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中的唐人“胡气”

鲁迅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杜诗中对唐人的"胡气"也多有反映,描摹了当时的"胡气"具有怎样的面貌,包括杜甫对一些胡风胡俗的态度,他对汉、胡民族的依存关系的独特看法,以及老杜在一定条件下对任用藩将胡人的认同,等等。     

从对仇兆鳌的毁誉来看《杜诗详注》的价值

中日学界对仇兆鳌《杜诗详注》的评价往往毁誉参半。将清代以来学者对《杜诗详注》的褒贬之词进行梳理,并进一步结合其成书背景及相关文献考察这些评价允当与否。可知,诸家对《杜诗详注》价值缺陷的指摘有失公允,有必要重新对相关诋毁与称誉重新审视：一是针对《杜诗详注》的引文中含有仇氏杜撰成分的说法,其实,同时代的注释书几乎都存在更改原文的地方,而在明清时期改字解杜风气盛行的背后《,详注》的引文本身也极有可能已经被改字了;二是针对《杜诗详注》的注释含有冗赘、画蛇添足的要素之说,特别在音注方面,之所以令读者感到冗长乏味,与作者本着诲人不倦的启蒙原则是不无关联的;三是针对《杜诗详注》中仇氏频频将其出生地域的发音视作杜甫的中古音的发音的情况,无疑属于仇氏的注杜之失,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杜诗详注》中存在的大量音注又为我们了解当时所在地域的发音提供宝贵的资料。     

论清初汉族士人碑传文中的“移情”叙事

清代前期的碑传文虽然受到文字狱传递的"自我压抑"的影响,但汉族士人在叙述中有强烈的当下关怀意识及参照架构。碑传文的作者不仅为人代笔,而且主动参与传主故事的建构中,"移情"叙事,自书幽情,凸显自我的存在,表达对现实的关照:一是运用纪年叙事话语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二是碑传文中对"忠""孝"的不同书写情态;三是撰写者不断突破记录功能,运用"面具"书写,借题发挥,达到以文传情,关联呼应时代的写作目的。     

“不笺一字是功臣”——论明清杜诗学中的一种极端倾向

鉴于旧注的穿凿附会,明清以来的许多杜诗学者们在注释杜诗的时候完全删去旧注,仅仅保留杜诗原文,即所谓的白文本。杜诗白文本编选者的理论倾向显得极为偏激,主要是针对旧注之弊而发,其对杜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赵次公《杜诗先后解》的诗学阐释

宋代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除字词的音义、典故的出处之外,还增加了诗学批评与研究的内容。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等创作理论的影响,赵次公注释中的研究内容包括杜诗的用典之法及诗格、对仗、倒装、句眼等诗歌技巧等方面。其中,对用典的分析包括专用、借用、直用、翻用、用其意、展用、倒用、抽摘渗合而用、用事之祖孙、暗用、化用、贴用方面。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寓批评于注释中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诗学阐释,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贡献。     

唐赋空间叙事艺术

唐赋作家注重从空间思维出发对外部客体世界作精细的描叙而构成规律性的空间方位联结形式，表现为可视阈与超视阈两种叙事空间。其空间关系还经常与事类叙述结合起来，从而建构起一个宏放博大、无所不包的空间世界，组成唐赋基本的图案框架。更进一步的是，唐赋作家还利用空间方位的变换来推动叙事的进程，空间叙事与历史叙事相结合，使唐赋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时空体。     

海明威在叙事时间上的策略运用

站在经典叙事学的角度,对海明威小说叙事时间策略进行文本的分析,并将文本细读和叙事理论探索相结合,在叙事时间的视域下对叙事方法进行讨论,可以看出海明威的叙事策略精心巧妙。他成功地利用叙事时序的交错表达特定的效果;娴熟地把握叙述时距和频率来控制叙述的节奏。这些策略的运用使他的作品产生了持久深远的艺术感染力。     

电影《长津湖》声音叙事类型与功能分析

影片《长津湖》通过语言主体、音乐、音响三大声音元素的有目的选择和有效组织,于声画同步、声画对位、声画对立的叙事中,艺术地展现了多种声音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心理、时空转换、渲染气氛、深化主题的叙事功能。电影以人物声音为媒介,塑造了敌我对峙的两军军人形象,刻画了伍百里、梅生、雷公、伍万里等形象的心理活动,推动了抗美援朝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正义战争”的主题性。同时,以电影音乐、音响为手段,转换影片时空的画面,渲染了战争的悲剧感,渗透着“荣耀庄严”的情感叙事,抒发了保家卫国的自豪感。     

