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所乐何处",宋朝周敦颐和其学生程颢、程颐早已进行探究论述,今者再探,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1乐在仁德,通过仁德的拥有进而达到一种高于道德的愉悦心情.2乐在知天命,通过对天命的把握,知命方能安命,将一切烦恼排除在外,乐天知命.3乐在境界,忘富贵,忘我,从而实现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天地境界,乐在其中.     

道是虚无恬淡之心契入天地万物的那片无何有之乡

道家的道贯通天地,无所不包。这个道有时被解释为极细微的物质元气,有时被解释为不含任何物质颗粒的绝对的精神实体,有时又被解释为产生万物的逻辑起源,这些解释囿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形而上学框架,违背了道家有无相包、虚实相含的宗旨。道家的道是素朴之心与万物本然相融相契的状态,是至人、圣人、神人以无知无欲之心与天地共运形成的境域,是圣人的心不偏执于一事一物毫无阻碍地、完全地敞开,也就是说至人、神人、圣人心灵的运作敞开了万物按其固有面目契入的无何有之乡。     

试论"天命"

基于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对"天命"概念的两种不同的阐释,按两种思路研究"天命".第一种阐释为:"所谓天命,可解释为人所遭遇的宇宙间的事变,在人力极限之外,为人力所无可奈何者."由此通过论证知:"天命"是在生命历程完成或基本完成后,才被认识的,这是属于认识"天命"的真理.第二种阐释为:"……所谓天命亦可解释为上帝的命令."由此通过论证得到两个结论和一个疑问,并且可看到疑问之重要性甚于结论.     

论孙应鳌的“仁”本心学

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代贵州工学的举旗人。他继承了工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以心为宇宙的本原。他借谈《易经》发挥说：“《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他强调，此《易》之理，“非得自外，得自我也”，是我心生而具有的。这个理，是大地万物的本原．“天地得《易》以清以宁，万物得《易》以生以还，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罔不毕臻”。[1]王学以自我的、精神性的心为宇宙本体，以为万万万物都不过是我心的意念，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遇，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一句继续承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章节主旨，并最终推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大结论。综合来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前半章强调对“果”之“因”的把握；而后半章则重点在于对“因”之“果”的阐化。     

生物是物，生物有理

今天讲的题目是“生物是物、生物有理”，说一点“活物”的物理。“物理”这两个字来自庄子。我非常喜欢庄子的这段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做物理的人是圣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把火自然的美弄清楚，达万物之理。     

与天地相似 故不违 知周乎万物 而道济天下 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 乐天知命 故不忧 安土敦乎仁 故能爱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承接前文,作为第四章的中间部分,这几句继续阐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主旨。在前一部分中,“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     

关于屈原《天问》之反天命思想

本文分两部分。一、“天问” ,顾名思义 ,乃呵天而问也。以“天问”名篇 ,本身便表明屈原对传统所谓天命已自觉意识地抒泄其不满。二、《天问》反天命内容包括 :怀疑天帝对宇宙万物之主宰权 ;天道不公 ;天命反复无常 ,不足凭恃 ,人类自身活动于历史有重要意义     

郭象“物之自造”、“自尔”、“独化”论释义

郭象“物之自造”、“自尔”、“独化”论释义束际成，金荣昌郭象字子玄，是两晋元康永嘉年间最著名的玄学家之一。《庄子注》是他的代表作。在《庄子注》的序中，他对《庄子》之旨作了概括：“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这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     

"万物"观与《庄子》的自然美学

<庄子>中的万物是自然物而非道德物,"自然"构成了对万物本性的规定,同时也成为"道"的法则.作为"自然"的万物,是"无用"的而非"有用"的,因为"有用性"的要求对于物恰恰是牢笼.<庄子>因此主张"观"物而否定以"判、析、察"的方式看待万物;因为"观"物时,人的心灵如明镜,而"判"物时,人的心灵因成心而生区别.对万物如能行之以"观",必能造就出"万物一体"的审美天地.     

