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吐蕃”的起源和本真音读考

汉语词“吐蕃”的注音历来有分歧。文章探讨吐蕃一词的起源,认为“吐蕃”并非吐蕃政权或族群的自称,而是他称;吐蕃作为他称应先产生于突厥并后传于吐谷浑,吐谷浑人引导吐蕃使者通使唐朝的话,其所介绍的吐蕃名称应是“音自于突厥”。结合“吐蕃”一词在唐代的音韵表现和敦煌出土吐蕃时期汉藏文对音材料,分析“吐蕃”一词起源时“蕃”的本真音读为重唇音声母和-n韵尾韵母,不可能读为bō,主张按“追史从古”原则给“吐蕃”注音。     

吐蕃东渐与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及族群分布格局演变

吐蕃东进,在藏彝走廊地区引发了频繁而剧烈的族群互动,藏彝走廊的族群分布格局亦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岷江上游及大渡河一线以西在吐蕃控制下的众多部落发生“蕃化”,基本上形成了藏彝走廊西部以藏族为主的族群分布格局。     

试论唐代河北地区胡化与汉化的两种趋向

河北地区在安史之乱后便达到了“全是胡化”的高潮，这在各镇镇帅出身和日常生活中，在军事组织的军事民主中，在整个社会中，都表现得极为明显。此后河北地区又逐步开始汉化，汉化原因有内地汉人大量入仕河北，各镇帅力行汉化等，最根本原因是先进文明对后进野蛮的吸引力。河北地区在汉化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汉化进度不一，汉化总势中伴随胡化逆流等现象。     

笔记人类学:我的情有独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四

与一般人类学研究者不同的是 ,潘年英教授更多地选择“笔记体” ,而不是通常的“报告体”来做为他表达的主要形式 ;而所执立场却是站在土著族群一边 ,可以说是土著族群利益的代言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主要表现在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上 ,他提出的相对贫困论观点 ,以及对土著文化衰亡的原因分析 ,在人类学界可谓独树一帜。     

吴虞“非孝”思想析论

在家庭尊长和社会顽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吴虞以中西方理论为资源,提出了“非孝”思想.他指出,孝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在伦理上有利于长上而不利于幼下,同时还揭露了孝的诸种危害.吴虞认识到了破除封建家庭制度的迫切性,主张以“和”代“孝”.虽然当时学界对吴虞的“非孝”思想褒贬不一,但吴虞的“非孝”思想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孝”思潮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正掀起“弘孝”思潮,然而当代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不容乐观.立足于社会现实,吴虞“非孝”思想中的基本价值以及吴虞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周大鸣、吕俊彪的《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出版

族群以及族群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在关于族群概念、族群文化、族群认同以及族群关系的诸多讲座与争鸣当中,族群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较少为讨论诸家所关注。村落共同体的实证研究与区域文化     

台湾族群问题与“台独”势力的政治利用

族群问题是当今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积弊。每到政党竞选之时，族群问题就成为各政党争相操弄的选战工具。其中，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时族群问题、尤其是原住民身份的利用最为明显和突出。“台独”势力对族群问题的政治利用不仅是出于其政党斗争的目的，更主要的是为其“去中国化”的“台独”目标服务。     

美国国会少数族裔议员"反华"动因探析--以PNTR投票为例

美国少数族裔议员群体在美国国会外交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以美国少数族裔议员PNTR投票为典型个案,分析美国少数族群议员群体的特点,并对少数族群议员在表决给予中国PNTR待遇时投反对票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表明美国少数族群议员并非蓄意反华,其行为不过是美国国内政治及社会现实的折射。     

汉语对新时期外来词语的同化与融合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大量外来词语涌入国门，有专家学者认为我们汉语西化了，也有人认为是英语对我们汉语“渗透”了，我们则认为汉语以她的大度、宽容接纳了它们，并且将它们同化乃至融合。具体体现：（一）外来词语译字的汉化，表现在外来词语译字的语素化；（二）外来词原型的汉化。表现在原型的拼音化；构词规则的汉化；词型的汉化。本文针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分析，用以证明不是我们汉语西化了，而是我们汉语把外来词同化了、汉化了。外来词语丰富了我们汉语词汇，但在丰富的同时也存在一个规范问题，如何规范是我们要长期做下去的一个课题。     

