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茧叟并非那茧叟

张纯、王俊年二同志所搜集的署名“茧叟”的诗(共十二题三十一首),并非出自晚清小说名家吴趼人之手。而是一个名叫夏时济的人所作,望再版《吴趼人全集》时切记。     

吴趼人写过哪些长篇小说

吴趼人所作的长篇小说(包括《胡宝玉》)共有十四种。今后凡论及吴趼人的长篇小说,都当以他《最近社会龌龊史·自序》中所列出的十种,加上未刊完的四种为准。余者皆为赝品或冒名之作。     

晚清四作家小说观平议

刘鹗(1857—1909),吴趼人(1866—1910),李伯元(1867—1906),曾朴(1872—1935),公认的晚清四位著名作家。对于他们的社会政治观和代表作,本世纪以来多所研究;而对于他们的小说观,却研究得不够。本文打算就此做点比较性评论,既把他们的小说观点和在当时居主潮地位的“小说界革命”理论相比较,也对他们各自的观点做互相比较,看看他们各有什么特点。这方面的情况,     

吴鞠通《医医病书》论“医病”浅析

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立＂医病＂之论属于首创。本文探究＂医病＂立论之由,名医吴鞠通心中的为医之标准,对＂医病＂的证侯症情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诊治＂医病＂,修正医人规矩的意义。     

徘徊于新旧之间：论晚清职业小说家的小说理论——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例

晚清以来,随着报刊业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写作"开始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作家"也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在这种情形下,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报刊为谋生的手段。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代表的晚清职业小说家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开拓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颇有见解的理论,表现出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掌握的熟悉程度相当深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考察晚清文学真正的历史地位。     

吴趼人杂俎

吴趼人一生行事,已有王俊年先生为作年谱,复有叶易、王立兴、张纯、魏绍昌诸先生为作补充,故其生平已了然于世。我在翻阅旧报时,偶尔亦有所见,特选录几则人所来言者,以备入谱。     

十年一梦叹倚天,顾盼君心思侬情——浅析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情爱世界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小说从写英雄到写普通人的一大风格转变,作者将人物的情爱与义理放到一个矛盾冲突的环境中来推动情节发展,用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个人与家庭、社会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个人内心的挣扎、取舍种种矛盾冲突来体现的当代情爱价值观,义理观。同时揭示出在当今社会中＂,义＂应褪去一些英雄色彩和利益化,融合到＂情＂,符合现代生活理念。     

论《人性的污秽》中的元小说叙事技巧

元小说指的是＂关于怎样写小说的小说＂。在《人性的污秽》中,菲利普·罗思灵活地运用了元小说的叙事技巧,将小说创作的痕迹即小说写作的缘起、进展与结局等有意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积极地邀请读者参与到对小说意义的建构之中,凸显了罗思书写《人性的污秽》的＂自我意识＂、小说叙事的虚构性与协商性,使小说成为具有开放性质的后现代文本,体现了后现代派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     

赵彦卫“诗笔”概念的变迁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命题为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诗笔＂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位学者笔下却大不相同,李剑国、石昌渝认为主要是指小说所具有的诗歌的意境和情绪;吴志达、林辰、程毅中认为是指小说中穿插的诗词;而王恒展、孟昭连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和他的高足刘开荣却认为诗笔是指存在于小说之外的与小说相配并行的诗歌。＂诗笔＂的本义应该是指小说中具有诗歌形式的韵语,但当代学者用＂诗笔＂来指称诗歌的意境和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论新时期初小说“人”的觉醒

新时期初小说以人道主义话语对极左政治和极左伦理的批判,使其获得了不同于＂五四＂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独特意义与内涵。但＂人道主义＂的再次高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新时期文学的人性复苏。本文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选取众多作家作品进行解构分析,试图研究新时期初小说＂人＂的觉醒。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也说贾宝玉之“意淫”

什么是贾宝玉之＂意淫＂？从《红楼梦》最早的批书人脂砚斋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意淫＂所包含的深刻意蕴作出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认为＂意淫＂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贾宝玉独有的性格情怀,是贾宝玉对女儿特有的非肉欲非功利的真性情。＂意淫＂与＂皮肤滥淫＂水火不容,前者是＂情天＂,后者是＂孽海＂;前者是至真至纯、深入骨髓、浸入灵魂的情的极致,后者是＂淫污纨绔＂与＂流荡女子＂对＂情＂的玷辱与戕害。     

