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反"洗钱"刑事立法有需要继续完善之处:洗钱罪的立法相对滞后,影响了对洗钱犯罪的打击;"洗钱"范围限定的过于狭窄,不利于对洗钱犯罪的惩处;与洗钱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配套,惩治洗钱犯罪的效果不明显.本文建议对洗钱罪立法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对洗钱罪进行修改,使其具有超前性;二是合理界定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三是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论洗钱罪的刑法调控

洗钱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对洗钱罪的刑法调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进行了明确立法,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相对简单。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论洗钱罪的刑法调控

洗钱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对洗钱罪的刑法调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进行了明确立法，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相对简单。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比较中德两国洗钱犯罪,完善我国洗钱犯罪立法和司法的几点建议

在洗钱犯罪刑事立法上，德国刑法和我国刑法在立法步伐的早晚、“洗钱罪”范围的界定、洗钱记录构成要件的规定以及洗钱犯罪的处罚等各个方面，体现出立法技术、立法体系成熟度的差异与利弊。     

论我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我国关于洗钱罪的立法相对简单。深入系统地研究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论洗钱罪的若干问题及其预防对策

洗钱罪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打击洗钱活动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我国也已将之确定为犯罪并写入刑法,对于我国控制洗钱犯罪以及在控制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是,我国洗钱罪的规定尚有不完善之处。本文从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以及对洗钱罪主体范围进行讨论等方面,对完善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提出几点建议。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找出预防及打击洗钱犯罪的一些对策。     

论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洗钱是一种复杂而隐蔽的国际性金融犯罪活动.随着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跨国犯罪的日渐猖獗,各种犯罪活动所产生的收益(赃款),皆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金融系统加以清洗.但是,由于我国反洗钱工作起步较晚,各项立法工作滞后,目前我国与洗钱罪有关的刑事立法、行政立法及其它法律制度仍有许多不足,我国反洗钱法律机制还需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对完善我国反洗钱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洗钱犯罪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对我国反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剖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洗钱犯罪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完善我国反洗钱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对洗钱行为的打击是通过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等惩罚方式实现的。这与我国刑法的立法体制相符。我国刑法打击洗钱的立法规定并不违反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也不违背国际条约的规定。     

反向置评洗钱罪的完善

洗钱罪从设立起经过了多次修正完善，学者指出的一些问题仍需完善。从反向角度严肃思考，通过对洗钱罪的发展历史的追溯、洗钱罪与行政立法就洗钱行为定义的对比以及国际立法角度对扩充洗钱罪上游犯罪进行理性批判，逆向考察建议将原罪主体囊括进洗钱罪主体范围的论调，反对将洗钱罪的主观方面进行盲目的扩大，并就应该完善的洗钱罪的行为方式提出建议，以期更好的服务于司法实践。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洗钱罪的补漏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在修改了洗钱罪条款的同时,将原来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弥补了刑法第191条沈钱罪条款涵益砸过窄的固有缺漏。对于木构成开珏法第191条洗钱罪的其他洗钱犯罪行为,可以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析

现行刑法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之后,理论及实践中对该罪的主客观要件等基本问题的争议甚多,对该罪的罪名、罪状、法定型的修订建议更是歧见迭出.文章首先根据现行立法对该罪的基本构成的相关要件进行了全面阐述,探讨了该罪在立法领域的缺陷,建议将本罪罪名更改为"故意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在基本构成要件中取消"徇私舞弊"和"情节严重"的规定,在规定基本法定型的基础上,规定升格法定型并明确其构成条件,总体上提高本罪之法定型.     

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刑事责任的根据及其界定

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二犯罪主体说和一犯罪主体说的争论,在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处罚的形式根据是刑法规定,而深层次原因在于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在人格上具有双重性。同样,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也有不同认识,但均有失偏颇,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应该是指有资格代表单位,并在其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以单位名义组织实施单位犯罪行为的自然人。     

社区矫正与刑法价值实现

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对其实现离不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社区矫正的发展与演变伴随着刑法价值理念的转换。现代刑法价值对于社区矫正的催生作用,和社区矫正运行对于刑法价值实现的推动作用,是认识两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刑法价值视角下,我国应着力处理好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功能与恢复性功能的关系,并通过立法保障和制度设计引导社区矫正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