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康有为对日外交思想

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康有为,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认识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主张拒和与进攻。同时,他能够突破传统封建思维,接受外来先进事物,主张借鉴日本、实行立宪制。但在抵抗与学习中,因阶级属性所限,康有为又明显存在依赖日本保皇救国的局限的一面。总之,其对日外交思想是个人阶级性和时代性的产物。     

论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

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是其维新启蒙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康有为提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科技启蒙观，极智极富，争雄竞长的科技比较观，变法急务，富强至计的科技人才现，是世界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巨浪对我国近代历史影响的反映。     

康有为的修辞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论文是中国修辞学的宝贵史料。但现行的几部中国修辞学史和《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均未提及康有为的修辞论，也许这是一个疏忽或遗漏。     

整合、引大、创新、扶强——丹灶五金产业升级的“八字格言”

丹灶镇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西部，周边与狮山、南庄、西樵、白泥等镇相邻，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就在这里诞生。     

倡导言论自由宣传改良派主张--试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报业发展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同时 ,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有影响力的报人 ,对近代中国报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与康有为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政党报刊 ,对冲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严厉的结社、新闻出版禁令 ,有开山之功 ;主笔《时务报》风行天下 ,宣传了维新变法的主张 ,扩大了维新派的影响 ;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 ,宣传西方先进思想 ,提倡民主民权。他所创办、主笔的这几份报刊在各自生存的有限时间内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鼓动、引导的职能和作用     

康有为与近代文化过渡形态

我们过去强调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对的，但却忽视了他在改造中国传统化、会通中西化方面的历史地位。其实，他是一位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化理论家、诗人和章大家，是近代中国化的代表之一。他是中西兼容古今的化理论家、诗人和章大家，是近代中国化的代表之一。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思想启蒙与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前仆后继。他们以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富于时代气息的进取精神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一页页的光辉篇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君主立宪奋笔疾书，奔走呼号；孙中山、邹容、陈天华……为民主共和殚精竭力，出生入死。     

康有为对佛教的推崇、选择和内容转换

在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同时",宗教思想特盛"的康有为对佛教推崇有加。在众多的佛教流派中,康有为特别崇尚禅宗和华严宗,他对佛教的取舍和诠释是对佛教内容的转换,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同时引领了近代的学术风尚。     

理想与现实——清末贵州社会变革之再思考

贵州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封建帝制在贵州的统治，但是，革命很快归于失败，革命的结局与革命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切，根源于贵州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之全国说来更加的落后和弱小，在客观物质力量的成长还未壮大到足以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的时候，一种渐进的和平改革道路也许是当时最好的选择，而激进的，理想主义的行动酿就的只能是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     

康有为孔教说述评

当儒学在近代面临内外双重危机时，康有为提出了孔教说，试图通过儒学的宗教化来改造儒学，推行维新变法，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康有为的孔教说是站在官方立场，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是庞杂和矛盾的，但仍然是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以康氏为个案，可以看出近现代“儒教是教学说”的发展、演化轨迹。     

自然人性与人人平等－－《实理公法全书》评述

《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全书》采用几何方法，旗帜鲜明、逻辑严密地运用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人人平等”等思想，大胆地否定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论证了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合理性。     

康有为"以商立国"与岭南人的"重商"思潮

康有为是一位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改革家和思想家。他既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和激情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的学人。他的思想学说和改革主张，既是对中外化的承袭和吸取，又是近代中国尤其是广东的商品经济和“重商”意识的产物。     

丘逢甲康有为的历史重叠与分途

丘逢甲与康有为都是近代中国名的爱国、教育家和诗人。两位世纪伟人并世生存了49年，可历史只给他们在香港和新加坡两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感情、思维模式和言论行动，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历史的重叠不是简单的重复和相加，也不是偶然的奇遇和巧合，而是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构架、大趋势和大方向。从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衡定，     

我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记郭嵩焘出使英法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一个地主家庭。19岁乡试中举,29岁中进士,点翰林,跻身封建士大夫阶级上层,步入政界。他与著名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关系非同一般。18岁读书长沙岳麓书院时,他就与曾国藩换帖订交,后来又与曾国藩、左宗棠成了儿女亲家。他与李鸿章是同科进士,至交朋友。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官运亨通于清廷,而是落得个“骂名穷极九州四海”的下场。作为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一员,他在打破近代中国闭关自守状态的过程中,迈出了领先的一步。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梁启超称他是洋务运动时期“最能了解西学”的人。     

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近代转向

中国传统本体论是价值型的，近代思想家们通过学习、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使其逐步向存在型本体论转交。康有为、谭嗣同使宇宙观由生成论上升到本体论高度；严复将本体论由变易形态推进到进化形态；早年的章太炎又提出了“阿屯”说；直到孙中山的进化本体论，中国哲学本体论基本上完成了其近代转向。     

带着镣铐的精神舞蹈--黄遵宪研究之一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朝廷腐朽。生逢其时的黄遵宪，在青年时代就胸怀天下，器识不凡，他反对封建经学，主张学以致用，对于八股应试之作不屑而无奈，为了取得施展抱负的社会身份，他辗转赴试，然却三战三败。28岁时（1876年）终于科举出仕，遂偕同何如璋东渡日本，成为中国第一位驻日使馆参赞，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来稿摘登

政史科何德廷同志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翁同和——兼论地主阶级改革派》一文中谈到,翁同和出身于清初以来就和满族统治者结合的汉族官僚世家,又以状元进身,历仕显宦,其头脑中充塞封建的礼义道德是显而易见的。但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冲击,翁同和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革派掀起变法维新运动时,翁同和利用自己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向光绪保荐康有为,推动光绪下定变法的决心,实际充当了光绪和资产阶级改革派之间的桥梁。     

简论谭嗣同的全变观及其理论渊源

19世纪末，日本发动侵权的甲午战争，打败腐朽的清王朝。谭嗣同面临风雨飘摇的时局，力主全面改革，救亡图存。谭氏振臂高呼排斥满族 贵族统治，猛烈批判二千多年来固有的封建纲常名数，为民权摇旗呐喊，这是他全变观的主要内容。其基本依据是王船山“器变则道变，器亡则道亡”的唯物论思想，从西方传入的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法国卢梭的的天赋人权观，佛学中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     

孙中山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新探索

一、文化大变局中的上下求索明清之际，与资本主义萌芽相伴生，中国早期启蒙火化出现了，这是中国文化由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演进的征兆．然而，在强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的高压下，中国文化仍旧设有脱离农业一宗法社会的固有轨道．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曾经长或迟迟领先于世界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历史第一次向中国人提出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变异、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就成为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文化领域里上下求索的主题．中国又比开始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