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自然性”问题的厘清与辩驳

道德增强派与反增强派之间的博弈一直在持续，反增强派以“不自然”作为反驳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应用时，多从“自然道德被作为人为之物、道德医学化对道德疾病的等同、人性尊严受损与人格同一性的断裂”等方面进行论证，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增强派以“纳入科学研究范围、顺应大众的常见技术、道德治疗的优手段”为理由所作的“自然”角度的论证，也有较大漏洞，易被二次反驳。症结在于，以“自然性”作为一条规范性论据去支持与反对道德增强技术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自然”概念本身的歧义性与复杂性，对自然与非自然的判定标准及适用界限未达成统一，易陷入将其作为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误区。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过程论视域下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论辩双方皆从后果论的分析框架出发,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使得论辩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通过引入现象学的过程论思想,表明道德增强技术恰恰构成了对传统德性习得过程的省略甚至剥夺,使该项技术进一步导致个体经验的剥夺和个人同一性的剥夺这两个伦理问题。从而道德增强技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提升人的道德能力,反而会因为道德经验的普遍阙如,使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道德能力成为不可能。     

克隆人之我是谁?

克隆人之我是谁的问题,关系到自我同一性问题。研究表明,仅深层的纯粹自我才有严格的自我同一性;并且,只在众我同一的理论中,我之克隆才是我。克隆人技术配合记忆移植后才有延长人生寿命的现实意义。     

蒯因论同一性

在蒯因的著名口号“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中,“同一性”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恰当地被忽视了的问题。本文力图表明蒯因对同一性问题并没有作出合适的解释。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情感的生物医学干预与道德增强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意在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解决各种与道德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生物医学认知干预增强和情感干预增强。情感干预是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最主要的方法。发展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需要对情感干预的作用以及合理性进行深入研究。当前生物医学情感干预受到的三种主要的质疑是:情感增强是否是有效的道德增强方法,情感所激发的行为有没有道德价值,以及反道德情感的减弱是否侵犯自主性。情感干预是一种有效的道德增强方式;完全由情感所激发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维护人的同一性,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反道德情感的削弱或消除不会直接降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并不会侵犯人的自主性。通过生物医学方法对情感进行干预是一种有效的、合乎伦理的道德增强方式。     

那个位置是什么

曾经有一个哲学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围绕着这个问题．很多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他们的心都在“流浪”、在寻找．有时很迷茫，不知自己在找什么，他们的心流浪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很多人被淹没，也有些人最终找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那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只有心知道。     

实验有其自身的生命吗？

实验有其自身的生命吗唐磊“实验有其自身的生命吗？”这是一个对于象我这样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业余科学哲学爱好者非常有吸引力的问题。所以，发表于贵刊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上的一篇精采的同名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实验有其...     

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与人格自我论研究的理论创新

传统西方哲学对人的个体研究侧重于人格或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而当代哲学则更加注重于人的价值学和实践生活方面的研究。而且，当代哲学超越于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通过回应当代自然科学技术革命最新成果，加深了对人的本质、价值和实践等问题的理解。比如，前些年人学研究热烈讨论“裂脑人”、“冷冻人”、“挟体人”、“复制人”等问题。最近时期，克隆技术的发展向我们提示“克隆人”时期的到来。网络技术发展使“网络虚拟人”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性问题也尖锐地摆在面前。韩民青教授在他关于未来人类大结局的设想中更是提出了“非原生人”、“文化系统人”的理论，这些都使得传统哲学关于人的理解面临一次实质性的革命。笔者认为，无论面对何种奇妙形式的人学或人格自我论问题，我们都必须坚持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把人看作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发展和自我完善化的存在。我们还要立足于价值论思考，把当代人类现实生活需要与意义的满足作为理论的归宿。我们还必须坚持辩证法的批判与开放宽容精神，要通过各种理论观点的比照与辩驳，来发现解答当代人学问题和人格自我论各种问题的真理。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数学哲学:一个充满迷惑的领域

