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粗放到集约：湖北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新路径

湖北作为科教大省,拥有庞大的潜在科教资源,同时也存在着土地资源集约化程度不够、高校科技资源转化率低下、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引导作用不强等问题,如何将潜在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变为社会现实生产力,做好服务地方工作,关乎湖北未来发展的高度和＂湖北梦＂的实现程度。湖北高等院校助力＂湖北梦＂的实现,不仅需要在观点上将服务的主要对象完成从国家到地方的转变,更需脚踏实地地做好自身资源集约利用工作。统筹土地、科技、文化资源,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地方繁荣与自身发展的双赢。     

厨房里的阿诗玛：彝族撒尼人食物体系的符号化表述

饮食在地理区位上的表述是＂菜系＂,而当以＂族群文化＂对饮食进行分类时,诸多的＂民族菜＂就已经端上了人类学家的＂餐桌＂。在文化旅游的背景下,为吸引游客进行＂舌尖上的探访＂,＂民族风味＂在原生状态的味觉传承中,又加入了＂文化想象＂的符号化流转,对饮食进行着符号化的表述与传播。文章以彝族撒尼人食物体系的符号化表述为个案,观察＂阿诗玛文化＂是如何在＂厨房＂与＂餐桌＂之间刻写食物的故事,呈现那个＂厨房里的阿诗玛＂。     

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地域文化——简论“湖北三峡城市群”的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在鄂西南地区建设＂湖北三峡城市群＂,无疑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意义的决策。这一区域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还有着极其丰厚、极富现代价值的文化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浪漫的巴楚文化、典型的三国文化、创始的神农文化以及富于神奇色彩的山水文化,足以装点＂三峡城市群＂的门面,提高城市群整体形象的文化品味,也可以提升＂三峡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     

花腰彝“舞龙”文化传承的现状及思考

云南石屏慕善村的＂舞龙＂,是花腰彝文化传承较好的一个典型,但也存在着传承人减少、缺乏经费、难以真正进入课堂等问题。在现代化、全球化和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病态群理”与“新旧调和”——重读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西文化界明确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在此语境下,章士钊以＂新旧调和论＂为基础,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围绕＂文化＂、＂新旧＂、＂文化运动＂等概念,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病态群理＂,在中国现代文化应该如何发展问题上,与＂新文化运动＂形成对话交流,其中隐含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潜能和动力所在。     

探西南民族地区社区音乐文化建设——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艺术科学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区音乐文化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社区是一个涵盖藏、羌、彝等多民族共居社区。在社区音乐文化建设里,承担着促进民族团结、政治稳定和传承着民族、民间音乐的双重重任。本文以新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对其社区音乐文化建设进行梳理、分析,讨论,以期探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区音乐建设的目的、意义、手段等,更好为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服务。     

“天地之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现状与对策研究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要充分利用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创新、传承、转化,来推动经济转型和城市发展。本文从＂天地之中＂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现状出发,分析＂天地之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推动＂天地之中＂世界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对策建议。     

浅谈地域文化视角下安徽少儿舞蹈艺术的教育传承——以安徽花鼓灯舞蹈教育传承为例

以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三大文化板块为主流的安徽地域文化,是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地域文化为少儿舞蹈艺术提供了文化生态资源,为少儿舞蹈艺术教育传承定位了文化坐标,预设了文化传统特性,指明了文化传承方向。从地域文化视角认识安徽少儿舞蹈艺术的地域文化属性、了解其教育传承现状,重视传统艺术教育的"娃娃工程"建设,有利于区域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区域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     

基于“融合双钻石模型”的西藏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

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背景下,修正和补充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西藏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支撑要素和制约因素,提出西藏摆脱资金依赖、技术依赖的传统发展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产业的四大战略：借助旅游业为主导的＂外需牵引＂,拉动文化产业的＂内生增长＂;通过文化创意促进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将西藏的资源优势转变为资本优势;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政府主动培育,推动文化产业空间集聚,产生极化效应。     

建筑文化的交融初探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应当牢固地树立起＂科学的建筑文化观＂,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加速建筑文化与环境、与民族、与社会、与时代的交融进程。     