葛洪自然观探讨

本文对葛洪自然观进行了初步探讨 ,分别考察了葛洪关于自然的本原、演化以及宇宙结构 (天地关系 )的认识。文章最后讨论了葛洪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及其和某些炼丹禁忌的联系     

黄宗羲穷心的万殊之学

黄宗羲继承其师刘宗周《人谱》的思想,在他逝世前两年病中口授其子黄百家＂盈天地皆心也＂。他认为,穷心即能彻上彻下,天地万物的万殊无不观照,心体流行有条理为性,流行不失次序为理。人物虽禀气以生,心是气的灵明处。心的万殊是我心体变化的印证。心体本身是一,由其变动不居而万殊。心有万殊,性也万殊,继善成性,各性其性,性体为一。心既是理,性即理,这是一个公共的道理,知此,而后可以尽心,穷理尽心,尽心知性知天,把理气心性话题融通和合起来。黄宗羲在其师刘宗周绝食殉明和自己抗清失败的外在自我主体的激烈震撼下,在内在自我主体不断反思中,撰写了《留书》《明夷待访录》。其政治哲学首先是求制度与权利的协调,其次是求职分权力与义务的统一,其三是求道德与法律的和谐,其四是求教育与宗教的辅成。     

天人关系视域中的“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探析

本文以《荀子》为依据,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考察荀子天人关系视域中有关人的思想,阐发他关于天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天应有的基本态度及“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认为在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中,人是他探究的重心,而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探究天人关系的落脚点;并由此揭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意义及当代价值。     

诗意栖居的哀歌——以阿来的六部中短篇小说为例

在海德格尔的生态整体观中,人与自然、人与神（信仰）、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天、地、神、人＂四方关联体是人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前提与旨归。阿来虽不能解答如何实现诗意栖居的问题,但他从自然环境遭破坏,人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族性、神性已失落等方面,为诗意栖居的理想唱起了哀歌,不乏智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与追问。     

人之为人的神性向度--柏拉图的道德哲学观

在柏拉图看来,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在于“人与神相似”,在于“人向神生成”,在于踏上哲学之途,借此育养非凡的德性,最终成为经世济民的“哲人王”或爱智求真的“完善公民”。这一思路不仅折映出古希腊“人文化成”的理想追求,而且代表了柏拉图的道德哲学思想。当然,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这一理想在本质上是难以实现的,但其作为一种希冀的目标,却具有范导人类德行和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理论与当代可持续发展思路的一致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著作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自然观，对人与自然的论述独到而深刻。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劳动是人和自然的中介。在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中，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自然界才造福人类，否则，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激化人和自然的对立，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理论与当代可持续发展思路是一致的。只有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元气自然论探析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元气自然论者,王充提出了"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的命题,一面强调"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一面指出天地是含气之自然。在此基础上,他沿着元气自然的思路解释天地生人以及人的命运,在反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同时,走向另一种迷信。     

境界与觉解--冯友兰境界与觉悟理论述略

一般认为,冯友兰将理学概念转变为逻辑概念,超越但不内在了。但是冯友兰的目标在于对“宇宙”“大全”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使人的境界有一个根本的提升。但是对宇宙、大全把握之前必须对其有一个“性理”的确认,这两者互为表里。其目的在于通过“共相”抽象、超象的认识,超越个体对感性存在的执著,使人获得对自身在社会及宇宙中的确证,这个过程本身必然也必须内蕴道德直觉对形上学的参与。冯友兰将人的觉悟归结到灵明知觉的发展,他的问题在于“灵明知觉”本身有强烈的认识心的色彩,但是他在对“大我”的追寻与确证中自觉不自觉地修正了前述认识,实际肯认了道德自我的发展进程,但是他的根本进路既不纯粹是程朱式也不是陆王式,而是借助西学成为儒释道的混合体,在“成相”和“扫相”的矛盾中使人既看到观念认识的局限性,又看到观念认识及其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个体精神修养的一种路向。     

张君劢与哲学

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家”。哲学对于他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哲学有关世道人心，它的任务是提供一个完整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哲学构成了张君劢政治活动和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君劢的哲学结合了中西哲学的多种资源，他的“德性的理智主义”构成其一生言行进退的深层背景，使得他成为一个少有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家。     

略论但丁作品中对“人”的解说

但丁在其作品中对"人"作出了深刻的解说,其中"地狱"被描述为人类偿还尘世罪孽的场所,"炼狱"是人类精神净化的过程,"天堂"则是人类道德升华的目标。以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为背景,考察但丁关于人性高贵的观念与当时西欧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以说明他在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所处的历史地位及文化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