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

现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等。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必须继续推进和深化司法改革,必须进行民事裁判文书改革。民事裁判文书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深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高法官素质的要求。改革民事裁判文书应当从八个方面着眼。     

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之建构

推进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离不开对说理标准本身的前提性研究;裁判文书说理应遵循义务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和功能性原则,并符合三个维度上的标准,即在形式上合逻辑性,在实质上合融贯性,在程序上合交互性。各地在推行裁判文书样式改革、附法官后语、附法律条文、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设置裁判文书说理评估指数等创新做法时,应以上述标准作为功能预判、风险管控及效果评估的标尺。     

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原因与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提供的是一种说明性理由,可以为法官释法说理提供指引,增强判决的合理性,提升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与权威性,并进一步强化司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当前法官释法说理存在一定困境,同时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存在"模板化"、"碎片化"等缺陷.从司法实践出发,将核心价值观运...     

以文载法,和谐审判——和谐司法背景下的裁判文书制作

裁判文书制作是审判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审判活动是否公正、公平的最终体现,也是以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裁判文书要以规范化的制作促和谐、以透彻的说理促和谐、以追求诸价值的均衡实现促和谐。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问题检视及规则设计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随着社会法治的进步,社会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裁决结果,而更加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作为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类型相对较集中。同种犯罪案件发案率逐年提高。当同一类型案件出现不同裁决结果时,法院则处在被动地位。在司法公开的今天,裁判文书必然公开的要求,倒逼刑事裁判文书提高质量,具有完善的说理。     

一则民事裁判文书的评价性手段初探

民事裁判文书是调解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重要的司法文书,是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也是法官行使国家审判权公正性的体现。本文以James Martin提出的评价系统中的介入系统为理论基础,从词汇层的角度探析民事裁判文书的语言特点,总结其彰显法律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实现形式。     

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追求

可接受性是衡量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效果的重要标准。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的裁判受众还包括外国的裁判受众;接受对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考量更加复杂。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复杂性、国际和谐秩序观念、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兼顾等决定了裁判的可接受性追求在涉外民商事司法中有着特殊意义。法律规定是否完善、管辖权是否合理、司法程序是否公正、判决书说理是否严谨透彻等,是影响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的重要因素。     

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路径探析

司法政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规范,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作用。在既有实践中,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有三条主要路径,分别为“当事人陈述”“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除主要路径,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途径还有“首部程序性适用”“尾部陈列性适用”和“裁判引用性适用”三条辅助路径。但从实践看,既有路径存在“当事人陈述”路径急需规范、“裁判理由”路径有待完善、“裁判依据”路径值得商榷等问题。基于此,应当从强调多方责任、统一政策适用、慎重对待“裁判依据”路径等方面优化既有路径,以实现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规范化,进一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     

裁判错误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思考

裁判错误是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对其成因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司法权威的树立、法治社会的达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裁判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法律制度、案件事实、法官素质等方面因素之中,因此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正当程序保障,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与专业素质,是有效防治裁判错误的主要应对措施.     

简论我国判例法制度的构建

判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长期作为法律的重要渊源,并且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实施了判例法制度,因而在我国构建以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有限判例法制度具有现实可行性。我国有限判例法制度的构建应该包括判例的效力、判例的创制主体、创制程序、判例的变更和废止、司法裁判文书的改革等内容。     

基于罪名相关成分标注的刑事裁判文书概要信息提取

近年来,互联网信贷市场迅猛发展,多角度多信息源充分了解贷款申请人的信用情况显得愈发重要。法院的案件裁判文书的权威性、规范性以及其官方可得性,使其成为贷款申请人信用评估的重要数据源。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亟待探索。针对网上公开的刑事裁判文书进行概要信息提取,构建基于罪名相关成分标注语料库的隐马尔科夫模型和最大熵马尔科夫模型,并利用其识别提取裁判文书中的被告人及其罪名等关键司法信息,可以为互联网信贷平台的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提供更充分的信息资源。开放性测试结果显示基于罪名相关成分标注的HMM和MEMM的平均F值分别达到了87.79%、90.25%,说明提出的方法克服了裁判文书格式的差异和罪名实体识别的困难,具有较好的刑事裁判文书概要信息提取效果。     