上饶人文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旅游是彰显文化的平台,文化是旅游之魂。上饶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尤以红色、古色、名人文化旅游资源最具代表。上饶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改变重景区,轻城区的思路,重点打造明清江南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铅山河口古街,使之成为上饶人文的重要载体,利用朱熹这一文化名人,唱响理学之乡的文化品牌,建设好上饶市博物馆,评选出"上饶三宝",搭上世界遗产三清山、龟峰这一快车,让上饶的人文资源与奇山丽水相结合,使上饶城区成为两个世界遗产的中转站和食住的首选地,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论宁波公共艺术的人文性——以城市雕塑为例

公共艺术是城市建设中传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城市文化特色的基本要素。它对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的提升、对大众情感理念的传达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宁波传统文化的形态和风貌特征是“人居与水”的关系。这种“三江六岸”的格局形式到处记录着宁波城市发展的历史足迹。文章以城市雕塑为例．探讨宁波公共艺术的人文性,以反映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传承并创造新的城市文明。     

从武术影视作品看全球化语境下的武术发展新趋势

武术蕴含了中国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体现着华夏儿女的智慧和精神风貌，“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成为武术研究的重点。世界影视光环下的中国功夫展现了一道美丽的“文化风景线”，武术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一张独具魅力的名片。随着影视和武术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影无武不关，武无影难成”的态势。透过武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武术文化和武侠影视的互动发展关系，阐述武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新趋势。     

蚕桑文化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是小学美术新课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蚕桑文化作为地方文化资源，它的开发与利用对学生的成长和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开发和实施凸显特色的本土蚕桑文化资源，不仅要注重内容的收集和选择，而且要注重美术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的结合。     

江河文化与家园遗产——兼议右江流域的文化结构

人类学的＂江河＂包含着＂长时段＂、多层次的人类生产活动与文化创造,也是观照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尚佳范式。文章在珠江水系—百越古道的整体性背景上,以＂水＂＂域＂＂人＂＂家＂为文化结构维度,对右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分析探讨了右江流域文化的地方性、走廊性、交融性和共生性。右江的江河水系联通了＂水＂—＂域＂—＂人＂—＂家＂的文化生发脉络,生动诠释了＂江河文化＂作为＂家园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论《满江红》琴歌的艺术特色与价值

《满江红》琴歌鲜明地体现了汉语作为一种高度音乐化的语言对声乐曲的旋律发展具有一定指示性。通过对乐歌和琴歌两个不同版本的《满江红》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古曲琴歌《满江红》在声乐性、音乐性、文化性等方面的艺术特色,以及其在文化传承、深度审美能力的培育和表现等方面的教学及表演价值。     

长沙油画的文化品质与学术价值

长沙油画在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概括起来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正是国家文化转型和市场与资本介入艺术的时期。艺术观念从政治需要转向自由表达个人"内心"的需要,"他者"作为一种语言交流形态植入湖湘本土的民族文化中,具有了地域文化的特征,长沙油画就是"油画民族化"的代名词,在几十年的磨励中其文化品质与学术价值在不断提升。     

说唱艺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当代命运——以阿来《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神授》为例

《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民族流传了千年的史诗文化,是祖先留给藏族人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格萨尔史诗传承中,“仲肯”——说唱艺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本身也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然而,他们却均在现代化生活潮流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的《神授》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史诗说唱艺人的当代命运,并通过他们形象的塑造,提出了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新问题,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些深入思考与独特见解。     

萍乡傩文化论析

"傩"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影响力。萍乡被誉为"中国傩文化之乡",萍乡傩历史悠久,流传甚广,形态原始,傩文化资源丰富,特色明显,"三宝"俱全,有其独树一帜的风格,是学术界研究古傩的活化石。     

《泰山编年通史》编纂大旨

《泰山编年通史》全面记述泰山五千年历史发展、文化演进.该书在著述体式、记述内容均较前人有所突破,内容上记“实体山”与“精神山”、记“山体”与记“近域”、记“朝”与记“野”、记“史”与记“文”、记“事”与记“言”并重,同时注重新史料的挖掘、新观点的提出与新理论的借鉴,对山岳文化史编纂作了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