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觉”说的回顾与反思

有关“文学的自觉”，先后有“魏晋文学自觉说”、“两汉文学自觉说”、“宋齐文学自觉说”等争辩，对于学术研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文学的自觉”说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不能作为一种文学史的规律性判断。     

诸种“文学自觉”学说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文学自觉说"一经铃木虎雄和鲁迅提出,便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通识。然而,近三十年来,"魏晋文学自觉说"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关于"文学自觉",学术界先后推出了"汉代文学自觉说"、"宋齐文学自觉说"、"春秋文学自觉说"等截然不同的观点。究其原因,"文学自觉"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既可指杂文学的自觉、纯文学的自觉,又可指独立文学批评的出现。从中日现代学术的视角出发,"魏晋文学自觉说"依然是一个更为稳妥的学说。     

关于性别视角结合于地域文学研究的思考

文学的性别研究是以文化研究为根基的一种“性别诗学”，建立在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基础上的“地缘诗学”是文学之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在文化研究这一宏观学术范畴中，性别和地域的视角、方法完全有可能结合于文学研究之中，性别的思考和地域的思考可以在差异性的寻求方面达成默契。将性别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地域文学研究，是在性别诗学和地缘诗学相结合的层面中开辟多元一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关注地域文学的“性别书写”可以有效地整合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和地域研究，成为开展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场域。     

变形母题的文学阐释

中外文学中尤其是神话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以“变形”母题为表现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定因素：特定的人物即发生“变形”的主人公，特定的情境即导致异化、发生变形的具体情节语境。本文试着从“变形”母题与社会背景演绎，变形母题与异化思想，变形母题与民族意识三个方面对中外文学中的“变形”母题作一定的平行研究，探讨“不同的创作环境、不同的历史阶段给类似的文学主题带来了怎样不同容量的艺术表达方式”。     

从汉语史的角度论《列子》非魏晋人所伪作（上）

《列子》非张谌伪作的看法,已经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学术界仍存在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今本《列子》:“从思想体系和语言风格看,可能是晋人作品.”(《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22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魏晋人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42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关于从思想体系、思想内容看,《列子》是先秦作品而不是魏晋作品的论证,详见另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论<列子>非魏晋人所伪作》.本文专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论证<列子>非魏晋人所伪作.从语言使用方面,认为《列子》是魏晋人的作品,持这种看法的人虽有一些,但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还只有杨伯峻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此文最初发表于《新建设》杂志1956年7月号,后收入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辨伪文字辑略”中.持从语言使用上看《列子》可能是魏晋人作品的看法的人,大抵都本自杨伯峻的这篇文章.     

党史与文学的“肝胆相照”——评常勤毅新著《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

常勤毅的新著《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是一本以文学的视角来解读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事件．或者说是站在文学史与党史的交叉点上来研究文学的学术专著。该书被认定为与中共党史“配套”且十分重要的“辅助教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该书的探索和尝试更表现在作者站在党旗背景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些作家比如蒋光慈等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上。     

萨都剌研究综述(1949-2015)

萨都剌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公认的元诗大家。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维度对萨都剌研究史进行了梳理。萨都剌作品研究、文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萨都剌生平、族属、文本归属情况依旧存在争议,尚期待新文献的发现与习见文献辨伪、辩误的深入。未来,可以深入探讨萨都剌的文学成就对于整部“中华文学史”的贡献,并且期待能够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对这位色目才子进行全面的解读。     

“闵凡利作品研讨会”综述

2010年底，“闵凡利作品研讨会”在枣庄学院中文系召开。与会的文学评论家、青年作家、专家学者近30人从不同视角，评述了闵凡利的中短篇小说集《一路莲花》《心中的天堂》《找啊找啊找啊找》等作品，就闵凡利的文学创作经历、创作心态、创作精神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评论家、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文化霸权下的认同与错位——试论“皇民文学”表现形态之差异及本质蕴意

“皇民文学”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已成定论，但对“皇民文学”作品的评价却莫衷一是。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学者，甚至出现美化“皇民文学”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皇民文学”的表现形态及具体作品，作出一番梳理。从文化阐释角度来看，“皇民文学”表现出了在异族文化侵略下的民族认同与错位，体现出一种反文化特质。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世界第一大知识产权公司是如何被瓦解的——没有家族资本做“粘合剂”，任何知识产权资产都会变成“粉末”

美国的霍华德·休斯早年通过继承和购买专利,创立了休斯公司,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开启了“科技沸腾时代”。他对科技创新的“剧烈”投资、“颠覆性”设计、“梦幻式”追求令大多数国家无法企及。休斯这种美国私营部门无比巨大的创新力、无比神奇的成本控制力一旦被激发,其发展“灭国兵器”的能力超乎想象。但随着休斯家族的崩溃,使得休斯营建的科技帝国逐渐被瓦解。不过经历了“休斯崩溃”带来的漫长休眠期后,曾经变成“粉末”的休斯知识产权资产正在重新聚合,重新发酵,重新扩张,重新爆发,美国新的“科技沸腾时代”可能再次开始,而这得益于美国独特的“保护家族知识产权”的最高战略。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真相与启示:湖西“肃托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于1939年8月至11月,它由湖边地委发端,迅速扩展到整个苏鲁豫边区。事件的制造者们以逼供信等手段,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中国的"肃托"发端于王明、康生,和共产国际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事件中,主观臆断、逼供信、滥杀无辜等给后人留下了深痛的历史教训。     

宋元时期的另类“北庭”与“北庭人”

"北庭"在历史上又有"庭州"、"别失八里"等称谓,在古代西域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时期,籍贯"北庭"之人,多有自称"北庭人"者,他们的族属则往往被视同于畏兀儿人。与此同时,宋元时期,"北庭"或与"北朝"等称呼一样,往往被用来指称南北对峙政权中的辽金及蒙元、北元等北方政权与其都城;或指纯粹地理方位意义上的蒙元、北元等政权与其都城。因"北庭"可指称蒙元政治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北庭人"往往指当时的国族—蒙古人。     

云南壮族绘画史发展概说

从各个历史时期绘画发展的状况看,云南壮族绘画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其一,原始氏族部落时期“濮越”的绘画,这是云南壮族绘画艺术的萌芽时期,作品具有原始简朴的艺术特征;其二,句町国时期“濮僚”的绘画,这是壮族绘画艺术的成熟时期,作品具有精美娴熟的艺术风格;其三,土官、土司统治时期“濮侬”、“濮衣”和“濮傣”的绘画,这是壮族绘画艺术的发展时期,作品具有敦厚神秘的艺术特质;其四,近、现代的绘画,这是壮族绘画的融合时期,作品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倾向,反映了壮族绘画与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逆反心理”的探究

大学生“逆反心理”危害着大学生道德、人生观的培养和树立,削弱高校思想政治的影响和渗透力,其形成有其心理特征、认知发展的主观因素,也有社会、高校、教育者的客观因素。应努力改善社会和校园环境,允许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存在和碰撞,进行教育方法的根本变换,对存在“逆反心理”的大学生,要进行“心”治、“理”治和“法”治。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     

萍乡傩文化论析

"傩"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影响力。萍乡被誉为"中国傩文化之乡",萍乡傩历史悠久,流传甚广,形态原始,傩文化资源丰富,特色明显,"三宝"俱全,有其独树一帜的风格,是学术界研究古傩的活化石。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史学研究不断扩展并克服自身发展危机的必然产物。“全球史”克服了“世界史”存在的弊端,为史学发展增添了新思维、新内容和新方法。“全球史”可以视为广义“世界史”的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