法官任职现状及其制度设计思考——以“法官员额制”改革为论述背景

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故谁执掌司法权至关重要。目前,滥用《法官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任命法官的现象仍较为严重,且法官以行政级别为中心,法官的行政职务越高,离法官的本职工作就越远;虽然法官人数庞大,但从事审判者不到半数。因缺乏淘汰和监督机制为后盾,鱼龙混杂现象依然较为突出。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原则,选任法官应当统一标准,并兼顾中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少数民族地区。     

人民法院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人民法院以司法裁判影响社会主体规则意识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对H市法院2020年以来司法裁判业务数据的分析,发现司法裁判前端存在多元化解运行机制不完善、中端存在司法裁判质量保障机制不健全、后端存在司法裁判公开示范效应不理想的问题。为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应通过规范司法裁判前端、司法裁判以及司法裁判延伸行为等措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司法困境及解决路径

2005年修改《公司法》后,企业社会责任条款首次被写入法律,正式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法律责任予以明确和保护。但从2005年之后到现在,法院运用企业社会责任条款进行裁判的案例却寥寥无几,反观这些年来企业侵害消费者或者员工的案件却不胜枚举,这成为一直以来困惑许多法官和学者的根源。笔者对于此问题,试图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司法困境出发,探求将该条款司法化的路径。     

法官遴选制度探析

自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司法改革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法院体制改革,针对目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泛滥等现象,如何提高法官素质,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已成为法院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联系实际,对法官遴选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阐述,并对改革中的具体措施提出了建议.     

同案不同判问题反思——基于法律适用的视角

在民事诉讼关系中,司法实践可能对同一案件存在两种不同的认定标准,即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由于法官找法、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不同,难免会产生司法裁判的差异。尽管在民事裁判中采用"高度盖然性"的审判标准,但对该标准的适用应尽可能符合法理原理,应以法律价值、法律目的、人权保障、案件公平为指引。     

诉讼案件社会答疑制度研究

司法裁判活动越来越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围观,部分案件在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和司法公正方面极易引发公众猜测和质疑。构建诉讼案件社会答疑制度,可以及时和有效回应社会公众质疑,并具有弘扬法治精神、引导社会价值、提升司法公信、推进法治治理的重要作用。建议诉讼案件社会答疑限于在全国或某一区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件;答疑主体以人民法院为主,将主审法官作为重要参与者纳入,并可以联合其他权威力量;答疑方式应积极借助司法公开平台,通过庭审直播、微博、微信、裁判文书上网以及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进行;同时,从信息研判、案件筛选识别、工作协调、发布处置等方面建立系统化机制。     

论司法的道德风险

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的价值目标,涵盖整个司法行为和司法过程,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实践领域,司法在实现正义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可能走向正义的反面———非正义,并给社会道德及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司法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源于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制度的内在缺陷;二是司法制度的运作者———法官个人的因素。因此,规避司法道德风险,一要立足于制度改革,建立一个独立、开放的司法制度,二要通过法官伦理制度化培养法官优良品德,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论司法改革的两种机制

司法在一国制度上是以“程序正义‘保障’立法正义”实现的核心环节。司法正义的基础是司法（审判权）的独立，其内动力在于法官之主动性发挥与良知、理智的驱动、因之以外部体制重塑司法机关（法院）的超然地位与公正形象，以内部约束机制去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质且兼有良好道德品质与职业使命感的法官队伍，就成为决定避法改革能否到位的关键。     

司法不信任的历史探析

司法信任问题从古至今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司法不信任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民众对司法裁判结果、司法裁判人员以及司法裁判效力的普遍怀疑上.而造成司法不信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司法活动的本体根源,即司法活动的稀缺性、专业性以及对决性;另一方面是历史原因,包括君主专制的政治考量、司法裁判专业能力不足、文化传承的负面记忆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