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的限度：“能力进路”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辩护

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涉及到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超人类主义者从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以动态的人性观为逻辑起点,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人性可以改变,人类应该朝什么方向改变?在视角转换上,由纳斯鲍姆建构的“能力进路”作为区别于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的理论范式,它从三个维度重新定义人性,为回应人类增强技术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适用的概念工具。在实践的维度,遵循能力进路设置的能力清单涉及对最低门槛的核心价值的解释,它既在规范框架的层面规定了共同体准入的标准,又在价值框架的层面表达了对人类价值共识的期待。由此,“能力进路”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论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卡布雷拉的人类增强观及其批判

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领域关于人类增强的争论常常被归纳为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两大阵营之争。而神经伦理学家卡布雷拉却将人类增强的应用范式划分为生物医学范式和超人类主义范式，主张二者在人类增强的目的、应用领域、实施手段等方面各有侧重，人类增强的生物医学范式与超人类主义范式的争锋是从肯定的方面来探讨和解决人类增强问题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她提出了第三种可能范式，即社会范式，并主张这是一种看待和应用人类增强技术的新视角，它跨越了两大主流范式的争论框架并弥补了其局限。并且，卡布雷拉还据此对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进行了优先性排序。不过，她所提出的人类增强的社会范式在实践可行性、技术基础、优先性依据、概念命名以及对解决相关争议的有效性这五个方面还需进一步地反思和论证，否则不能令人信服。     

人性尊严、主体权利与"能力方法"——人类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批判与建构

尽管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分布在人类增强技术生命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但几乎都不会拒绝人的尊严和权利概念,这是争论双方共享的逻辑起点.问题在于,两者的理论辩护都是从描述性的关于增强技术发展及其影响的可能性事实到规范性的关于增强技术道德结论的论证性飞越.能力方法作为一种广泛而通用的伦理人类学框架,否认并批判上诉分裂立场的...     

芬伯格对技术的本质主义与建构论之争的调和及其面临的诘难

如何处理技术的本质主义解释与建构论说明之间的关系是当代技术哲学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对于社会建构论,以温纳为首的本质主义者拒斥它;而以芬伯格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家主张有条件的接受它。然而,芬伯格对本质主义和建构论的调和却遭到了这两个阵营的强烈反应与激烈批判。在重构这一争论的基础上,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对传统科学史观提出了诸多反思和挑战。它一方面批判了实证主义科学史所持有的客观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观念,并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解读和定义了“客观”与“进步”的内涵;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同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史观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避免相对主义立场,并追求一种新的包含情境性、价值和道德评判的、多元的科学技术史。     

走向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的现实冲突主要有四种：认识论层面上是否信守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方法论层面上是否赋予非人类一种能动性；研究进路上是否对社会结构与权力进行批判；价值论层面上赋予本体论政治的目标导向不同。而这二者的理论契合主要有两点：主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践进路，秉持对资本的严肃批判。针对ANT和传统政治生态学之间的现实冲突及内在契合，尝试建构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予以回应。通过罗宾斯、斯温格杜和沃特莫尔三人的各自案例分析，从自然、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共同体三个维度论证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是可行的，这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克服各自的理论困境提供了一个有创见的解决方案。     

市场社会视角对新技术时代的解读

本文从新技术时代特征的意义上对新卢德主义者J.曼德尔(J.Mander)和K.塞尔(K.Sale)的观点加以归纳梳理,并尝试运用卡尔.波兰尼的市场社会的概念和双向互动思想,从市场社会角度分析、讨论并引申对新卢德主义关于新技术时代特征思想的理解,由此阐释我们对于全球化时代技术特性与时代特性的思考和把握。本文认为,新卢德主义的技术逻辑批判是对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批判,新卢德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正是技术与市场、资本的逻辑脱离社会控制而导致的社会政治反抗的一种表现形式。     

赛博格是一种后人类吗?——论赛博格的动物性之维

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概念被认为是后人类的一种实现形式,但是哈拉维却否认自己是一个后人类主义者.后人类主义认为赛博格化就是人类转变为机器的过程,但是这种对人类的理解中隐含了一种人与动物的形而上学的二分.对人与动物/机器的区分源自于笛卡尔,而林奈从博物学的角度论证了人与动物并无区别.海德格尔把人与动物的区分恢复为了一个哲学问...     

