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谈到怎样理解开元天宝年间的边塞战争

在当前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中,无论对边塞诗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各家,无不以初唐至玄宗一百多年对外用兵的性质作为评价边塞诗的前提条件。对于唐开元天宝以前的边塞战争,大家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基本上是唐王朝对外族侵略进扰的抵御、自卫。有争议的是开元天宝年间的边塞战争,历来古典文学工作者在接触这个问题时,很少能深入实际地认真研究,作出公允的结论,从而在这个时期的边塞诗和边塞诗人的评价问题上,造成了矛盾和混乱。吴学桓、王绶青的《边塞诗派评论质疑》(下称《质疑》,见《文学评沦》八○年第三期)有一段话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妨摘录如下:     

唐代边塞诗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

历代都认为唐代边塞诗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文学评论》八○年第三期发表了吴学恒、王绶青同志的文章,他们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一般不涉及爱国主义问题,而唐玄宗后期的开边战争又是不义战争,因此,把整个边塞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都否定了,并且对持此见者冠之以“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商     

简析《诗归》对竞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郑莫”并称与晚清“宋诗运动”

道、咸间贵州籍杰出诗人郑珍和莫友芝,最初以学者身份齐名,后因近代“同光体”诗派兴起,郑、莫的诗歌价值渐为世人所认可,故此才以诗名并称.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较早明确揭橥“郑莫”的诗歌价值及诗史地位,从而使之成为“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二家创作本质上都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点,但表现又同中有异,在同时代宋诗派作家中可谓自树一帜.     

论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诗学思想的共同性

在研究盛唐诗歌时，人们总是倾向于以创作题材为依据把王维、孟浩然划归山水田园诗派，而将高适、岑参列进边塞诗派。题材的区别固然导致王孟诗风与高岑诗风的差异，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其作为盛唐气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言，在美学追求乃至诗学思想方面都呈现出其种共同性。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都存在着崇尚建安风骨的倾向，在倡导和实践“风雅”观上也有一致之处。认识到这种共同性，虽然有助我们更真切地理解盛唐之音的全部内涵。     

雄篇秀句壮山河——元代少数民族边塞诗成就初探

一 在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宝库中,边塞诗以其独特的题材和鲜明的特色而呈放异彩。边塞诗的繁荣,往往跟某一历史时期频繁的边事活动以及文人的参与有关。如盛唐时期,国势强盛,中外交往频繁,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守边和扩边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当时文人墨客政治上多怀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精神,其中一些人便纷纷从戎入幕、随军戍边。他们亲身经历了边地生活的体验,开拓了创作视野,获得了崭新的题材,他们以豪迈的笔调描写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边塞风光,抒发了戍边将士特有的思想感情。因而,盛唐时期涌现了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李颀、王瀚等一批著名的边塞诗人,形成了一个群星灿烂的边塞诗派,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篇,在我国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昌龄的边塞诗

边塞战争、军旅生活,是自《诗经》以来历代诗歌创作中常见的题材。唐代,尤其是盛唐,边塞诗歌和以写边塞诗见长的诗人,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多。其中,高适,岑参,习惯上被称为边塞诗歌的代表     

点化:古典诗词语言的借鉴与翻新

点化,原指古代方士的一种点金术。《景德传灯录》卷十八载灵照禅师有“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之妙。古代文论家借以指对前贤诗文语言的借鉴与与翻新。文学创作中的语言承继现象尽管早在汉魏时期的文人创作中已普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正式提出却是宋代的事情。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开山人物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人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点铁成金”遂成为江西诗派的重要文学主张。这种文学创作中的“点金术”,葛方立称之为“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南宋魏庆之撰《诗人玉屑》,专设《点化》卷,列举了众多诗词创作中“蹈袭古人之意”却“袭而愈工,若出于己者”的名篇佳计。对“古人之陈言”进行点化,方式多种多样,或整用成句,或增减字面,或翻换言语,或提炼文意,但都必须具有推陈出新、以拙为巧、化腐朽为神奇之妙,方不涉“窃取”之嫌。     

浅谈王昌龄及其诗歌

盛唐文学中的边塞诗派一直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所瞩目,边塞诗派中的王昌龄作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也备受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除了诗歌之外,王昌龄的生平事迹在史料中保存下来的很少,这就为研究者研究其诗歌造成很大的困难。笔者根据现有史料及流传下来的王昌龄诗文,试图从这些文字的表象中探寻他的真实的内心世界,笔者认为他的悲剧性人生以及其诗歌中所蕴涵的难以言说的无奈悲凉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局。     