街头游园建设浅探

街头游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也是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等不可或缺的场所。本文阐述了街头游园绿地的主要功能及布局原则,并对街头游园绿地设计要点进行了分析总结。     

制药工程技术创新浅探

制药工程是关乎国民医疗健康的重要产业,在制药工程中的技术创新也能够对制药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新的技术时代下,制药工程也面临着诸多的技术变革,如何应用新技术实现制药工程的创新便是促进制药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制药工程技术创新的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些制药工程技术创新的策略。     

杜甫对陈寅恪诗歌创作的影响

陈寅恪除在历史、语言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外，他的旧体诗也写得很有特色。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承上，他与杜甫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借鉴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学习，更多的是得其忧国忧民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杜甫的时空意识对陈寅恪的影响，铸就了陈寅恪诗歌深邃阔大的品格。     

＂词中杜甫＂说总检讨

"词中杜甫"说不是王国维的"专利",周邦彦不是唯一的"词中杜甫"。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宋词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词人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宋人只以柳永比拟杜甫。"词中杜甫"说主要是清人推尊词体观念的体现,多是论者对所推崇词人的最高评价,实质上是为自己词学理论服务。"词中杜甫"的价值和地位多是"层累"地造就的,对其"身份确认"多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基于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有"片面的深刻",但往往远离史实和原生态。不同时代的词论家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此说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其中以辛弃疾、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合理性程度最高。应从不同角度综合评价此说。     

为情造文——从《雕赋》看杜甫的文体创构

杜甫《雕赋》是其求仕的最后一试。其诉求建立在两个支点上,一是光荣的家世,一是非凡的才能。重点在明志。该赋由是摆脱“乞怜之态”。雕的意象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的象征,关键是敢于直言廷诤,致君尧舜。因此该赋属“为情造文”的“诗人之赋”。在语体上则注重多视角、多层次铺叙的赋法及其语词的双指向,并由两组不同指向的语词造成依附性与野性间的张力。雕意象的二重性深刻地体现了杜甫人格的内在矛盾。     

杜甫亲情诗的日常化书写及其对宋诗的影响

杜甫一生之中创作了大量诗篇,而亲情诗在其整体诗歌创作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诗歌中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诗经》早已有之,至杜甫则将诗歌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亲情诗中尤为突出,主要以日常语的运用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来展现。随着宋代诗人对杜甫的推崇,使得这种写法对有宋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加注重日常生活题材的书写。     

论黄道周骚体赋

黄道周的骚体赋，表现了浓郁的屈骚情结。他以个人之力，对屈原二十五篇楚辞作品全面模仿，写下六十二篇仿骚之作，已是一奇。从体制形式上看，黄道周仿骚作品，有模拟有创新，既有鲜明的屈骚风格，又有黄子的创作个性。从情感内容看，黄子的仿骚作品，既代屈原立言，重塑和再现了屈原的光辉形象，又为自我写心，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是黄道周自我形象的写照。黄道周把汉代以后的仿骚创作再次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屈骚的异代嗣响是黄道周与屈原感情共鸣的结果。     

说《唐诗三百首》

乾隆时代孙洙选著的《唐诗三百首》是一种普通的"家塾课本",而三百多年来流行极广,影响极深。考其原因,在于它范围在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审美标准之内。这个选本受沈德潜诗学理论的影响,也间接反映出乾隆盛世的气象。选诗突出重点,也是这本书的特色。孙氏囿于他选择的标准,也有其严重的不足。有关这本书的优胜和欠缺,都值得后世选家借鉴和研究。     

论杜甫人生心态在华州弃官前后的改变

杜甫早年执著于通过参与政治而跻身精英阶层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在至德二年(757)春到乾元二年(759)秋的两年多时间里,整个社会态势的恶化和个人机遇的一再丧失,使杜甫放弃了自我实现的目标,转而回归于在乱世中远祸全身的人生本位,以与世推移的态度应对现实.他在成都用托迹官府、寄食友人的方式获得了暂时的安定,但生计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持久安定的渴望和对生活前景的迷惘糅合为沉重的抑郁感,笼罩着杜甫弃官后的人生道路.     

赵孟頫的题画诗

赵孟頫的题画诗创作凸显了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林泉之思,注重诗风与画风的和谐,善于把绘画的思维和技法融入到诗歌中来,注重意象的选择运用,时空感、色彩感和形象感非常鲜明,凸显了一个著名书画家兼诗人所作题画诗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