晚清小说理论中的社会效果说

小说在“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时至晚清而一跃称雄文坛,“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与创作繁荣呼应,小说理论也明显趋于系统化、理论化、近代化,“社会效果说”影响甚大。以梁启超为代表,对小说“群治”功能的夸大,虽有鼎新文学观念,促进创作繁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把小说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成为概念化作品的理论滥觞。其无补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失败,有悖于艺术创作规律的结果,使梁启超本人陷于窘境：“十年前之旧社会,大半由旧小说之势力所铸成也”,“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推行“欲新民,必自新小说”的文学主张,不能不解决艺术性与社会效果的关系。黄人谈“美”,徐念慈谈“形象”,吴趼人谈“趣味”,都是借鉴西方进步的美学观点,强调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文学作品的效果必须通过艺术感染影响读者,既是对创作的要求,又有读者的鉴赏能力的需要。晚清小说理论界不少有识之士已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伦理学方面作了有益的理论倡导。晚清小说理论中关于社会效果的论述是十分广泛的,披沙拣金,爬罗剔抉,有益于我们科学地理解小说的社会效果的方方面面。     

融合与分裂——试论吴趼人《中国侦探案》的过渡性特征

晚清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激烈撞击与整合的活跃时期,这一对话过程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就侦探小说而言,从翻译介绍到本土作家开始创作本国的侦探小说经历了一个融合的过程。吴趼人创作的《中国侦探案》虽不成熟,融合之中又有分裂的特质,但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因此,对《中国侦探案》的研究也就有助于认识侦探小说如何在中西融合中找到一条民族化和现代化之路,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杨娼传》主“情”说

对于《杨娼传》的主旨,以往论者多贯其以"义"与"廉",其实它是一篇写情小说。小说中帅甲与其妻的婚姻现实恰好触及了中唐时代门阀婚姻的痛处,而通过对杨娼与帅甲的情与义的叙写,又歌颂了当时下层妇女坚贞而纯朴的爱情。     

论马叙小说的叙事艺术

马叙转向＂低姿态＂的客观叙事,不带感情地写那些商业时代的人与事;他注重＂微量叙事法＂,强调生活细节的呈现;此外,他的＂多重聚焦＂叙事,对于小说主人公的内心展现是很贴切的。总之,马叙小说的叙事都是与他对生活质地的形而上追求紧密相关的,是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并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商业制约下的平庸生活。     

从《醉花阴》到《声声慢》

李清照有显赫的身世,有良好的文化教养,有美满的爱情婚姻,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爱国情怀,也有享受爱情享受生活的逸致情怀。可是,大致以＂靖康之难＂为界,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在她的词作中,体现在她前后期风格等的微妙变化上。那就是虽然都写愁情,但前期写的是＂蜜甜的忧愁＂,后期写的是＂人生暮年的铭心刻骨之愁＂。     

“叙事写人”在明清小说叙事文中的地位以及美学追求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抒情文学以诗歌为主,小说叙事文学出现的时间较晚,发展的较为迟缓。明清小说的诞生和快速发展,打破诗歌垄断的局面,我国小说叙事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到明清时代才真正繁荣起来,创作出很多可以傲视世界文坛的小说作品,并且创作出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小说叙事理论,即明清小说评点。学术界已经深入分析与研究明清小说叙事中的写人与叙事,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明清小说既重视塑造人物性格,也注重情节刻画。其重视叙事写人的审美因素,成为我国小说的美学特点。论文以明清小说评点为切入点,基于小说叙事理念,对叙事写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审视,并深入研究明清小说的叙事角度与结构、"叙事写人"在明清小说叙事文中的地位及审美追求。     

论苏童小说《菩萨蛮》中的反乌托邦情结

《菩萨蛮》是苏童转向现实的代表作,叙述视角独特,内涵深厚。现从＂乌托邦＂的概念出发来解读这部小说,通过分析看出苏童在《菩萨蛮》中有一种反乌托邦情结。在＂反宗教乌托邦＂、＂反阶级乌托邦＂论述的基础上,来看作者的＂反个人审美乌托邦＂情结,而这正是该小说的独特之处,是作家对人的存在、人的孤独处境的思考。     

《呼兰河传》：“荒凉”一词的修辞阐释

小说《呼兰河传》在第四章反复使用了＂荒凉＂一词。通过对其中四个节首的＂荒凉＂作修辞阐释,可以得到四种修辞义——生与死的麻木,人与人的冷漠,人与鬼的相慰,时与空的消逝。而这四种修辞义分别辐射到了小说的一些具体章节,使小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辐射状的修辞场。     

再论“我把你这个＋Np”句式

在＂把＂字句的研究史上,仅有较少人对从属于＂把＂字句的一个典型而又特殊的句式：＂我把你这个＋Np＂进行过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大量实例的考察,对该句式作了相关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重点考察其语用功能的演化,认为该句式来源于一般＂把＂字句,其作用正逐步由表示责骂向表示嗔怪和无可奈何之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