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李贺的生死观——兼论唐代诗人对生与死的理解与诠释

诗人李贺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病痛和政途失意造成心理的阴霾在其诗歌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诗风的急剧转变也是畏惧死亡的某种心理折射;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构建,在美好的仙境中寄托超脱凡世的追求,体现了李贺自我超越的生命态度。儒家中庸生死观在唐人思想中有表现,唐朝诗人追求精神超越,说明李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品读李贺的诗歌,既能深刻地体悟到李贺本人的生死观,又能进而理解唐人对生死的各种诠释。     

论唐代诗人李贺的诗歌创新

李贺是唐代比较标新立异的一位诗人,他仅活了27岁,但在他＂昙花一现＂的短暂生命里,他呕心沥血于诗歌,独出机杼,自成＂长吉＂一体。他的诗歌想象怪异,意象虚幻巧妙,意境幽奇冷艳,一方面,他在诗歌中塑造了很多＂鬼＂的形象,开拓了诗歌题材的＂鬼＂之世界;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幽冷凄艳的独特视觉感,显得很具有视觉冲击力。总之,在唐代诗歌创新方面,李贺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苦闷的天才——李贺

苦闷诗人——性格上的悲剧在我国历史上为数很多的文学天才中，李贺也许是最早熟、最能敏感地体味人生苦难的诗人，这决定了他诗歌基调的忧郁悲愤。他是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作品情调阴郁低沉，奇崛冷艳，李贺卓异的诗歌才华，在某种程度上说亦得力于他的反常性格。“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示弟》）李贺“以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失意归来，不免悲伤怨愤，说尽管身体不好，病骨支离，现在尚能活着回来就是不幸中的大幸厂，至于人世间什么卑鄙的勾当没有呢？诗人一方面顾影自怜抒发了沉沦不遇的感慨，…     

唐代诗人与酒的情结

唐代诗人多以饮酒著名,"酒"在唐诗中颇具份量,折射出唐代诗人与酒的情结。唐代诗人好酒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饮酒养生;二是通过宴会、诗酒文会广泛交友;三是饮酒以激发诗兴;四是借酒浇愁。通过对其"咏酒诗"的分析,以求时唐代政治、文化、社会风气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唐代诗人学士的体育活动

目的研究唐代诗人学士的体育爱好,揭示其影响和启迪。方法以唐代诗人学士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结果唐代诗人学士不仅擅长吟诗作赋、舞文弄墨,许多人还有体育爱好,甚至体育技艺突出,特别是其体育聚会在中国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结论唐代诗人学士参与体育活动,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游历四方,胸怀天下,是唐代开拓进取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     

构建老年人和谐生命——关于老年人生死观的思考

构建和谐生命,树立合理的生死观,是老年人获得晚年幸福的关键.老年人合理生死观应包括:全面认识死亡,努力保全第一生命,实现延续第二生命,正确理解第三生命,积极建构第四生命.     

论李贺的病变与文变

疾病对诗人的影响历来备受关注。中唐诗人李贺以多病著称，本文根据其诗歌及相关史料推测，他可能患有肺结核和抑郁症等疾病．这些疾病不仅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对其诗歌创作内容、风格也带来了明显的影响。     

论唐代诗人的多维人学价值观与创作多样性

唐代诗歌从题材内容到风格特点呈现多元化色彩，既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也与诗人特定生活环境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思想化的相对开放、明、活跃，建构了诗人多元化的人学价值观。他们受多维人学价值取向影响，常常在特定条件下，对其思想化心理加以调节、反思甚至重构，并把其复杂内涵真实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从而形成作品从题材内容到风格的多样性。     

我有迷魂招不得——大唐鬼才李贺的生前身后事

远远的,我们眺见一位面容清癯的少年骑着一匹瘦马从唐朝溟濛的雨雾中走来,瞧他的装束,一袭宽松的青布袍罩着羸弱的身体,难说是贫寒,是落魄,还是飘逸。惟一显眼的,是别在他腰间的那只锦囊,不知作     

唐代文学研究的第四部曲——评王辉斌《唐代诗人探赜》

王辉斌教授的《唐代诗人探赜》(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是其计划中的“唐代诗人研究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三部曲”分别为:《孟浩然研究》、《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其间,他还出版了与“三部曲”关系密切的《唐代诗人婚姻研究》。这四部著作与《唐代诗人探赜》一道,共同构成了王辉斌先生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唐代诗人探赜》一书的体系性很强。从内容上来看,本书与前“三部曲”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前“三部曲”主要是对盛唐三位大诗人孟浩然、李白、杜甫的研究考索,而《唐代诗人探赜》则在此基础上扩展到对整个唐…     

