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近代两种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之比较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存在两种差别甚巨的文化结合模式即中体西用与作用不二。"中体西用"是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法，但它不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唯一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之方法模式，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进步思想"；"体用不二"承继了"中体西用"的合理内容，它是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历史而产生的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结合模式。     

简析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本文主要论述了“中体西用”理论的形成、缺陷以及当时它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基于信息技术“数形结合——自主探究”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数形结合”是数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良好素材，而自主探究性学习是新课程改革倡导的学习方式。如何把“数形结合”思想落实到学生的自主探究性学习中？本文以信息技术为教学平台创新“数形”呈现，建构出“数形结合自主探究”的课堂教学模式，并具体的分析了“渗透形数，发现问题；揭示形数，自主探究；深化形数，构建体系；创新形数，迁移能力”四环节的实施，进而探讨了该模式操作的策略。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之关系辨析

本文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萌生、发展与完全定型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它不是某一个人物的独创，而是近代思想家不断探索的结果，是群体思想的结晶。“中体西用”思想之所以归于张之洞名下，成为其代称，不是时人误会了梁启超的语意，而是对其不合时宜地重弹“中体西用”老调的讥刺。尽管“中体西用”思想曾经阻碍过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但它在特定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论“中体西用”思想由进步性向落后性的转变

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应以1883年中法战争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中法战争之前“中体西用”思想具有进步性和必要性；在中法战争之后它就由进步性转向了落后性。     

试论清末民初知识界文化心态变迁

当乾隆年间西方列强出现在中国时，中国士人坚守“华夏中心”说，将西方列强视作未曾开化的蛮夷，把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成果当作“雕虫小技”。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方有所改变。此时中国知识界开始正视西方列强的工业成就，但仍然秉持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并以“中体西用”指导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备受刺激的中国知识界方才开始正视西方文化，意识到它是有体有用，堪与中国文化并肩的文化，并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到五四时期，在内外因素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至此“华夏中心”说被摒弃。     

论"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作用

“中体西用”思想由于其“中体”而备受争议，但其“西用”确对中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整体，“中体”和“西用”是密不可分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二者相辅相成，没有“中体”也就很难有“西用”，没有“西用”，“中体”也就没有意义。抛开争议，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     

论李长之的现代文化建设构想

李长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构想在现代文化出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他通过重释“五四”,立足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三种典型文化观的反思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方向。他关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参照价值。     

“中体西用”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关系

“现代化”是清末以降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思想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知、选择和规划为基底的。而“中体西用”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之最早的反应模式。这两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超越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困局 ,寻求一条“科技”与“道德”协调、“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健全的现代化道路 ,无疑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孜孜探索和努力构建     

创新是"万里模式"之魂

通过深入学习、研究“万里模式”,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创新的精神（理念）文化是“万里模式”的坚强支柱;创新的制度文化是“万里模式”的发展保证;创新的机制是“万里模式”的核心功能;创新的办学特色是“万里模式”的生存基础。     

青年毛泽东的学习观及其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青年毛泽东学习目标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学习态度为“咬得菜根”、“取人之善”；学习原则为博约结合、学恩并进、学以致用；学习方法为“实事求是”、实用有效。青年毛泽东的学习观对当代大学生学习的几点具体启示是：大学生学习要由依赖型学习向自主型学习转变，要由学会型学习向会学型学习转变，要由封闭型学习向开放型学习转变，要由知识型学习向能力型学习转变。     

工学一体化教学评价对中职学生影响研究

工学一体化教学是一种将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结合到一起的教学模式。因此，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开发中，要遵循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要关注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做到“工”与“学”的结合，实现工学一体。目前，工学一体化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在全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的改变，越发地凸显出教学评价的重要。工学一体化教学评价对中职学生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如何通过教学评价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将有怎样的提高等，都在本文中做了简述。     

论文化交流中的视角转移与观念更新--以郭嵩焘为例

本土、异域文化因异同而有交流，因交流而有价值评判；其层次和水平，取决于主体的视角与观念。主体的视角转移与观念更新，往往预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化观的诞生。郭嵩焘是中国最早派驻西方的外交使节和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化使者，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先行者。使西期间，郭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社会，认真追索了西方富强的文化原因。对西方哲学、经济学以及政治、法律、新闻等方面作了较为理性的分析和评价，并表现出了一种谨慎认同和接受的倾向。郭的西方文化观已跳出了传统的基于本土立场的“中体西用”论，而进到了站在西方立场评价西方文化的“平情立信”的高度。这一观念更新无疑得益于文化交流中的视角转移。     

固守传统、背弃传统与融合开新——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三次转向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三次转向：其一是固守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坚持中体西用的保守主义，文章把这种文化态度称为固守传统的零度转向；二是背弃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文化，这是背弃传统文化的180度转向；第三种文化态度是一种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的开放的文化态度，既珍视传统文化，又要走出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走出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形成一种开放型、学习型的文化态度。     

论孔子的人格学说及前途

孔子的人格学说，是孔学体系中最有现代价值的理论。孔子人格学说的直接历史渊源是发达的周文化；孔子继承和完善了周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孔子人格学说依“人”、“禽”之辨，“人”、“民”之辨，“君子”、“小人”之辨为梯阶，最后达到“仁”、“知”、“勇”的理想人格境地；孔子的人格学说在回应未来世纪的“文明冲实”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优势；若能加入西方人格学说中的“情”、“意”因素，将形成较为完善的人格模式     

工学结合：双赢背后的两难

工学结合是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创新，从理论上来说，工学结合能够实现校企“双赢”，但现实中，工学结合却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对“矛盾”，一是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二是工学结合决策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因此，工学结合要真正实现“双赢”，必须正确处理这两对“矛盾”，明确地方政府、高职院校、企业的角色定位，构建高职院校、企业、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工学结合机制。     

论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差异：寻异求同的视角

文化差异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能起阻碍作用，而政治层面的文化差异则是两岸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最大障碍；化异求同，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认同，是两岸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根本路径；“厦金模式”能够成为两岸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先行先试模式。     

住宅建筑的文化精神性研究

结合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因素，按时间顺序，总结了我国居住建筑不同时期的文化特色，同时结合当前的国情及国外居住建筑先进的理念，提出我国住宅建筑今后的文化发展之路：对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精华的继承，通过传统住宅元素的提取，融入到现代的住宅创作中；新技术的运用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贯彻实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通过技术提升住宅的文化品味，是住宅文化精神性发展的新方向。     

“人大学派”考释

经过数十年的积淀，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的“人大学派”。“人大学派”是兼具师承性、地域性和问题性的综合性学术共同体；“人大学派”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学术共同体逐渐创造，并自觉发展和维系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模式；“人大学派”和而不同、异而相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