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论孔子的学习思想

为了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创建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持久的智力支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学习传统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是中国传统教育、传统学习思想之祖,中国的教育、学习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不能绕过孔子."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孔子作两点论,即要把"历史的孔子"与"实在的孔子"区分开来.他认为"实在的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时代之圣哲,其说也是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我们必须"敬之"、"尊崇之".孔子死后,成为"历史的孔子",历代统治者都利用他、包装他、强化孔子学说中维护君主政治"护符"的一面,使孔子及其学说愈变愈成为"专制政治之灵魂".因此"五四"时期,批判"历史的孔子"是完全正确而且非常必要的,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还"实在的孔子"的圣哲真面的革命.本文就是论述"实在的孔子"对中国学习思想的伟大贡献,认为从传统教育、传统学习的视域看,孔子不愧为我们民族的"圣哲".     

传统“道器观”及其当代启示

"道"与"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人们对二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线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所提倡的"重道轻器"之价值取向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曾一度主导社会价值观念的取向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走向。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应客观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器观",并在中国当代社会建立新型"道器观"。     

土家族的四大礼仪及其人文价值

土家族是一个讲究礼仪之风的民族，在社交和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有诞生礼，婚礼和成年簪冠礼、寿礼、葬礼等四大礼仪。诞生礼体现了土家族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婚礼和成年簪冠礼体现了土家族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寿礼体现了土家族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葬礼体现了土家族乐观旷达的生死观。土家族的四大礼仪，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明礼诚信”等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规则之治在乡土社会中的困境

一、司法实践中的非规则之治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文明相当发达的国度,"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隆礼轻法"也就必然是中国精神文化反映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与建构在陌生人社会上的现代法治是相悖的。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的推进,"法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法治即规则之治,规则之治几乎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然而,"我国的社会现实表明,近年来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很快,但是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传统社会组织等并没有消失,而是不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目前国家主导型的法治建构模式下,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和传统性、正式法与民间法的冲突表现尤为突出。     

略论中国古代的二十五等人图

<正>人与社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众多的人组成社会,社会又将人划分为不同层次。关于划分的标准,有中外之分、古今之别;又有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视角出发,区分出不同的"社会人"。本文探究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人等序列,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观的角度切入,探究中国古人追寻的人生境界、社会理想。     

尚德与务法:秦汉时期“德法之辩”命题的基本特质及其启示

"德法之辩"命题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透过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在国家治理模式、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式以及法律意识培育途径等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与坚守。尤其是在该命题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客观上为秦汉时期在治国理政模式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式上进行选择与尝试提供了多样化的新内容。为此,在"德法之辩"命题的核心内容上,秦汉时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秦任法而治,不别亲疏与贵贱,将法律之治推向极端,而汉倡德治,必贵人伦情理而慎刑,力主道德法律化,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儒家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治理模式与法律制度特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水月观音在唐代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水月观音在唐代产生,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先秦中国民众的水月情结经过后世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极致,其主要表现便是唐诗创作中的水月意象。这正是传统社会的水月情结与禅宗"空灵"之美相结合的产物:唐代文人士子对水月意象的向往与追求,是水月观音出现的社会基础;而女性化的观音成为唐代妇女信仰的专属,则使得生活于唐代中后期的文人士子心有所憾,由此催生了水月观音的出现。     

论“礼法之治”的现代意义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社会的基本治国理念,是将礼治和法治以"德主刑辅"的形式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礼治、法治思想,成为中华法系的标志之一。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通过合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将礼法之治的方法有效地应用到当代社会,将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法治国家的确立进程。     

论唐诗中的“镜”意象

"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唐诗中"镜"意象的频繁出现与唐代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其自身的流衍是密切相关的。唐诗中的"镜"意象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之情和对时光易逝的感叹。     

略论晚清小说之现代性意向:以《痴人说梦记》为例

现代性问题源于西欧,扩及全球并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制度与文化肌体的深层;中国之现代性始终与"中国问题"相牵缠;晚清作为现代中国之源起,其小说是中国现代性面相之一,从内容思想、人物类型到文体风格、叙事方式,均呈现出或隐或显的现代性意向;《痴人说梦记》可作为个案之一来分析对待。     