论唐代诗人笔下的岭南商业文化

在诗人笔下,唐代岭南商业虽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在本地乃至全国有着不可取代的经济地位,但这种商业已纳入全国商业整体规范之中。一方面,多元文化决定了唐代岭南商业生态群落的多样化,作为海洋文明主要形式的海外贸易空前发达,而区域内的商业文化则仍保存着严重的落后因素；另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强势挤压,岭南传统的商业文化的主流地位逐渐丧失,商业文化蜕变为岭南新文化中耀眼却脆弱的亚文化。     

论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与诗人戎旅经历的关系

文章从唐诗诗体一般性研究和边塞诗研究的现状出发,初步界定了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的基本要素,并通过文字和电子文献,基本检索出了现存所有的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并对七古边塞诗人的戎旅经历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与诗人戎旅经历的关系.     

论李贺对李白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李贺与李白诗相比 ,不论是在抒写人生感慨的主观抒情方面 ,或是以丰富、奇特、瑰丽的超现实想象和作品表现出的鲜明浪漫主义特征方面 ,还是在情感表达、章法结构的跳跃性方面 ,或是诗体特别是对乐府诗的偏爱与学习方面 ,二者都有着明显的渊源、承传和影响关系。李贺对李白诗虽多借鉴、继承 ,但更多创新和发展。     

论李贺诗歌三重境界中凸现的生命意识

在李贺诗歌构筑的现实、仙界、鬼域三重空间境界的多重协奏中,反复回旋着的一个主旋律是生命意识,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现实的困顿、疾病的煎熬、仙界的虚妄使得死亡这一事实无所遮蔽的呈现在诗人面前,鬼域就是这种生命的边缘体验的具象化,其独特之处是借助民间文化中的巫鬼形象来推进人类对死亡的体验,同时也使其诗歌风格走向了奇诡幽艳。     

儒家文化与唐代文人的担当精神

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性。唐初、盛、中、晚各个时期都有影响这个时期的重要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帝王大臣们关注的,也是文人们所关注和参与的。初唐文人的辅国安邦、盛唐文人的兴业建国、中唐文人的改革弊政、晚唐文人的深刻反思是唐不同时期文人的不同担当精神的体现。唐代文人自觉地将自己与时代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出力。唐代文人的担当精神是儒家社会理性的成功实践。     

孤独者之歌——论李贺咏马诗的悲剧意蕴

李贺的咏马诗蕴含着诗人浓郁的“宝马”情结,诗中的“宝马”意象异彩纷呈,凝聚着诗人强烈的身世之感,流露出浓重的孤独情调,是诗人一生心志、理想、乃至生存状况的典型写照,也是诗人寂寞哀怨、困顿躁动灵魂的映射。     

人文精神的现代性——兼论审美的边界性

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但这种关系正是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而造成的，因而，开放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守护人文精神，对生命活动的当下性和超越性的关注成为一种现代性精神。     

论唐代吐蕃与麽些的关系

藏族和纳西族在历史上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白族是三兄弟,藏族是老大,纳西族是老二,白族是老三。藏、纳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长期的密切交往,也有因封建中央王朝的介入或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战事纠葛。两个民族在喜马拉雅边缘地区谱写了灿烂的历史篇章,写下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意义非凡的一页。如今藏学和纳西学成为举世关注的显学,由于历史上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苯教和东巴教的研究成为相互缺一不可的交叉学科,唐巴地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发展、茶马古道上的经济贸易史也…     

论南朝文学批评视域中北朝文学的缺席——兼论南北文学融合的实质

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文学等几个方面分析南朝文学批评视野中北朝文学的缺席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文学史上所谓的“南北文学的融合”的实质是：在南朝文学艺术形式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安文学所蕴含的生命精神的回归。北朝文人在创作上率先实践，而南朝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提出这一问题。     

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上)——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

诗人朱湘和顾城之死 ,在中国新诗史上震动较大 ,曾经是评论界关注的两个热点。作为纯粹诗人和童话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和执著 ,朱湘与顾城有相似之处 ,而他们之间的差别又是相当明显 :朱湘把生命的意义沉醉在诗歌创作中 ,至于顾城 ,却将生活等同于诗歌。朱湘和顾城都是十分相信艺术功能的诗人 ,而他们的艺术世界又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 :诗歌之于朱湘 ,是梦想的港湾 ,精神的支柱 ,希望的寄托。而顾城 ,却因他对“个人主体”的沉迷和对自然的发现 ,力图营造一个脱离现实的幻型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