维特根斯坦被公认为是当代最具原创性的重要哲学家。本文关注他对数学哲学问题的言说。这个关注不仅缘起于本人对数学本性的持续不断的惊异，也缘起于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当代数学哲学的研究中，维特根斯坦的话语处在边缘，他的“意义在于使用”并没有被我们的哲学家视为诠释数学本性的一个独特的角度。传统数学哲学追寻的那个本质的东西仍然困扰着我们的哲学运思，它存在吗？维特根斯坦“解构”了那个本质吗？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     

认知增强的风险及其治理

认知增强在帮助人类获得更强认知能力、实现更强认知效果的同时,也触发了对人自身的安全、公平与自由、情绪情感与人格"同一性"、"天赋属性"的消解、潜能降低与进化单一等诸多风险。创新主体的"责任意识"不强,个体在选择使用认知增强时对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审慎程度不够,社会舆论引导的不够合理,技术监管体系的欠完善,是认知增强风险的主要成因。对于认知增强采取"无限制发展"与"完全禁止发展"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针对其风险,应从认知增强的创新主体、使用主体、技术的社会环境、技术监督监管等方面积极寻求治理之策。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可行吗?

近几年,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成为西方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通过药物、基因选择等生物医学技术,增强或削弱人的情感使之具有更好的道德动机,从而提高人的道德行为。尽管科学家运用生物医学技术在调节道德情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道德情感难以量化、道德心理的复杂性、道德多元化以及道德增强本身带来的伦理问题都将给道德增强带来严峻的挑战。所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不可能取代传统的道德培养模式。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传统道德培养的优势,重视认知和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情感的表层调节。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熵增或熵减:评析弗洛里迪建构的宏观信息伦理学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现代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其所引发的众多新的伦理问题也令人深思、亟待解决。然而,这仅仅是第一代信息伦理学的任务。弗洛里迪试图构建第二代信息伦理学,对ICTs引发的伦理学难题背后的哲学框架和概念基础进行深入思考,并从信息哲学的研究视角构建一种原创性的信息伦理学框架,以填补概念上的“真空”和澄清一些概念上的困惑。我们尝试厘清弗洛里迪信息伦理学基本概念上的疑惑,并讨论该伦理学与当代机器道德实践研究的关系,最后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相关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     

技术发展与伦理秩序

本文考虑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命题较之“科学负荷道德价值”命题更易被人接受，主要集中讨论技术伦理问题。通过对既有文献的考察注意到当前技术哲学研究正在从一般技术批判转向技术伦理探索，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目前面临着敬畏生命和生命牺牲、控制世界和世界失控、生活改善和环境破坏的伦理困境，最后提出了在公民、企业、政府和全球层次上构建技术伦理秩序的基本线索。     

休谟人格同一性理论中的真正问题

在《人性论》的附录中,休谟称自己在《人性论》第一卷中对人格同一性的说明"很有缺点",他的"全部希望都消逝了。"休谟发现的是怎样一个严重的问题?Yumiko Inukai和Galen Strawson新近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但他们都没有抓住真正困扰休谟的问题。休谟人格同一性理论中的真正问题在于:休谟对人格同一性的说明必须依靠一个与一束特殊知觉不同的自我观念,而受制于休谟自己坚持的经验主义原则,他并不能提供这样一个自我观念。     

“我”是什么?——当代自然主义的个人本体论问题

在当代自然主义的背景下,追问"我是什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当前自然主义在个人本体论问题上的可选方案主要有虚无主义、动物主义、构成主义以及四维论。其中,动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自然主义框架去把握和解决人格同一性问题。不过,这种专注于处理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动物主义是不完整的,因而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容易受到传统心理连续性标准的挑战。一种完整的动物主义应当包含一种适当的自我模型并在意识问题上承诺了某种一般性的立场,换句话说,应当是自然主义整体世界观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