王维的金戈铁马审美模式研究——兼与盛唐边塞诗人比较论

王维是个横跨山水、边塞两大诗域的重镇人物.其山水诗向有“覆盖古今”(《西清诗话》)之盛誉,而其边塞诗便从未得到人们应有的珍视.其实,王维边塞诗的成就及其在盛唐边塞诗派里的特殊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王维今存边塞诗30余首,其数量较之边塞诗巨星高适几不相上下,仅次于有边塞诗60余首的岑参,而远远超过了王翰、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颢诸边塞诗人,第二,从边塞诗创作     

《国风》原是祭社诗(附:孔子“乐正”考)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和利用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首先论证出《国风》是祭诗,然后进一步论证出《国风》是祭社诗。《国风》正是诸侯祭社活动的祭诗,其中“国”指“国社”,“风”指“巫风”,即祭祀国社的巫歌。同时,还考证出《国风》的作者是“瞽”。瞽并不是什么盲乐师,瞽如同后来所谓的“白眼”,乃是“瞽工轻君”的代名词。“瞽为诗”就像“史为书”一样,瞽是专业的诗人歌手。瞽是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他们才具备创作《国风》所应有的音乐上和“文学上必需之条件”。 《国风》既非出于民间,也不是“统治阶级之作品”,而是“瞽”创作的祭社诗。此说的确立,不仅表明了“郑声淫”的客观性,还说明了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中的质疑的合理性和以“统治阶级之作品”来释疑的牵强性,更证明了朱光潜所说的原始诗歌“与神话和宗教相联系”的正确性。     

30年代现代诗派创作特征管窥

30年代现代诗派的崛起有着诗歌艺术发展的原因,同时代风尘亦促成了它的产生。以此为基础,现代诗派创作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反常化手法的使用与晦涩朦胧之美;二、非逻辑化的生存体验与青春病的书写者的身份获得;三、通过他们所倡导的“现代词藻”,现代诗派将本土的“直观神秘主义”植入“象征主义”的形式,于现代气息之中有着醇味悠远的古典情结。     

也谈高适《燕歌行》所感的“征戍之事”

高适的《燕歌行》诗前有序曰:“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文苑英华》、《全唐诗》“元戎”作“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这就引起了研究者对诗歌所感“征戍之事”的针对性的讨论,有的认为专咏张守珪,有的认为讽刺安禄山,总之,如清人陈沆所说:“非泛咏边塞也”(《诗比兴笺》卷三)。笔者认为,此诗并不因某人某事而发,恰恰是一篇“泛咏边塞”之作。     

3O年代现代诗派创作特征管窥

30年代现代诗派的崛起有着诗歌艺术发展的原因，同时代风尘亦促成了它的产生。以此为基础，现代诗派创作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反常化手法的使用与晦涩朦胧之美；二、非逻辑化的生存体验与青春病的书写者的身份获得；三、通过他们所倡导的“现代词藻”，现代诗派将本土的“直观神秘主义”植入“象征主义”的形式，于现代气息之中有着醇味悠远的古典情结。     

从王昌龄边塞诗看其对边塞战争的态度

王昌龄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他对当时边塞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他的边塞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当时边塞战争的态度。青年时代漫游边关,慷慨激昂,热情讴歌、积极支持保卫边关的战争;深入了解边塞和戍边士卒的现实情况后,他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开边战争;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了更深的认识,到晚年他更是明确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扩边战争。     

简析《诗归》对竟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高密单氏与高密诗派

“高密诗派”是清代中期的一个重要诗派，影响甚广，以至广西、江西等江南各省俱有“高密诗派”。作为山东著名的科举世家，高密单氏在“高密诗派”的形成与绍述广大中起着重要作用。     

论大江健三郎的少儿战争体验文学——《饲育》与《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解读

《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是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中反映少年儿童战争体验的小说,体现出的战争认识带有一定的矛盾性.《饲育》中孩子们的行为既带有善良和宽厚,也带有偏见与歧视.《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孩子们的“英雄主义精神”把这种双重性表现得更为充分.这种带有矛盾性的战争认识是作家大江早期思想的真实反映.     

论大江健三郎的少儿战争体验文学--《饲育》与《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解读

《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是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中反映少年儿童战争体验的小说，体现出的战争认识带有一定的矛盾性。《饲育》中孩子们的行为既带有善良和宽厚，也带有偏见与歧视。《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孩子们的“英雄主义精神”把这种双重性表现得更为充分。这种带有矛盾性的战争认识是作家大江早期思想的真实反映。     

杜甫《羌树三首》中“兵革既未息”释义探讨

学术界一般将杜甫《羌村三首》其三中的“兵革既末息”理解为战争仍然未结束（或还未结束、尚未结束）,但细细推究起来,却不如“战争全都没有结束”的解释准确。这可从“既”字的解释和该诗的创作背景上得到论证。