权威的消解与民主的构建——论老子政治哲学中的社会批判思想

老子的社会批判思想是老子著名的无为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而老子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他所反复阐述的"自然之道"无疑是其犀利的社会批判思想的内在灵魂和价值悬设.老子以"自然之道"深刻地批判和否定了社会现实及其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消解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权威,创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独立的社会批判系统,为构建现代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会提供了可供启迪利用的丰富思想资源和固有的民族性基础.同时,对包括道家、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未能导出真正的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原因、"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缺陷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     

从高山庙堂到田野乡间:信仰何以根植于民众之心——从信仰维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讨

西方社会文化的"神圣"品质并没有在"世俗化"的浪潮中消失,与此相应,以基督教为样板的宗教及其信仰似乎以更为亲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上帝无处不在"、"上帝无时不有"真实的反映着神圣的信仰深深的根植于社会民众之心.相比于西方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把信仰置放于伦理的崇高之中.当承载着信仰的终极关怀由"士大夫"承担逐步消解在脱离民众生活的伦理性崇高之后,民众的信仰便只有一条出路:历经千难万险,到深山老林的庙堂顶礼膜拜,求得内心的修炼与安宁;信仰真正的成为了"难于人说"的神秘之举,世俗的芸芸大众没有真正的信仰.现在,是让信仰从崇高的伦理和高远的庙堂走向乡间田野深入民众之心的时候了.     

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厚滋养的逻辑必然

一个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道路,文化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走适合自己特点和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选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逻辑必然。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崇公"文化传统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自然契合,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根植于中华文化而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由此,进一步坚定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仁、义、情与利、力、理--中西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之差异及影响

仁、义、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之核心,这种传统文化理念历经五千年,造就出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德,如:爱国、谦让、和善、友好、诚实守信等;但其消极影响也很大,造成了中国人的封闭保守和僵化,缺乏创新精神,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和落后.利、力、理是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理念之核心,这种文化理念加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刺激,使西方掀起了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和高科技猛进,创造出极大的物质财富,但却使人们失缺了精神家园,成了唯利是图的"木乃伊".     

“君子”、“小人”含义的历史演变

"君子"与"小人",是中国传统人品观的重要范畴,其内涵主要包括身份地位之贵贱、器量识见之广狭、道德品质之高下以及形象做派之雅俗等四个层面。晚近学者曾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误读。正确地理解经典中"君子"与"小人"的内涵,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     

南宋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观及其现代价值

发轫于宋室南迁,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民族危机深重之时的浙东学派,以解决社会问题、振兴经济为出发点,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主张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社会和谐发展观。这一社会和谐发展观既有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基础,又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巨大超越,具有立足于经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其形成有着与南宋商业经济形成同步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价值;其先进性正是浙江文化传统现代价值的核心之所在。     

清末民初"废庙兴学"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清末民初,伴随着中国文化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中国乡村社会曾兴起一股"废庙兴学"之风。其最初只是一种有知之士个人在民间的自发行为;清末新政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广泛推行(实际上只是部分地区执行);民国初年,"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遇到了宗教文化和乡村传统势力等重重阻力。"废庙兴学"是一个多面体,它既有促进国民教育、提高民众教育程度的积极作用,又扩大了我国民间宗教文化自身的影响,加强了宗教文化的发展与壮大;也可能成为激化民众社会矛盾、危害国民教育的有效实施,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略论中国古代国家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现实借鉴

贯穿于儒学中的"王道"学是中国古代国家哲学的核心,其基本理念是以"王道"为主导,能构建社会乌托邦,能达制"强国之术",最终能使"国、家"达制"世界主义",其基本内涵有"大一统"人间秩序的理想形态及其形上根据,专制君权的正当性判准,国家的法制宪纲,政治伦理与实践原则,立国兴国的改革之道等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讯书话:谢晓辉著《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

湘西地区整合入大一统中国,同时保持其边缘性历史,展示出有必要将"西南传统"等本地社会的特质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审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边缘性".中山大学历史系特聘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晓辉博士著《制造边缘:10-19世纪的湘西》一书于2020年11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该书即旨在以湘西这个位于腹地的边疆为中心,讨论当地在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同时,如何制造、维系其边缘性,使之直到清末依旧是一个位于腹地的边疆、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