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宾道”观念

宾主式行礼模式大量存在于周代礼仪制度中.以宾主式的分庭抗礼代替君臣式的上下尊卑,揭示出前中央集权时代,君臣关系并不如后世般的等级森严.为君者自立为主,尊臣为宾;为臣者升格为宾,以道自重.君臣之间共同推崇的这种主宾式的行礼观念即“宾道”.“宾道”在礼仪中是通过主人与宾客的面向与位次来表现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则表现为为君者尊宾尚贤,为宾者以道自任,用宾客的身份进行“宾谏”.对“宾道”观念的揭示,为思考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唐诗与“五陵少年”

＂五陵少年＂是在汉唐陵寝制度、陵邑文化中孕育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任侠品质和进取精神,为很多唐代诗人追慕与歌咏。唐诗中＂五陵少年＂所具有的理想光辉、英雄气质和浪漫情怀,是盛唐气象的有机构成。     

唐代西南边“西山八国”同唐朝的关系

唐代西南边的八个羌人小国总称西山八国,因其部落酋长从唐初就接受了唐朝的官职封号,实际上接受了唐朝的羁縻或统治;由于其地势在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中甚为重要,在广德元年相继被吐蕃攻占后,唐朝在贞元年间收复失地,西山八国因而率其部众内附,重新接受唐朝的羁縻,唐代史籍中开始出现西山八国的称谓;唐朝自贞元年间始置＂西山八国安抚使＂,说明唐朝对西山八国地势的重视;而吐蕃要进攻唐剑南西川或维持对南诏的控制,故尔屡次同唐朝发生对西山八国的争夺战。     

论唐诗中的“镜”意象

"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唐诗中"镜"意象的频繁出现与唐代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其自身的流衍是密切相关的。唐诗中的"镜"意象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之情和对时光易逝的感叹。     

论唐代"孝"的进一步政治化

唐朝继承西汉以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把儒家的孝道伦理普遍运用于政府的施政实践。唐朝统治者将“孝”进一步政治化，一是力图理清“孝”与“忠”的关系，达到移孝于忠；二是将孝伦理变为更具体、详细的法律条文。     

唐宋词“帘”意象的审美意蕴

“帘”意象在唐宋词中出现频率极高，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艳美、柔美、幽美唐宋词人喜用“帘”意象是时代特殊的审美风气、士人“女性化”心态及词“应歌而作”的体式功能造成的。     

唐代婚姻中的并嫡现象探析

唐代开放风气弥漫整个社会,婚姻生活中存在的并嫡现象能有力的证明这一点。唐代的并嫡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时代背景、唐代婚姻的宽松环境、传统的“广继嗣”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但其出现只是暂时的,唐以后渐趋减少,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涉梦作品比较

通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涉梦之剧的情节梳理,总结两者在创作思想与主题表达的相似与不同,进而阐述在文化与时代环境的影响下,相关作品均以各自文明中的伟大时代为背景,聚焦梦境与现实中人物命运对比,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建立起一种时代隐喻;同时两人在主题的书写上不约而同地融入时代启蒙思想。不同的是汤显祖以戏剧为手段来折射社会现实,但缺乏直接的批判,神佛思想的介入弱化了作品的现实性;莎士比亚则借助戏剧以实现直接批判现实的目的,呈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上,汤显祖表现出对六朝文风的沿袭与挪用,呈现一定的时代闭锁性,而莎士比亚则是在英国中古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和改造。     

汤显祖“至情观”辨析

汤显祖的"至情观"在其戏剧作品尤其是《牡丹亭》中展露无遗,然而"情"在汤显祖这里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情"的承认和赞美,二是"理"对"情"的引导和收束。前者是论"情"的起点,后者则是"情"的落脚点。因此汤显祖不仅是"情"的歌颂者,而且也是"情"的批判者。     

浅谈唐传奇乐极生悲主题

乐极生悲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主题之一。作为中国小说成熟标志的唐传奇自然有诸多名篇佳作涉及这一主题。本文即从历史的传承、现实的环境、作家的心境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     

张祜宫词中盛唐情结的文化阐释——兼谈晚唐诗作中的“马嵬”意象

张祜是中晚唐之交的著名诗人，在其宫词中留下了许多唐王朝由盛而衰转捩点上的标志性印记。安史之乱的爆发，陡然打断了大唐盛世霓裳羽衣的艳丽华章。曾经无比辉煌自信的皇朝只能沉浸在无限感伤的追思中，在“忆昔开元全盛日”的自慰声中蹒跚而行。而马嵬事变中的唐玄宗、杨贵妃无疑也成了诗人们反思历史、寄托哀思的最佳象征符号。在张祜宫词中，霓裳羽衣曲、华清池、马嵬坡，乃至玄宗时期的音乐、歌舞、乐伎、庆典等大唐历史转捩点上的重要意象，都成了张祜笔下盛唐情结的一种凭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