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苟鹤、方干、郑谷、曹邱、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     

“北郭诗人”文章观与诗学观之关系

"北郭诗人"在文章观上坚持"明道",在诗学观上坚持"缘情",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源于他们对"道"的理解。"道"首先是天地人文、物理人情之规律,于是他们用"缘情"的方式表达了对"道"的理解。但是"道"又有伦理道德属性,这提升了"情"的内涵,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又有大量社会化的写实倾向。"缘情"而"节情",构成了他们诗学观的核心。而这又连接着他们的文章观:既强调儒家范畴的文道关系,又在创作实践中对"道"的表现形式灵活多变。对"节情"的认可,使"北郭诗人"纠正了杨维桢的"缘情"观;对"缘情"的坚持,又使得他们不能迅速适应明初"主旋律"的文风。这也构成"北郭诗人"的尴尬与复杂。     

浅析“晚唐体”对宋诗发展的影响

本文通过论述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宋末四灵、江湖派等宋代诗派对宋初 “晚唐体”派的艺术特征的革新及继承,探讨宋诗的发展轨迹。     

杜甫与宋调的形成与变异

杜甫是对宋调影响最大的诗人,然宏观对其与宋调关系的论述目前尚付阙如。在杜甫作为文化典范被宋人大力推举的过程中,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绍述老杜,把欧、梅等人初创的宋调定型,后江西诗派将其凝定,杜甫也终成宋调的不祧之祖。南宋中兴诗人、四灵诗派、江湖诗人等以学晚唐而力矫江西末流之弊,宋调出现变异,但诸人只是把学晚唐当成学杜的一个环节,杜诗仍是其最高追求。可以说,宋调的形成、发展和变异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对杜甫从不同角度进行接受和学习的历史。     

宋初隐逸诗歌艺术风格探析

宋初隐逸诗人诗学＂晚唐＂宗贾岛,苦吟琢句,又吸取了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长,故呈现出较为独特的艺术风貌。诗歌创作格调高雅绝俗,诗境清苦荒寒,时见冲淡闲逸之趣,整体诗风趋于平淡自然。其诗歌艺术主要是对晚唐五代诗风的继承,但他们摆脱功利主义专门致力于纯自然的题材,清新幽远的诗风在宋初诗坛独树一帜。     

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言志与缘情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典文艺本质的双重规定.金庸武侠小说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武侠刻画人生.以人性人情融合凸显作品生命意识,处处折射出中国古典文学言志与缘情的哲理思想,从而使他的武侠小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内涵与底蕴.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月亮意象

李商隐是晚唐一位极具个性的诗人,他一改元白诗派平实粗俗、韩孟诗派奇异诡谲的诗风,开创了凄美浑融、瑰丽沉绝的诗歌风貌。他善于将外在的物象融入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创造一种朦胧缥缈的意境,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觉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时世之怨,在一定层面上赋予了这些意象特定的人生哲理和宇宙时空感悟,月亮意象在这其中具有代表性。     

诗缘情而言志－试论诗的本体

关于诗歌的表现内容，有“言志”说、“缘情”说以及“情志合一”说。“诗言志”本有丰富的内涵，但作为儒家政本主义文学论纲，被人为地抽象化，于是有“缘情”说的矫枉过正。“情志合一”说则是双重否定之后，“缘情”与“言志”的整合。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在论述诗歌言情要婉转曲折、情与景的结合要关注内在统一，以及要以情为“兴观群怨”的纽带等方面．有其独到理解的阐释和别开生面的新意。它是对“诗缘情”说的拓展和深化。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晚唐咏史诗发达原因新探

晚唐咏史诗空前繁盛的原因有多种。中晚唐科举重史意识,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遍的重史风气,为晩唐咏史诗的繁荣准备了必要的素材。科举试策的辩证思维、社会思潮的求新求异,训练、培养了士人观史时独具只眼的洞察力,使咏史诗处于常新的审美过程中,引起诗人对咏史诗持续的关注热情。晚唐的局势与南朝相似,南方也成了国之命脉所系,再加上晚唐时大量的诗人都有到南方的经历,故使有关南朝的咏史诗因身临其境而真切、形象、生动,从而为晚唐咏史诗的繁盛别添异彩。     

从"言志"到"缘情"——简论唐前诗歌理论的嬗变

中国上古社会文史哲三位一体,"诗言志"起源很早,从汉代起.由于个人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觉醒,诗歌从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转而强调个体审美活动,产生了"诗缘情"说.两者相互配合,共同促成了唐代诗歌高潮的到来.     

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 培养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别山精神育人研究“三缘”回溯

在新时代，“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而如何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将大别山精神这一宝贵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的优质资源，培养造就一代代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成了教育的重要实践命题。基于大别山革命文化研究项目之“大别山精神育人研究”结题成果的《大别山精神立德树人概论》一书，旨在以学术揭示此命题。重点回溯了该成果成书的“三缘”:第一，“地缘”——“28年红旗不倒”的大别山红，大别山精神获批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地缘“属地性”构成了是书写作的第一个缘起；第二，“校缘”——皖西学院有逾百年红色校史底蕴，并以学校升本以来的“红色文化育人工程”实践嬗变之路为主线，解构“以红扬特”之路越走越宽的实践探索进路，校缘“实践性”构成了是书写作的第二个缘起；第三，“项目缘”——受命担纲领衔“大别山精神育人研究”课题，策划设计架构，组建团队，分章落实推进，项目缘“驱动性”构成了是书写作的第三个也是最直接的缘起。最后还概要梳理了是书书稿的总体框架及部分章节要点。     

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

审美情思在艺术想象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想缘情生，情缘想起，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审美情思规定着神思的方向，推动着神思的发展。同时阐明，审美情思与外物的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     

何焯手批本《唐音戊籖》的文献价值与诗学价值

上海图书馆藏何焯手批本《唐音戊籖》是现存何焯评点本中最珍贵的稿本之一，是对现存的何焯评点本进行真伪鉴别、价值判断的依据，是学术界整理校注晚唐诗别集的重要参考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批本代表了何焯晚唐诗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鲜明的文体意识，在评点中发表了创作渊源论、风格论、作家论的观点，形成了以意脉分析法为主的文本解读模式，又具有不容低估的诗学价值。     

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

晚唐时代是一个政局混乱的时期，但随着文学的发展，晚唐的“列锦”辞格仍有发展，与初唐、盛唐、中唐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由《全唐诗》中的晚唐诗歌予以全面考察，列锦辞格在晚唐的运用已是相当普遍，对晚唐诗歌在意境营构、韵律美的创造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晚唐诗歌中的列锦辞格运用虽然普遍，但也有一些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静幽有禅趣之境冲淡有壮逸之气——论王维、孟浩然山水诗意境之不同

盛唐“王孟”并称，号称山水诗派，但二者山水诗创作意境风格却迥然有别。王诗于山水自然澄心静观，超然物外，以禅入诗，故而禅意盎然；孟诗以山水自然体情写志，以“我”入诗，清新淡远又壮逸浑厚。此当源于二人不同的人生履历及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