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关系初探

沈德潜是乾隆朝前期的诗坛领袖,他与同列康熙诗坛六大家的王士禛和赵执信都有交往。赵执信因与王士禛论诗不合,作《谈龙录》攻讦王氏诗学,王、赵之争成为影响清代诗坛的著名事件。沈德潜在评判王、赵之争上明显站在王士禛一边,但他在构建试图取代王士禛神韵说的诗学理论时,也吸收了赵执信《谈龙录》的一些观点。在王、赵之争的诗学背景下,辨析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观念的异同,有助于人们看清清代中期诗学和初期诗学的关联与流变。同时,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是迄今最有影响的清诗选集,然此书于赵执信有定位不准、校勘不精、评注失实之弊,一并予以辨析。     

从清代论诗绝句看清人对赵执信的评价

赵执信是清中叶山左著名诗人,也是“清初六大家”之一,历来为诗评家所关注。文章立足于郭绍虞等先生编辑的《万首论诗绝句》,从中稽查到评论赵执信的论诗绝句39首,代表了清人对赵执信诗歌及诗论的看法。因目前学界只重视各种诗话及序跋中对赵氏的评论,而对清人论诗诗资料鲜有涉及,文章特援引论诗绝句中的有关评说,以为学界参照。     

王士禛战争诗对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继承

学界对于王士禛的认识一般都专注于其神韵理论及他的所谓＂神韵诗歌＂,而忽略其现实题材诗歌。研究王士禛的战争题材诗歌,我们可以看到,王士禛主动向杜甫学习,他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以反映战争为主;他的战争诗不但反映了战争给后方人民带来的各种深重灾难,同时还表现了对和平的殷切期望。     

从《墨香阁集》看赵执信与彭维新的交往

彭维新的《墨香阁集》中有3题8首诗记载了他与著名诗人赵执信的交往.彭维新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至雍正元年(1723)秋曾任山东学政,《墨香阁集》中关涉赵执信的诗作应作于彭氏任职山东学政期间.笺释、考证彭维新的8首诗,可以补正前人在赵执信生平研究上的失误和不足.赵执信《饴山堂集》中之所以对彭维新只字未提,可能与彭维新后来获罪以及赵执信晚年删订诗集时舍弃应酬之作有关.     

王士禄与王士禛词之比较

清初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二人的词，都有《花间》《草堂》的风调，他们在创作上体现出不同倾向：王士禄闺情之作表现静态的浓艳之美，山水之作表达隐逸的思致，王士禛写人有秀逸之美，写景注重历史时空因素的发掘；王士禄抒情较为内敛，含蓄蕴藉，王士禛则趋于外向，注重环境的感发；王士禄在表现上工笔描摹，有较明显的雕琢痕迹，王士禛重于写意，自然流畅。     

诗歌本质论——中国诗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于诗歌的本质问题是诗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诗论对这一问题有过较深刻的论述 ,但比较分散。诗歌的内涵从“诗言志”到“理、事、情”并举是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诗赋欲丽”到“诗与文之辨”,使诗歌的特征越来越明晰。诗歌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和“诗教”说。诗歌本质学说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试论钟惺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综观钟惺诗论，巳隐然有着完整的体系且见解深刻。如在本质论的认识上，传统的“性情说”是种从表达和描述的对象上来界定的初级本质论。钟惺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和哲学的层面上，认识到了“审美性情”这种较为高级的诗歌本质论。其诗歌创作以独特的“幽深孤峭”的风格在明末诗坛刮起了一阵竟陵旋风。但相比之下，其诗歌实践与理论有相当大的偏差。本文试从社会和个人诸方面探讨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     

《文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

《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自成理论体系,其一是《明诗》篇中对诗歌抒发情志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二是《情采》篇中强调诗的缘情审美特性,提出“为情造”,达到诗歌创作中情理并存、情志并重的状态;其三是《知音》篇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诗歌批评鉴定理论,对诗歌鉴赏的主体和客体诸方面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其四是《神思》、《隐秀》篇中对诗歌意象的深入探索,指出诗歌的特点就在于意存象中、隐在秀中,主客观相通,物我交融等,这些都是刘勰对中国诗论的重大贡献。     

从题画到亲历:王士禛栈道诗的比较研究

王士禛曾作两首栈道题画诗,后又两次入蜀,创作了大量栈道山水诗。王士禛的栈道题画诗,景象阔大,视角丰富,以诗的语言展现了栈道图的全貌;王士禛的栈道山水诗,写景状物,抒情言志,体现了仰观俯察的时空视野,穷形尽相的山川刻画和深沉凝重的人事感慨。王士禛的栈道题画诗与栈道山水诗,在视角变化、景物选取以及感情内涵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观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比较全面地关注诗歌活动中包括作者和读者双向主体的价值，既注重从创作主体方面进行审视，又重视从接受主体方面加以观照。这就使其生命诗学观趋于完整性，从而弥补了以往诗学偏重于作者创作方面论诗而忽略在读者接受方面论诗的缺憾。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切入到生命的视域，其主旨在于提升诗歌的品位，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审美教育作用。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对“兴观群怨”、“兴会”、“人格”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理解和独到阐释，于此对前人的生命诗学是有所充实和超越的。     

钟嵘《诗品》“汉都尉李陵”条疏证

李陵诗与楚辞的渊源关系主要表现在：屈原和李陵二人的身世背景和人生遭际相似,诗歌作品都注重怨情,都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李陵诗在诗歌内容、意象描写和语言表达上体现了＂凄怨悲怆＂的风格。钟嵘评价李陵诗的理论方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姜斋诗话》看王船山的诗学观

船山诗学,与中国古典文论一同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即语义的含糊性。通过辨析《姜斋诗话》中船山先生正横渠之学、斥佛老申韩的具体情况,得出对船山诗学的定义,即纯正的正统思想,而又直面现实正析善恶的伦理诗学。由船山的诗学观得出一些启示,即中国传统思想突破之难和中国诗学的实践理性之根深蒂固。     

《赵氏孤儿》在日本的流布与演变

自《春秋》中出现有关赵氏家族的记载,“赵氏孤儿”的故事历经无数文人、艺人的改编和演绎,迄今已有多个版本。日本净琉璃歌舞伎《菅原传授手习鉴》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赵氏孤儿”故事的题材,吸收了中日两国中有关“赵氏孤儿”历史典籍的精华,并受到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也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间接影响。近年来,《赵氏孤儿》这部传统戏剧及其故事也逐步通过影视、网络等多种手段继续传往日本。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

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辛弃疾对宋词自然意象的开拓——以稼轩词的竹意象为例

稼轩词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意象的大量运用。现有的研究多着眼于辛词中的战争和军事意象,而对辛词的自然意象关注不够。辛词中有大量的自然意象,这些意象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和象征意味,与作者的人格交相呼应,集中体现了作者高洁、坚贞的个性特征。文章以稼轩词中的竹意象为切入点,分析其词竹意象的内涵,探讨竹和作者人格精神的契合点,并进而梳理辛弃疾对宋词自然意象的开拓之功。     

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     

论徐灿词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徐灿词是继易安词之后又一女性词的高峰,表现出异于以往女性词的某些特质。其词在主题内容上突破了以往女性词的闺门情思的局限,艺术风格上表现为＂尽洗铅华＂、＂绝去纤佻之习＂和词境深广、词意深隐等特征。这种词风的形成是由词人的词学观念、所处时代以及自身身世所决定的。其词风经历了一个转变的发展过程,且与时代大环境下文风的转变包括女性文风的转变相一致。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