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治理的“负责任创新”柔性模式研究

“负责任创新”是多主体参与科技创新评估预见、反思整合、协商对话与监督反馈的开放迭代过程,依据社会需求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规范性引导,以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良性互动。构建“负责任创新”柔性模式,是在科技创新与治理领域形成以弘扬“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责任文化”的价值取向;倡导多主体在平等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责任共建与协商共治;创新整合并灵活运用治理工具以提升治理效能;建立以责任为导向的多主体政策学习机制,助力我国科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试论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

作为科技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关键,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柔性治理架构,以责任文化和科学精神为价值取向,倡导科技治理主体进行平等互动与民主协商,以灵活多样的治理工具为载体,构建多层次政策学习机制,进而加快科技体制深化改革进程和提升治理绩效。     

科技风险识别差异及其治理:以纳米科技发展为例

科技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但是不同利益主体对风险的识别存在着差异,甚至存在着冲突。在此以纳米科技发展为例,分析了多元利益主体对风险识别目标、识别模式,以及风险归因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与冲突,我们认为需要加强科技风险治理,从而实现纳米科技负责任的发展。     

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多层次治理——苏格兰的经验与启示

多层次区域边界、差别的制度和多元政策主体使区域科技创新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通过解析苏格兰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多层次治理模型及运行机制,分析在功能、部门和层次三个维度的框架中政策网络的整合过程,为区域性科技创新治理系统的网络治理及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借鉴。     

论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指导下，针对知情同意失效、去匿名化以及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三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有限认知、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片面价值观相结合是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之后，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两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和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多国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

在拉美农业大国阿根廷,农业数字平台正加快普及,农民数字能力得到提升;在欧洲"菜篮子"西班牙,物联网的应用让蔬果种植更加高产高效;在耕地稀少的以色列,农业领域的数字创新已形成一套科研与推广体系……如何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推动传统农业转型,正成为世界多国共同研究的课题.     

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规范建构——以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

法治化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途径与关键保障。目前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面临三重现实困境,首先反映在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之间本身存在某些紧张关系,由此反射到法治层面,则对法治带来了众多外部冲击。而后,如何调适这些紧张关系也对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困境的叠加使得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供给显得薄弱与滞后。为此,在规范建构上,一是针对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内在紧张关系明确规范前提,即正确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二是通过全面的规范路径逐一回应两者相互关系带来的对法治的外部冲击。三是通过一种更高层次的视角建立以互动为核心的规范保障,在体系层面满足两者相互关系对法治提出的更高要求,由此形成“法治供给有力—伦理治理有效—科技发展有序”的良性传导机制。     

论科技政策制定主体的变迁与模型选择

本文从科技政策的制定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制定主体的演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科技政策模型的选择的变迁，并结合这种发展趋势，研究了当前我国的科技政策制定主体与模型选择问题。     

创新主体子场域及主导效应模式分析

在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中,以实践为中介,将场域与惯习相互关联,最终形成紧密相关的互动结构。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作为一个场域,对场域中各个创新主体的惯习有着重要影响,而惯习反作用于场域,指导各个创新主体形成以自身为主导的子场域来更好地进行实践创新活动。根据场域-惯习理论,从多维创新主体视觉出发对科技创新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科技创新主体内涵;在把握创新子场域的主体——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以及科技服务中介等科技活动主体现状与惯习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研究了五大主体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各自发挥的主导效用以及相互之间关联性、互补性和协调性模式;基于对创新子场域的主体主导效用分析,建立了评价模型,可以为现实中的科技创新场域提供一种便于操作的惯习方法。     

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功能、角色与路径

科技社团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发挥组织、研究、规范、约束及宣教功能。这些功能天然地内生于科技社团之中并在国家制度安排下呈现为组织动员者、探索研究者、标准制定者、监督约束者及宣传教育者五项角色。基于上述功能和角色构建了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实现路径,并从体制机制改革、组织治理变革、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提出科技社团更好地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举措。     

对数宇化技术前景的探讨和分析

本文讨论并提出数字技术与数学科学的内在联系.并根据实际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数字化技术只是信息化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阶段,尽管数字技术已经并将继续推动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智慧政务:信息社会电子治理的生活化路径

信息技术应用的生活化趋势,不仅推动着电子政务向电子治理过渡,也使公共需求日趋小型化,表达着公民对电子治理走向日常生活的渴求。然而,随着科技越来越智慧化以及个性化信息设备的应用,智慧政务及其交互型治理结构使电子治理实现生活化成为可能。智慧政务通过跨边界的集成与泛在化公共服务的提供,推动着包容性电子治理的实现。公民实现了对技术的宰制,呈现出技术民主的愿景。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论

本文提出了科技体制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内部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分析框架;并依据这一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五个"里程碑"及其阶段进行了评判性考察。文章重点讨论了宏观层面的管理协调问题,中观层面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经费分配问题,微观层面的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问题,并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科研机构伦理审查机制设置的历史动因及现实运行中的问题

科研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是科技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设置的历史原因最初在于公众对各类非人道地对待人类受试者或实验动物的科研行为的道德关注，其次源于社会对科学家能否通过自治实现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活动的质疑等等。中国自2000年以来已逐步建立起科研机构伦理审查规范体系，但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审查结果的一致性问题、研究发展和伦理审查适当平衡的有效性问题等等，亟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必要的科研伦理咨询服务组织，拓展和完善科研规制框架和监管体系，以为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从事高质量、负责任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提供重要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持。     

中国地区科技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与实际测度研究

在清晰界定地区科技竞争力的概念基础上，从科技投入能力、科技配置能力、科技支撑能力、科技管理能力与科技产出能力五个领域，遴选了45个评价指标构成了中国地区科技竞争力的理论评价体系，采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理论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筛选和验证，进而建立了包括科技投入能力和科技产出能力两个领域共14个指标的中国地区科技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以该评价体系为工具，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我国31个省市的科技竞争力进行实际测度、排序和分类。Kendall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表明，地区科技竞争力排序与国家科技进步水平排序具有很高的效标关联效度，说明本研究的地区科技竞争力测评结果是可信和有效的。     

数字丝路上的智慧农业和减贫故事

<正>中国农村电商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助推“三农”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依托“数字丝绸之路”开辟出一条新赛道。随着数字技术逐渐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治理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尤其传统乡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正通过探索数字赋能,加快乡村经济、文化、生态建设,有效推进乡村治理,弥合数字鸿沟。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干细胞治疗乱象的社会建构与责任反思

本文借助确定性凹槽和配置用户概念构成的分析框架,深入当前我国干细胞治疗乱象的社会建构脉络,提出由于我国监管机制的欠缺和滞后,推行干细胞治疗的临床和商业机构获得了特殊的行动空间,在媒体的配合下,他们对潜在用户的需求意识进行了持续的建构。但建构过程的无序和缺乏规范,最终导致了干细胞治疗治理乱象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反思性地探讨了相关社会主体的治理责任。     

国家主体科技计划向农业倾斜

农业科技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的整体发展进程。“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村科技投入将成倍增长，国家主体科技计划向农业领域倾斜，首批项目安排40多亿元，重点围绕新农村建设，从技术研究、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等方面进行系统部署。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探析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有利于提升科技决策的正当性,强化科技政策的公共性,防范科技发展的风险性。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仍然存在制度保障缺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能力薄弱和参与途径较少等问题。推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要多维并举,一是转变决策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科技决策模式;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律法规;三是依托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组织化;四是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能力;五是借鉴国外经验,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