表达生存焦虑的怀疑论——反思现代性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以反思现代性科学为主题的后现代主义是怀疑论在当代的表现,它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焦虑的理论表达。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使这种焦虑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构成现代精神的科学、理性和主体性。在思维方式上,后现代主义集中批判的是一直以来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在理论追求上,与近代怀疑论对确定性的追求不同,后现代主义作为怀疑论的现代形式,旨在消解人们对确定性的信仰。费耶阿本德“什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     

再创人类

现在人类所面对的地球上的种种变化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全球危机。人类思维之技术如果不能与自然界的技术相兼容的话,人类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再创人类”是我们要承担的伟大工作。这种再创是在人类对危机反思的层面上,在生命系统的共同体内,在一个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是以故事的内涵和所共享的梦的体验为依据的。     

人工智能对人类身份认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身份认知形成了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有两种策略:一是辩护性策略,二是建构性策略。辩护性策略从传统的人类身份认知角度,对人类的身份进行辩护,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特征和特殊属性的认知,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工智能对人类身份认知的挑战。建构性策略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的人类身份认知,对人类身份重新进行建构,它有三个维度:历史的、发展的和整体的。然而,无论是历史的维度还是纯粹发展的维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自身发展与人工智能发展之间的矛盾,唯有整体的维度兼顾了历史、现在与未来,不仅能推动人类自身的发展也能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赛博与后人类主义

起源于控制论的"赛博"受到生物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人们对"人类日益技术化"和"技术物日益人格化"高科技现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使我们进入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科学观试图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范畴,并建立一个所有"中心主义"都崩塌的赛博世界:赛博是主客体共同建构的产物,并由此走向一种新本体论——我们在建构世界的同时,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建构着我们,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共同演化的过程。     

科学预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     

严格指示词、自然种类名与人类语言

指称是科学哲学的核心议题。考察了黄金、食盐、水等常见自然种类名的指称,“摹状词”理论与“历史-因果”理论在此存在重要差异。“历史-因果”理论是本质主义的：“科学共识”所确定的自然种类“内在结构”具有逻辑必然性,“内在结构”决定了自然种类的本质。然而“内在结构”会随着科学进步被不断“重新发现”,新发现表明水、食盐都不符合“严格指示词”的预设,这动摇了其理论基础。指称取决于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与运作规律：“社会建构”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信息的有效编码、高效传递是人类语言的终极目标。自然种类名是一种可以汇聚旧识、容纳新知的“约定”,而无需“一种永恒不变的结构或本质”之承诺。     

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科学和技术:人类自由的表征

1.人享有自由,动物没有自由。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自在地存在着,并以其内在的相互作用变化着。人类作为是自然界本身的各种因素长期发生相互作用的产物,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就不是一种从自然界之外强加给自然界的外来的关系,是内生的。人作为一种生命体,其“类”的本质在于其生命运动的性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p.53)正是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把“人和动物的生活活动直接分别开     

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趋向

“信息主义”的原初含义是描述当代社会的技术特征的,但由于各个学术领域中研究方法和观察视野上普遍存在的“信息转向”,无疑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去分析人类认识成果中的新特点。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也兴起了一种信息主义的趋向。一方面,这种趋向来自于科学哲学所反思的对象——科学研究中信息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内部自从“语言学转向”和“语言主义”兴起后,也表现出走向信息主义的趋向。从这样一种视域去重新审视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可以启发我们获得新的认识,开阔科学哲学反思的新空间。     

科技时代与人的价值生存

当我们问“科学技术是天使还是魔鬼”时 ,其实 ,我们已蕴涵着对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认可 ,也就是说 ,科学技术具有扮演双重角色的作用。既然如此 ,我认为 ,科学技术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它什么也不是 ,它是无辜的 ,它作为双重角色的扮演者 ,是人类使它成为其中的一种 ,或是兼而有之的“双面人”。因此应该说 ,是人类的天使与魔鬼的双重本性使科学技术扮演了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科学技术是人类发现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 ,因而 ,它应该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 ,在它的建构中应该体现出它与人类生存状态的价值关联 ,这是科学技…     

走进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比较分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产生并发展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两大思想流派。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为分析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的等同性,认为人与自然存在的价值在于在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二者分歧在于,走进人类中心主义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西方二元论与东方单元论。他们都仍执著于人类、自然组成的对象世界,而未意识到所有对象世界都是意识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此这般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和创造出来的,都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性。因而,意识人类应根据现有的实践认识水平,认真地去修正、完善已被显现、设定、建构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地去显现、设定、建构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切不可将任何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绝对化、固定化、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