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追求法的真善美——以立法为起点,基于新修订的《保险法》为视角

在当代中国,法治理念已深入人心,法治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体现法的真善美的社会.但现行的有的法律在适用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为此进行必要的修订,新<保险法>将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文章简要阐述法律真善美的基本内涵,进而分析<保险法>在修订过程中与修订后的内容对法的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与不足.     

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进步法》）是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准则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新时期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方针和战略．强化了激励自主创新的措施，为新时期科技事业发展和全社会科技进步奠定了重要的法治基石。其修订补充的各项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科技工作的新特点。     

论新《保险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为视角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即以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为视角来强调新《保险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以此来探寻新《保险法》的价值所在。本文将旧《保险法》中的说明义务与新《保险法》中的说明义务进行比较,认为相较于旧《保险法》来说,新《保险法》第十七条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从根本上加强了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本文运用分析的方法对新《保险法》第十七条中的说明义务进行分拆和解析,明确了新《保险法》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侧重点。通过比较和分析,本文得出来这样的结论：即《保险法》的价值之一在于最大限度地在保险市场方面实现公平,也就是更加侧重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的几个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它集保险契约法和保险事业监督管理法于一体,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保险法。随着《保险法》的颁布和实施,保险合同纠纷日益增多。本文结合《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对保险合同纠纷的种类及案由、保险利益的确定,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因素等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新刑诉法中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看“亲亲得相首匿”的中华法制传统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亲亲得相首匿”的基本法律原则。在以家庭为本位、重视血缘亲情关系、提倡礼与法相融合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富有人性的原则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试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中华法系中“亲亲相隐”的法治传统的历史发展、长存于古代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     

也论法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法治理论的首倡者,而柏拉图则是人治论者的代表。针对这一观点,本文通过介绍柏拉图一部通常为人们忽视的著作——《法律篇》中所体现的法律权威等重要的法律思想,指出柏拉图晚年已由主张人治转向主张法治,《法律篇》中体现出的法律思想是法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论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化

本文认为，现代法治社会中，道德是法律产生、存在和作用于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法律在本质上应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道德化的法治，即在价值理念和法律制度上应体现现代法治和广大人民的整体要求。     

论正当法律程序——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在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对正当法律程序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法律理论往往是法律制度的先导,在理论上的成熟为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研究正当法律程序,并在法律制度中体现和完善,实为法治建设所必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解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进步法）将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笔者最大的体会就是：科技进步法体现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着力从制度上解决科技进步中存在的问题，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为推进全社会科技进步，建设全面小康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基础。     

中国商标法精神的法治价值取向--私权优位论

经过2001年第二次修订的中国《商标法》,明显加大了对商标权人的保护力度,它是"知识产权是私权"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商标财产的私权属性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这从近现代财产权理论论证其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当中显而易见。新修订的《商标法》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保护私权的重要性,并不失与现代法治所要求的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立法方向。     

论新《安全生产法》的传播和实践

法律作为我国依法治国的根本,也是维持我国正常发展的根本。《安全生产法》在通过全国人大的修正后,法律法规更加完善,这次修正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前进成果,也是表达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为了全面发挥《安全生产法》的作用,必须积极进行传播与实践,通过科学的方法,全面提高我国法治建设水平。     

论宗教对于西部法治建设的影响

宗教与法律密切联系。在历史上,二者曾不分彼此,血脉相连。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便具有宗教与法律的双重属性。西部地区由于其原有的传统习俗、社会习惯以及人口素质等因素的作用,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相当的地位。如何理解宗教与西部法治建设的关系,扬长避短,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促进法治精神的普及,搞好法治建设,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河南法家群体与中国早期法律文明——以先秦为中心

在中国早期法律文明形成过程中,河南涌现了一大批法家代表人物。针对当时的社会治理困境,河南法家群体阐发了缘法而治、术治等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国早期法治理论的滥觞;他们在中国早期成文法的创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官方制法与私家制法领域并驾齐驱,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河南法家群体在中国早期法律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无论是在私家律学教育上还是在官方律学教育上,都成绩斐然,并深深影响着后世。     

《管子》“以法治国”思想初探

《管子》从治国、强国的目的出发 ,提出以法治国的思想 ,它围绕立法、执法、守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管子》的法观念具有超时代的价值。《管子》“公国一民”、“颁法”思想体现了法的严肃性。既在于法的内容 ,又在于执法程序的严肃性 ,具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含义。     

基于法政策下的侵权立法研究

法律政策,或者是社会政策,以两种面目来影响法律：一方面,作为行为规范而存在,这是显性的、直接的;一方面,作为观念而存在,这是隐性的、间接的。具体而言,法政策对民商法律实施过程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则的理解、补偿规则的漏洞两方面。对于既有规则,特定社会政策与法律政策取向总会影响法律实施者的具体理解。在立法滞后的情形,法律实施者可能依据特定时代的社会政策、法律政策而赋予旧规则以时代意义,或者直接根据法政策取向对有关利益关系进行衡量和选择。因此本文从法政策角度探讨法政策和法律的关系,进而在此前提下对《侵权责任法》进行思考。     

高危行业必须为职工意外伤害投保煤矿将率先投

本刊讯高危行业的事故频频引爆社会同情的神经,到底谁来保障矿工们的生命和其家庭利益?4月13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国保监会湖南监管局联合下文,开始在高危行业推行强制性的职工意外伤害保险,职工的最低保险金额为4万元/人,由企业统一支付,不得向职工摊派。为切实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高风险生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根据我国《煤炭法》、《安全生产法》、《劳动法》、《保险法》等法律,结合我省安全生产实际,三局《关于在高风险生产企业实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意见》文件规定,我省的煤矿、非煤矿山、…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争议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上得以正式建立,并将于明年开始实施,现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就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解读,结合先期我国各地试行刑事和解的具体实践情况,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案件适用少,诟病频的问题,从刑事和解的具体实施与建立配套制度方面提出解决办法,以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进而提高其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推动和促进我国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台湾地区《大学法》可操作性论略

要使应然的法律规范成为实然的法律秩序,使法律成功地保持对现实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就必须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大陆《高等教育法》已颁布实施多年,但在处理实际案件过程中仍缺乏一定的衔接性和可操作性.如何更好地完善《高等教育法》,推进高等教育法制改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台湾地区教育法制起步较早,教育法制的改革及教育法律的修订一直是台湾民众较为关心的重要议题.台湾地区《大学法》经过七次修正,其可操作性的不断提高,相关法律解释制度的不断完善,能够对大陆《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提供借鉴.     

大学生法治信念教育中的法内涵探析

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个体的法治信念,而任何信念的内化都需要相关社会生活现实与信念表述的相容性.法治信念的塑造需要探索法治信念与社会个体现实生活的相关性,法治在人-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存在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律规范来源于人类个体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共识性元素的理性表达,其元素是人类个体现实生活规律的具体化.法来源于人与社会相互作用进而形成国家这一社会运行工具之后的制度化选择,法在此过程中承担了人通过国家来运行社会的沟通渠道的作用.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律人与非法律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明晰的要求和路径。法治中国的实现和法治理想的谋划是法律人与非法律人共同的事业。法律人的存在,特别是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性很强的法律知识,为法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性和准备,这种知识无疑是法律人理性的体现。但法律存在的正当性,不仅在于法律人的理性,也在于法律是非法律人对于良善生活要求的反映。而且,法律效用与法律目的的实现,也离不开非法律人的认同与参与。法律的良性运行不仅仅要依靠法律人,还要依靠非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