》独特的艺术魅力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他的诗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浅显易懂,但实际上意象独特、寓意深长,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通过对他的《修墙》一诗的分析,试阐释其作品在题材、内涵,语言及诗歌形式上独特的艺术魅力。     

诗中三味与作诗技巧漫谈

诗中三味，即“虚、拍、韵”。诗中三味不仅表露出诗歌最本质的特点，也告诉人们诗歌的作习技巧，同时，它还是诗歌审美的重要标准。诗中三味在艺术内涵上统一了律诗和自由诗，是诗歌习作和诗歌审美的最高境界。     

吕剑:从乡土到乡土诗

朱自清先生一九三六年在谈到“新诗的进步”时,提到了当时正趋于繁胜的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新诗。他说:“近年来乡村运动的兴起,乡村的生活实相渐渐被人注意,这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及农村为题材的诗……”。但限于“杂话”的形式,他未及将这一问题引向纵深处讨论,例举的作者也只有臧克家一位。 实际上,应该承认“现代乡土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重要一“类”的客观存在,其萌生、发展和经历的曲折也需要向深处和细处讨论。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特别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处在文化转型期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其国土和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在乡村,因此从理论上说应该有反映和表现乡村生活的诗作;第二,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考察,现代乡土诗的发展虽然距离应当达到的目标尚远,但毕竟有许多善于表现乡土诗人写出了许多广有影响的乡土诗。从新诗初期的刘半农、刘大白、何植三,到三十年代的威克家、蒲风、艾青、田间,再到四十年代的苏金伞、李季、阮章竞、贺敬之等,他们的创作展示出一条明晰的轨迹;第三,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内诗歌     

论苏轼诗歌的绘画美

本文探讨了苏轼诗歌的绘画美。文章认为：1、苏诗的绘画美是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完整统一,包括常形之美、常理之美和传神之美。2、苏诗中绘画技艺的体现,有构图的变化节奏、点线艺术的构织、色彩的渲染烘托、笔情墨趣等四种。3、苏诗不是简单的“移画入诗”,而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渗透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趣味和美学思想,是完美的诗画艺术的统一。     

吹芦笛的诗人和吹号角的诗人--艾青、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论

艾青、郭小川的诗是诗坛公认的新诗代表,这是两座将永远受到人们瞩目的艺术高峰,各有其独特的光彩.从语言上看,存在着深沉与热烈、单纯与繁富的区别;从抒情方式上看,存在着象征比拟与直抒胸臆的区别;从结构方法上看,一散一骈,一个讲究合乎绳规的结构美,一个倾向于散淡自然.艾青、郭小川作为新诗拓荒者的苦心,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分别达到了各自的胜境,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被称为艾青体、郭小川体是难得的殊荣.     

时代精神宇宙万汇与心灵的交响——论陈敬容的诗歌精神和艺术风采

陈敬容既深受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熏陶和“五四”新诗精神的洗礼,又深受西方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影响,使她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将中国古代诗歌讲求意境统一与音节和谐的传统诗美,同西方象征派诗歌注重象征、暗示、意象迭加的艺术手法和哲理思辩自然地结合起来,其思想内容紧扣除旧布新的时代脉搏,成为“九叶诗派”主体倾向的真正代表诗人。     

浅谈英诗的修辞之美

诗歌的魅力主要来自它的语言,读者在细细品味诗歌语言的过程中,体味领悟诗中所隐含的思想、情感。修辞作为语言的艺术,更是追求较高的审美价值,达到美的境界,使人获得美的享受。英诗中修辞的运用增添了诗歌的美感和欣赏价值。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